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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陈垣．史讳举例［M］．新1版．北京：中华书局，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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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书编例史 第四章 史书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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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是中国古书之一大宗，其具体的编例数不胜数。编年、纪传、纪事本末是史书的三大体裁，方志是史书中的重要门类，我们就此四者择其大者而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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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书编例史 一、编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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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年体是按年月日顺序记载历史事实的一种史书体裁，晋代杜预言编年体的记述方式云：“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异同也。”(1)即记事首先标明年代，年代之后记季节，季节之下记月份，月份之下标日期，日期之下述史实，编年体就是以这种方式编排众多历史事实的史书体裁。编年体产生之后，其编例不断地发展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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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年体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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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年体的发端可以追溯到上古原始的记事方法。编年记事是古代史官记述历史的通用方法，中国现存的甲骨文中，就有大量按年月日记事的例证，金石文字具有时间记载的例子则更多。王国维曾对编年记事法作过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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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先日次月次年者，乃殷、周间记事之体，殷人卜文及庚申父丁角、戊辰彝皆然；周初之器，或先月后日，然年皆在文末，知此为殷、周文辞通例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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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与金石文献只是原始的资料记载，还不能算作历史书籍，它们还处于编年体发展的萌芽状态。后来的《尚书》则向编年体迈进了一大步。《尚书》由《虞夏书》、《商书》、《周书》三大部分组成，这三部分本身就是按时间顺序编写，而每一部分又按部落首领的前后顺序组织文献。这样，一个由原始社会末期、夏、商、周各代构成的上古通史体系便初步形成。《尚书》中的有些篇章还标有年月日，如《金縢》有“克商二年”，即周文王十三年；《牧誓》标有“甲子爽昧”，甲子为周武王十一年，爽昧即天明；《召诰》一文中按月日详载召公奉命营造洛邑的进程，等等，这些都具有编年体文献的特征。但《尚书》中这样的篇章并不多，且在总体上也没有形成严格按时间编排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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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时期编年记事的方法在春秋时期正式发展成为史书的一种体裁——编年体。春秋时期，各国都有专门史官来记述和编写本国历史，其中不少都称为“春秋”，故孟子有“百国春秋”之言，但这些史书多不传于今。孔子据鲁国及各国史书修纂而成的《春秋》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是第一部名副其实的编年体体裁史籍。在甲骨文和金石铭文中，多有时间的标识，但对时间的书写并不固定和统一，有的日月在前、年代居后，有的年代在前、日月居后，有的只记年、不记日月，有的只记年，或只记月，或只记日，形式不一。《春秋》中，这种按时间记事的方法又有发展，确定了按年、月、日的顺序记事，把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242年的历史，按照发生的顺序排列起来，中国第一种重要的历史体裁——编年体由此正式诞生。编年体自产生之后，编例不断完善，下面就主要的编年体史书作一概述，以勾勒编年体史书编例不断发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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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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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记事简约凝练，少者一字，多者也不过五十字，242年的历史全书只用了18000字。由于《春秋》文字过于简略，后人理解有一定困难，于是便出现了为其作注解的著作，比较著名的是“春秋三传”，即《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其中，由左丘明组织当时学者编撰的《春秋左传》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史价值，使编年体体裁更加进步，进而趋于成熟。与《春秋》相比，《左传》的进步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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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从记事时间范围看，比《春秋》多出百年以上。《左传》记事仍以鲁国十二公年号为准，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年），下讫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断限比《春秋》多出十四年；而叙事则上溯至周宣王二十三年（前805年），下至鲁悼公十四年（前454年）。记事时限，总计比《春秋》记事多出百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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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记事内容的增广。《春秋》一书只记事不记言，而《左传》中则到处可见娓娓动听的言论和关系重要的文告，事言相兼，文采斐然，梁启超因此称其是一种“组织体的”著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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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记事方法的改进。《春秋》所记，史事都是标题式的，没有具体内容，相当于简括的历史大事记，王安石因讥其为“断烂朝报”；《左传》对史事的记载则非常翔实，它以《春秋》为事纲，详详细细叙述事件的原委本末，对人物的刻画深刻细致，对战争的描述曲折生动，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如“郑伯克段于鄢”一事，在《春秋》中仅此六字，而在《左传》中则多达四百余字，将郑庄公家庭间的矛盾、郑庄公之母对庄公之弟向庄公的放纵、其弟野心的步步暴露、群臣的警告、郑庄公对其弟的一举击败以及颖考叔调和庄公母子关系等整个事件原委叙述得清清楚楚，极尽委曲详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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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史论的增加。除却叙史之外，《左传》还对史事进行评论，开后世史论之先河，《史通》云：“《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4)这也是《左传》于《春秋》的改进之处。《左传》的评论方式有三种，一是作者以“君子曰”方式直接进行评论，这种方式一般在篇尾出现，如在周王室与郑国互相抵押人质一事之后，以“君子曰”发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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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蘩、蕰、藻之菜，筐、筥、锜、釜之器，潢、污、行、潦之水，可荐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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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论指出两国相交应以礼仪忠信为原则，而不能互相欺骗，言行不一，出尔反尔。《郑庄公戒饬守臣》一文中以“君子谓”发论，赞赏郑庄公以礼治国：“郑庄公于乎有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许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6)二是借用前人的话或假托前人的话进行评论，这种方式多在正文中出现，随处可见。三是用当事人或具有影响力人物的话代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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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左传》有时追记事之始，有时顺记事之终，这一点更是打破编年体之严格束缚而有以补救编年体之不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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