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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时期的编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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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荀悦《汉纪》编写成功的影响，晋代袁宏又撰《后汉纪》30卷，所记之事始于公元25年刘秀称帝，终于公元220年曹丕灭汉称帝，是东汉一代的编年史。袁宏在书中使用“言行趋舍，各以类书”(13)的编撰方法，把发生在不同时间的一人言行或时代较近的同类人物以类相从，集中记述，丰富了编年体的表现手段。如卷五写闵仲叔时，又记述了以隐士终身或度过长期隐居生活的其他人物王丹、严先、周党、王霸、逢萌等；卷十一写章帝礼遇江革，因叙述了江革的生平，并介绍了毛义、薛苞等人，这都是以孝著称的人物。这种写法，吸收了纪传体的长处，扩大了编年史可能容纳的范围，比荀悦的连类列举更有发展。《汉纪》和《后汉纪》在编年体裁中把记事和传人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早期编年体裁记事内容狭窄的局限性，是编年体裁的又一个创举。在记载历史人物和典章制度方面虽不及纪传体全面完整，但其言简事赅，纪传亦不能代替，编年体从而取得了和纪传体对峙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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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其他编年体史书，在编写上亦有所创新，如干宝《晋纪》肇为“谱注”以备委曲，并创为“总论”之体，裴子野《宋略》沿用。何之元《梁典》，遂使之依梁朝兴衰存亡之迹将全书分为六“意”：《追述》讨寻梁武帝在齐末的发迹之路，《太平》称述梁朝渐趋全盛之气象，《叙乱》备载侯景乱梁之经过，《世祖》胪叙江陵政权之始末，《敬帝》专记梁陈“禅让”之详情，《后嗣主》颂扬王琳延续梁祚之功绩。对于何之元《梁典》构置《后嗣主》以详载王琳“崇立后嗣”之始末的这种措置，明代史家朱明镐曾予以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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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之亡也，不亡于敬帝禅陈之年，而亡于王琳遇获之年。王琳一日未死，则梁一日未亡。敬帝之后尚有明帝，此梁本纪之所宜收者。王琳乃心王室，天之所废，必欲兴之，衍梁祚至七十五年之久，此梁列传之所宜收者。姚氏修本纪，则删明帝，修列传，则削王琳，不如何之元所纂《梁典》，犹存其行事而不没，其实为一时之良史也……梁代之史，要当以何氏之《典》为正。(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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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典》的编纂方法显然并非纯粹的编年体，《梁典序》中所叙“事有始终，人有素行，本末之间，颇宜铨叙”云云，即表明其书编例上实寓纪事本末于编年体之中。纪事本末之体，原本滥觞于《尚书》。何《典》既按时间先后又分六“意”以叙梁代史事的这种谋篇布局，就其渊源而论，可能是对《尚书》的模拟。因为何氏既以《尚书》之“典”命名其书，也就不能排除他在编年叙事的总体框架下，选取《尚书》所首创的纪事本末之法，用以“铨叙”历史事件来龙去脉的可能性。这种编次是对编年史书的又一次改造，“进一步加强了史书的政治内容和对历史演变过程的描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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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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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编年体史书发展缓慢，数量较少，但前期编年史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编纂经验，为宋代编年史的辉煌成就奠定了基础。宋代产生了我国最大、最完备、最系统的一部编年史《资治通鉴》，我国古代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19年编纂而成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参见第二章第五节）。全书把1362年的史实，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资治通鉴》产生之后，人们争相传抄，汴梁纸张为之而贵，它的产生使一度衰落的编年体史书又蓬勃发展起来，世人不再褒纪传，贬编年，清浦起龙说：“至宋司马氏光，始有《通鉴》之作，而后史家二体，到今两行，坠绪复续，厥功伟哉。”(16)《资治通鉴》是古代编年体史书的杰出代表，是中国史学史上的又一里程碑，史学家们因此把司马光与司马迁并称为“史界两司马”。《资治通鉴》使编年史书臻于完善，与前代编年史相比，其在编例上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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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创立了我国第一部叙事翔实完备的编年体通史。《春秋》及“三传”都是断代编年体，班固《汉书》创立纪传体断代史之后，历代史书都以断代为主，编年体亦是如此。南北朝时期，虽有梁武帝命撰《通史》，魏有《科录》等仿纪传体通史，但多无创作，不传于世；唐杜佑撰典制体通史《通典》，但还没有一部贯通古今的编年体通史。北宋建国，结束了五代十国封建割据的局面，客观上需要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史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司马光顺应这一社会需求，组织编写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满足了人们阅读史书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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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发展了编年体史书的记叙方法。在记人方面，《左传》只记与事件相关的主要部分，对人物生平、籍贯、世系等内容往往缺而不载；《汉纪》和《后汉纪》采用连类列举和以类相从的方法，使人物的记叙方法更加完善，但也只是因人或因事而及，对人物的记载并不系统。司马光等人编撰《资治通鉴》，规定了记人的方法：“凡入长编者，即注明某地人；父祖已见于前者，就注明某人之子、某人之孙，某人有重要文章，亦摘要收入。”(17)书中对首次遇到的人物，都附载其邑里和世系，这相对于前代编年体史书来说，是一个重要发展。在记叙历史事件方面，《资治通鉴》采用相对集中的方法，使同一事件的材料，不再分见于多处；采用追溯的方法，在叙述本事之前，用“初”、“先是”等追溯该事的因由，使事件的前因后果、始末首尾一览而知。《资治通鉴》的这些记叙方法“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袁”(18)，吸取了纪传体的长处，避免了编年体的缺陷，为编年体注入了新的活力，是对编年体史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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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创立考异法和目录法。《资治通鉴》附有《通鉴考异》和《通鉴目录》各30卷。魏晋以来，史籍纷繁，一事记载往往真伪混杂，互相抵牾，司马光之前的史学家多是根据自己的判断自行取舍，其裁断的因由与根据则无从知晓。司马光等人秉持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对比不同来源的材料，以事实为根据，“参考群书，评其异同，俾归一途，为《考异》三十卷”。《资治通鉴》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史实，是一部总计294卷的长篇巨著，头绪纷繁，卷帙浩大，为翻检方便，司马光等人于修史同时编写了《通鉴目录》30卷。《通鉴目录》不同于一般的书目，它是将《资治通鉴》中的重要事件用标题列举出来，按目寻检，一索即得，有提纲挈领的功效。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因按年记事，故没有篇目，不作目录，只是以年检索。司马光突破这种旧例，分三部分将年表、帝纪、历法、天象、目录、举要、索引集于一块，开创了编年体史书多功能目录的新形式，使编年体更臻于完善，将我国的历史编纂学推进到了新的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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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资治通鉴》的影响，“上起三国，下终五季，弃年而行纪传，史体偏缺者五百余年”的史界著史状况得到了彻底改观，编年体又重新确立了在史坛中的地位。从此以后，以《资治通鉴》形式为体裁的编年体史书又蓬勃发展起来。南宋出现了以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为代表的编年体巨著，后来则有明代谈迁的《国榷》、清代陈鹤的《明纪》、夏燮的《明通鉴》等，一大批编年体史学著作相继问世，并形成一种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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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书编例史 二、纪传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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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它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体裁记载历史事实的先例，自此之后，历代修史者纷纷效法，纪传体成为后世各代撰修史书的典范。宋代郑樵评价《史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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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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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赵翼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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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纪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郑氏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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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梁启超称赞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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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史公创造力之雄伟，能笼罩千古也。(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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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由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修撰，东汉班固因其体例著《汉书》，对纪传体作出改进，使其更加完善整齐。《史记》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构成，东汉班固《汉书》将“世家”并入“列传”，改“书”为“志”，以后各代之纪传体史书大都由本纪、表、志、列传四体构成，但各纪传体史书有的无表，有的无志，而纪、传二体必备，故这种新创的史书体裁被称为纪传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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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传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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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传之体裁并非司马迁凿空独创，而是其参酌古今典籍，不宗一书，不祖一体，匠心独运而成。历代学者对纪传之起源都有探讨，清初阎若璩认为纪传之体源于《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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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之有本纪，为一史之纲维，犹《书》之有帝《典》，体以谨严为主。故今二《典》所载，皆用人行政大者。若他节目细事，如设官、居方，别生分类，则散见《汩作》诸篇，盖即后代志与传所出也。(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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