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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吕后、东汉诸皇后虽身未及帝，但其行使帝王大权，能够左右局势，号令天下，虽无帝名而得帝实，为其立纪，似在情理之中。历代纪传体史书中还有追尊立纪之特例。这些入纪人物终其一生没有登临帝位，但其后代子孙却能统驭六合，位至极尊。当其子孙称帝后，这些业已作古的先辈被追尊为皇帝，史书在记载之时便将其入纪。曹操是三国时代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生前消灭了北方的众多割据势力，统一了中国北方大部分区域，并实行一系列政策恢复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奠定了曹魏立国的基础。曹丕称帝后，曹操被尊称为“魏太祖武皇帝”。陈寿著《三国志》时，为曹操立《武帝纪》。晋代司马炎称帝后，追谥祖父司马懿为宣帝、伯父司马师为景帝、父司马昭为文帝，《晋书》为此三人分别设立了《宣帝纪》、《景帝纪》、《文帝纪》，并置于各纪之首。北周宇文泰也从未当过皇帝，孝闵帝为其上尊号曰“文王”，明帝为其上尊号曰“文皇帝”，因而《周书》中为之立《文帝纪》。而历代追尊皇帝之多则莫过于《魏书》。《魏书》有帝纪12卷，首为《序纪》，历记开国君主魏道武帝拓跋珪之前从远祖拓跋毛开始的27代追尊之帝。《魏书》之后，《金史》于卷首设立《世纪》，记叙金太祖之前10位先祖的事迹与功业。赵翼对此颇为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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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金二代之兴，皆经祖宗数世开创，始成帝业。《金史》于《太祖本纪》前先立《世纪》，以叙其先世，最为明析。(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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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史》还在所有本纪后设立《世纪补》1卷，叙述熙宗之父“景宣皇帝徽宗”完颜宗峻，世宗之父“简肃帝睿宗”完颜宗尧、章宗之父“光孝帝显宗”完颜允恭三人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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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情况外，还有其他非帝王入纪的情况，如《史记》中夏、殷、周三代的本纪以及《秦本纪》中包括三代的先公先王，这是诸侯入本纪。刘知幾针对这种情况批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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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迁之以天子为本纪，诸侯为世家，斯诚谠矣。但区域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令后之学者罕详其义。案姬自后稷至于西伯，嬴自伯翳至于庄襄，爵乃诸侯，而名隶本纪。若以西伯在襄以上，别作周、秦世家，持殷纣以对。武王，拔秦始以承周赧，使帝王传授，昭然有别，岂不善乎？必以西伯以前，其事简约，别加一目，不足成篇。则伯翳之至庄襄，其书先成一卷，而不共世家等列，辄与本纪同编，此尤可怪也。(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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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帝王无纪者。这种情况是指，在史书中，有些正式立国建元的皇帝却没有以本纪书之。这种现象相对于非帝王而入纪的情况，为数不多，但却不能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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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末年，王莽废掉汉帝，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新”，改元“始建国”，正式登基称帝10余年。而班固《汉书》不为其立纪，将其事迹记于《王莽传》中，并列于诸传之末，可见作者对其之贬抑。三国时期，魏、蜀、吴三足鼎立，蜀国刘备、吴国孙权都正式称帝，建号立国；陈寿《三国志》中为没有称帝的曹操立《武帝纪》，刘、孙二人则被置于列传之中。这些都是帝王无纪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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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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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史记》于纪传体史书中首设史表，它起源于先秦的谱牒类著述，是以表格形式反映历史事实的一种体裁形式。史表受到后代史家的推赞，梁启超就曾言：“自《史记》创立史表开著作家无量法门”，“凡遇复杂之史迹，以表驭之，什九皆可就范”(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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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史表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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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表具有无可替代的功能和意义，约而言之，主要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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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表隐微之不明，补纪传之不备。司马贞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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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有《表记》，而郑玄云“表，明也”，谓事微而不著，须表明也，故言表也。(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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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史表有显微表隐的作用。历代事件和人物多如牛毛，史家著书必须进行内容选择，取谁舍谁，何详何略，常常两难。纪、传固然可以反映历史人物与事件，但多是举其大者，漏略之处往往难免，而利用史表这一形式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这个缺陷。故多受后来史家称赞。清代万斯同曰：“史之有表，所以通纪、传之穷。”(71)顾炎武所论尤为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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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表所由立，于周之谱牒，与纪传相为出入。凡列侯将相三公九卿，其功名表著者既系之以传，此外大臣无积劳亦无显过，传之不可胜书，而姓名爵里、存没盛衰之迹要不容以遽泯，则于表乎载之。又其功罪事实传中有未悉备者，亦于表乎载之，年经月纬，一览了如，作史体裁莫大于是。(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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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从《史记》、《汉书》的史表总结出表与纪传互相配合记叙历史，认为表可备传之阙漏。牛运震阐述得更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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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之有年表，犹《地理志》之有图经，族谱之有世系也，昔人推之，以为史家本源冠冕。盖事繁变众，则年月不能不详；世积人多，则传载必不能备。年表者，所以较年月于列眉，画事迹于指掌，而补纪传书志之所不及也。(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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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运震在这里说明，司马迁所创之表，在全书中具有提纲挚领的作用，它能够记述更为广泛的史事，起到纪传书志所不能起的作用。他还举例说：“如高祖功臣百有余人，有《功臣侯年表》，则一百余人之功绩、履历、官爵、封邑传国、失侯，详悉具备，检图可得也。建元以来侯者七十二国，亦同此论。若无年表，则高祖功臣侯者百有余人，宁当为百有余传乎？建元以来侯者七十二国，当一一悉为传乎？此《史记》之有年表，其命意不可及，而其立法为不可议也。”(74)而《辽史》“列传虽少，而一代之事迹亦略具备”(75)，亦是因为立表较多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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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省纪、传之文，免全书之冗。如上所述，史事如要全部写入纪、传，则不胜其多；若将某些不宜入纪、传却也不能舍弃不载的人物或史事用史表记述，则既可以补纪、传之阙，亦可以省纪、传文，万斯同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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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立而后纪、传之文可省。(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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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翼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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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多则纪、传可省，此作史良法也。(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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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史”中，凡表与纪、传同时具备者，则纪、传之卷数必多于表之卷数，这不仅仅是由于纪、传所记内容多于史表，也因为史表经纬纵横的表格式记述具有简明性特征。纪、传均以文字叙述，篇幅不免显大；而史表以表格记事，则简化了全书规模。赵翼论《辽史》之表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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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史最简略，二百年人物，列传仅百余篇，其脱漏必多矣。然其体例亦有最善者，在乎立表之多，表多则传自可少。如皇子、皇族、外戚之类，有功罪大者，自当另为列传，其余则传之不胜传，若一一传之，此史之所以烦也，惟列之于表，既著明其世系官位，而功罪亦附书焉，实足省无限笔墨。又如内而各部族，外而各属国，亦列之于表，凡朝贡、叛服、征讨、胜负之事，皆附书其中，又省却多少外国等传。(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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