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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传。类传，就是集相同性质的人物为之立传。类传是一类人物的传记，入传人物有明显的共同特征。合传也有不少以类相从的情况，但与类传有所不同。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传目标名，举凡类传，皆不以人物姓名作为传目题名，而以最能够体现此类人物共性的一个词语概而名之；合传，无论所记人物多少，一般以传主姓名或姓氏作为传目之名。因此，类传比合传“以类相从”的特点更为鲜明清晰。类传可改写为合传，合传不可为类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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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传体史书中，类传首创于《史记》。《史记》七十列传中有循吏、儒林、酷吏、佞幸、日者、龟策等十五类传。此十五类传对后世史书影响较大，《史记》之后的二十五史均设有类传，其中欧阳修所撰《新五代史》列传45卷全部为类传。各史传目名称及内容前后有因有革，有创有删，赵翼叙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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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于传之中，分公卿将相为列传，其儒林、循吏、酷吏、刺客、游侠、佞幸、滑稽、日者、龟策、货殖等，又别立名目，以类相从。自后作史者，各就一朝所有人物传之，固不必尽拘迁史旧名也。如《汉书》少刺客、滑稽、日者、龟策四传，而增西域传，盖无其人不妨缺，有其事不妨增；至外夷传则又随各朝之交兵通贡者而载之，更不能尽同也；惟货殖一款，本可不立传，而汉书所载货殖，又多周秦时人，与汉无涉，殊亦赘设。《后汉书》于列传，儒林、循吏、酷吏外，又增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传。《三国志》名目有减无增。《晋书》改循吏为良吏，方术为艺术，不过稍易其名。又增孝友、忠义二传。其逆臣则附于卷末，不另立逆臣名目。《宋书》但改佞幸为恩幸，其二凶亦附卷末（二凶：刘劭、刘浚）。《齐书》改文苑为文学，良吏为良政，隐逸为高逸，孝友、忠义为孝义，恩幸为幸臣，亦稍变其名。其降敌国者，亦附卷末。《梁书》改孝义为孝行，又增止足一款；其逆臣亦附卷末。《陈书》及《南史》亦同，惟侯景等另立贼臣名目。后《魏书》改孝行为孝感，忠义为节义，隐逸为逸士，宦者为阉宦，亦稍变其名；其刘聪、石勒、晋、宋、齐、梁俱入外国传。《北齐》各传名目，无所增改。《周书》增附庸一款。《隋书》改忠义为诚节，孝行又为孝义，余与前史同，而以李密、杨玄感次列传后，宇文化及、王世充附于卷末。《北史》各传名目，大概与前史同，增僭伪一款。《旧唐书》诸传名目，亦与前史同。其安禄山等，亦附卷末，不另立逆臣名目。《新唐书》增公主、藩镇、奸臣三款，逆臣中又分叛臣、逆臣为二，亦附卷末。薛《五代史》增世袭一款。欧《五代史》另立家人、义儿、伶官等传；其历仕各朝者，谓之杂传；又分忠义为死节、死事二款；又立唐六臣传。盖五代时事多变局，故传名亦另刱（创）也。《宋史》增道学一款及周三臣传，余与前史同。《辽史》改良吏为能吏，余与前史同，另有国语解。《金史》无儒学，但改外戚为世戚，文苑为文艺，余与前史同；亦另有国语解。《元史》增释老，余亦与前史同。《明史》各传名目，亦多与前史同，增阉党、流贼及土司传。(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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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清晰展现众史类传篇目之沿革变化，现据王锦贵《中国纪传体文献研究》所列各史类传之目列表于下（见表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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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 “二十六史”类传篇目设置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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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除上表所列篇目外，各史还有一些特殊类传篇目，如《史记》有刺客、游侠、滑稽、货殖四传，《汉书》有游侠、货殖二传，《后汉书》有党锢一传，《梁书》有止足一传，《新唐书》有公主、藩镇二传，《旧五代史》有僭伪、世袭二传，《新五代史》有死事、杂传、义儿、伶官四传，《宋史》有道学、公主二传，《明史》有阉党、流贼二传，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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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附传。附传是将某些人物附载于其他相关人物传记中的一种列传形式。这些历史人物没有显著的事迹或卓著功绩，但又有事可传，若为其一一立传则传不胜传，但又不可泯灭不记，作史者便采用这种方式记述，赵翼称赞这种方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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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人各一传则不胜传，而概删之则尽归泯灭，惟此法不至卷帙浩繁，而诸人名姓仍得见于正史，此诚修史者之苦心也。(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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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刘知幾则认为后史越来越多的附传纯粹是为了借他人以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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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兹以后，述作虽多，斯道都废。其同于古者，唯有附出而已。寻附出之为义，攀列传以垂名，若纪季之入齐，颛臾之事鲁，皆附庸自托，得厕朋流。(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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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传这一传记形式亦首创于《史记》，对附传本身而言，其形式也是多种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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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就主、从之人数而言，有一人为主、一人为从者，如《史记》之《伯夷列传》，传主为伯夷，其弟叔齐亦是孤独君之子，与伯夷互让君位，双双出逃，不食用周禄而死，《伯夷列传》用附传的形式将叔齐的事迹进行了记载；《苏秦列传》中附载了传主苏秦之弟苏代的生平和事迹；《后汉书》之《班彪列传》在记述传主班彪后又历叙了其子班固的主要事迹。有一人为主、多人为从者，如《后汉书》之《卓茂传》附载了与传主卓茂一样不仕莽朝的孔休、蔡勋、刘宣、龚胜、鲍宣5人的事迹；《明史·夏良胜传》中，在传主夏良胜事迹后，又附载了与其一起阻谏武宗南巡并因此受到株连的万潮、陈九川、张衍瑞、姜龙、徐鏊、姚继岩诸人的生平简历。有数人为主、多人为从者，这主要是合传附载相关人物的传记形式，如《史记·卫青霍去病列传》，传主卫、霍之后，又记载了其他抗击匈奴的将领李息、公孙敖、李沮、张次公、赵信、赵食其、韩说、郭昌、荀彘、路博德、赵破奴等人物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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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就附传的位置而言，有传首附传、传中附传和传末附传三种形式。传首附传，主要是指在传首之序文中附载相关人物，此类附传在诸史中相对较少，刘知幾所言“亦有事迹虽寡，名行可崇，寄在他篇，为其标冠”即是这种情况。如《后汉书·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传首有序，此序用了短短一段文字就将毛义生平履历叙述清楚，除此之外，此序还叙述了汝南薛包的事迹，之后才开始记述各位传主的生平。《汉书·王贡两龚鲍传》之序记述了“商山四皓”——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的生平简历；《明史·孝义传》为孝行特著者立传外，又于传序内将曾经旌表之数十上百人的姓名一一标列。传中附传，即在叙述传主生平的过程中根据记述内容即时附记相关人物的事迹，赵翼所言“其人不必立传，而其事附见于某人传内，即于某人传内叙其履历以毕之，而下文仍叙某人之事”(108)即是此种附传形式。这种方式在《宋书》中运用较多，如《刘道规传》叙述刘道规攻打徐道覆时，命刘遵为将，成功攻破徐道遵取得胜利，于此便插入刘遵之籍贯、官阶及卒年等生平简历，然后又继续刘道规生平事迹的记叙；《何承天传》附叙谢元、《何尚之传》附叙孟、《刘义庆传》附叙鲍照、《谢灵运传》附叙荀雍、羊璿之、何长瑜三人等都是这种附传方式；其他正史如《齐书》之《文慧太子传》、《张敬儿传》分别于传主生平的记叙中分别插叙了陶仁、姚道合之相关事迹。传末附传，即在传主生平事迹全部叙述完毕后再记叙其他相关次要人物的生平，这种附传方式比较普遍，如《汉书·鲍宣传》后记叙了纪逡、郇越、郇相、唐尊、唐林、薛方等人的事迹；《三国志·管宁传》篇末记述了王烈、张臶、胡昭等人的事迹，《王粲传》后简述了徐干、陈琳、阮瑀、应玚、刘桢、阮籍、嵇康等当代名士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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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传中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形式，即家传，它是将子孙之传附于父祖传之后的附传形式。刘知幾所谓“每一姓有传，多附出余亲”(109)与赵翼所谓“传一人而其子孙皆附传内”(110)即是这种附传形式。家传的形成有一个发展过程，其最早源头可追溯到《史记》中的世家。《史记》的一些列传中也有子孙附于父祖传中的例子，如《孙子吴起列传》中，在孙武传后附有孙膑简介；《樗里子甘茂列传》中，在甘茂之后附载了甘罗的介绍。虽然这里的附记非常简略，但已开后世子孙附传之例，后来各正史子孙附传之例愈渐增多，且附载人数也越来越多，几乎成为了家谱。班固《汉书》中，楚元王刘交传内附载其孙刘向、刘歆，周勃传内附载其子周亚夫，李广传内附载其孙李陵，张汤传内附载其子张安世、孙张延寿，金日磾传内附载其子金安上，疏广传内附载其兄疏受，萧望之传内附载其子萧育、萧咸、萧由，翟方进传内附载其子翟宣、翟义，韦贤传内附载其子韦贤成；范晔《后汉书》中来歙传内附载曾孙来历，邓禹传内附载其子邓训、孙邓骘，寇恂传内附载曾孙寇荣，耿弇传内附载其弟耿国、子耿秉与耿夔，窦融传内附载其弟窦固、曾孙窦宪、玄孙窦章，马援传内附载其子马廖、马防，伏湛传内附载其子伏隆，梁统传内附载其子梁竦、曾孙梁商、玄孙梁翼，桓荣传内附载其子桓郁、孙桓焉、曾孙桓鸾、玄孙桓典与桓彬，班彪传内附载其子班固，班超传内附载其子班勇，杨震传内附载其子杨秉、孙杨赐、曾孙杨彪、玄孙杨修，荀淑传内附载其子荀爽、其孙荀悦，陈寔传内附载其子陈纪；《三国志》中，袁绍传内附载其子袁谭与袁尚，公孙度传内附载其子公孙康、孙公孙渊，曹真传内附载其子曹爽，荀彧传内附载其子荀惮、孙荀甝，钟繇传内附载其子钟毓，王朗传内附载其子王肃，杜畿传内附载其子杜恕、杜预，胡质传内附载其子胡威，诸葛亮传内附载其子诸葛乔与诸葛瞻，张昭传内附载其子张承与张休，步骘传内附载其子步阐，吕范传内附载其子吕据，朱桓传内附载其子朱翼，陆逊传内附载其子陆抗，陆凯传内附载其弟陆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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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列举可以看出，随着时间发展，子孙附传之例数逐渐增多，附载之人由单附子或孙到子、孙、曾孙、玄孙及兄弟同时并附，比例呈加大趋势。虽然如此，前四史中每书的子孙附传亦不过十例左右，总体来说比例很小，且其附传子孙确实有事可传，并非所有祖父子孙均在一传之内，“《后汉书》，班彪与固为一传，班超与勇又为一传，一家父子尚各为传。《三国志》，诸葛瑾与诸葛恪，父子也，而亦各为传”(111)。刘宋时，何法盛著《晋中兴书》，有《瑯邪王录》、《陈郡谢录》等篇名，将东晋大族王、谢两家的人物集中为传。沈约《宋书》则在正史中正式创立了家传的形式，如卷42《刘穆之传》，后面就附有“长子虑之”、“虑之子邕”、“穆之中子式之”、“式之子瑀”、“穆之少子贞之”、“穆之女婿蔡佑”等人的传；卷77《沈庆之传》，后面附有“子文叔”、“庆之弟劭之”、“庆之见子僧荣”、“僧荣子怀明”、“庆之从弟法系”等人之传。这种家传式的列传，在《宋书》中还有很多。之后魏收著《魏书》，凡是某人之子孙，尽附于其传后，家传色彩比《宋书》更加突出。卷80朱瑞传内其子朱孟允及弟珍、腾、庆宾，庆宾子清，皆但有官位，毫无事迹；卷27《穆崇列传》中，共谱列了穆氏家族66人，而从穆崇后人穆长嵩以下，子孙只具姓名、官职，而无甚事迹记载，似家谱而不似列传。故赵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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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一人立传，而其子孙兄弟宗族，不论有官无官、有事无事，一概附入，竟似代人作家谱，则自魏收始。(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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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以下，李延寿《南史》、《北史》又沿承其例，采用家传形式，所有列传不论时代先后均只按世系编次，将一姓一族的人物集中在一起，赵翼批评这种编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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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南北史仿之而更有甚者。魏书一传数十人，尚只是元魏一朝之人。南、北史则并其子孙仕于列朝者，俱附此一人之后。遂使一传之中，南朝则有仕于宋者，又有仕于齐、梁及陈者；北朝则有仕于魏者，又有仕于齐、周、隋者。每阅一传，即当检阅数朝之事，转觉眉目不清。且史虽分南北，而南北又分各朝，今既以子孙附祖父，则魏史内又有齐、周、隋之人，成何魏史乎？宋史内又有齐、梁、陈之人，成何宋史乎？(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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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新唐书》、《明史》等仍有子孙附传之例，但不似《魏书》、南北史那样代人作家谱，而是有所选择，“必其子孙有事可传者，附之，否则削而不书”(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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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书》、《魏书》、《南史》、《北史》等史书中家传的形成与发展是当时社会现实在史学上的反映。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形成，政治上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和“公有公门，卿有卿门”的局面，家世门第于是成为选拔官吏的标准和士族间相互标榜的资本。各门阀士族因此非常重视谱牒的修撰，谱学空前盛行，当时社会“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谱学研究成为当时的主流文化之一。撰史者把当时谱牒的撰修方法移入正史，正是当时社会风气崇尚门第、家族史和谱系之学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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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书编例史 [:1704837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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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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