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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史纪事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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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纪事本末》80卷，清谷应泰（1620～1690年）等撰。谷应泰，字庚虞，号霖仓，直隶丰润（河北丰润县）人。顺治四年进士，官至浙江提学佥学。《明史纪事本末》即是他在官任浙江时聘请陆圻、徐倬等共同编撰的。《明史纪事本末》叙有明一代300多年的历史，上起朱元璋起兵，下迄李自成进北京，共选取80件大事，每事为一卷。此书对纪事本末体的发展贡献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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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取材范围更加扩大，史料价值增加。前朝诸纪事本末体史书无论采自何书，均来源于一部史书。但《明史纪事本末》编写之时并未有一部可供独据取资的明史，《明史纪事本末》则打破这种单资一书的惯例，“广稽博采，勒成一编”(170)，其主要史源有谈迁的《国榷》、张岱的《石匮藏书》、《鸿猷录》以及其他稗史等，是一部集众家之长编撰而成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广泛的材料来源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前代诸纪事本末体史书独取一书而史料价值非常有限的缺点，从而受到后人的重视。清人王颂蔚《明史考证捃逸》，卷9考证列传第四十二共34条，引证《明史纪事本末》多达20余条，占将近百分之六十；卷36考证宦官、阉党传共有98条，其中有39条引证《明史纪事本末》，占将近百分之四十。(171)博采众书是此书的一个显著特点，把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发展推到了一个新阶段，从此，纪事本末体史书不再单单是研读某一正史的“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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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史论较前纪事本末体史书更有发展。陈邦瞻宋、元二史纪事本末加入了史评史论，但只是少数篇章有之。《明史纪事本末》全书80卷，除了《亲征漠北》与《俺答封贡》两卷外，“每篇各附论断”(172)，其写法仿《晋书》论赞，用骈俪之文。这些史论，多为谷氏自己所作，间有直接引用他人之语者，表达了作者的历史见解和观点。有学者指出，至《明史纪事本末》，纪事本末体史书臻于完善。《四库总目》评价此书云：“排比纂次，详略得中，首尾井然，于一代事实，极为淹贯。”(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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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左传纪事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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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纪事本末》53卷，清高士奇撰。高士奇（1645～1704年），字澹人，号江村，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官至礼部侍郎。此书正文取自《左传》，编写上基本继承袁枢的纪事本末体例，但又有相当的增益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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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事件排列方式改变。以往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将历史大事以事标目，各历史大事按时间顺序排列；而《左传纪事本末》“列国大事，各从其类，不以时序而以国序”。即各重大历史事件先按国排序，分国之后再立目纪事。全书大事按周、鲁、齐、晋、宋、卫、郑、楚、吴、秦列国的顺序排列，将战国时期纷乱琐碎的史事清晰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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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正文之外，还增添了“补逸”、“考异”、“辨误”、“考证”、“发明”诸项内容。高士奇在此书“凡例”中解释说：“三代、秦、汉之书，经史诸子，杂出繁多，其与《左氏》相表里者，皆博取而附载之，谓之‘补逸’；其与《左氏》异同迥别者，并存其说，以备参伍，谓之‘考异’；其有踳驳不伦、传闻失实者，为厘辨之，谓之‘辨误’；其有证据明白，可为典要者，别而志之，谓之‘考证’；参以管见，聊附臆说，谓之‘发明’云。”由此可见，高氏编写此书时，正文虽全自《左传》，但就全书而言，则参考了经、史、子等各类书籍，这种做法一方面弥补了简单抄录一书而史料价值不高的缺陷；另一方面，所增诸项，“补逸”补传文之不足，“考异”列他书与传文异同，“辨误”指出传文记载之讹，“考证”备史事之佐证或提供补充，“发明”示作者之看法，这些都是编撰者的研究成果，体现出学术研究的特点，纪事本末体史书不再是简单的“钞书”，而具有了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与学术研究相结合是《明史纪事本末》及其以后纪事本末体史书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对纪事本末体裁的又一贡献、创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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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辽史纪事本末》与《金史纪事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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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史纪事本末》40卷、《金史纪事本末》40卷，清末李有棠撰。李有棠（1837～1905年），字芾生，萍乡（今江西萍乡）人，光绪间曾任峡江训导，此二书即是他在峡江任上编撰的。此二书是晚期纪事本末的代表作，与之前的纪事本末体史书相比，其最大特色是作者所撰学术色彩更强的“考异”。辽、金纪事本末正文“俱本正史”，但“其或事有异同，词有详略，兼仿裴世期补注《三国志》及胡身之注《通鉴》，取温公所著《考异》三十卷散入各条例，小注分行，分载每条之下，名曰‘考异’，以便浏览，而资参证”(174)。“考异”是作者用力最著的部分，分别占全书的一半以上；“考异”征引书目近百种，涉及范围十分广泛，有同名异名考、地理沿革考、史实异同考等多种类型；“考异”注意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汪祖辉《辽史同名录》和《金史同名录》多用于考订同名异名，厉鹗、施国祁等人的有关著作也多有征引，其史料价值在《辽史》、《金史》之上，具有相当的学术水平。虽然二书也有不足，但“编撰者力图增加该书的资料性和学术性的用心还是十分清楚的，它反映了这一时期纪事本末体史书在编撰方面所追求的目标，足以说明后期本末的特色”(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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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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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纪事本末体史书，均为一书备多事之本末者，称为传统的纪事本末体。另外还有一种纪事本末体史书，为一书只具一事之本末的战争专史，即方略，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纪事本末体史书，有人称为“别体”。方略产生于明代，当时就有记载朱元璋翦除群雄的专史问世，如《平蜀记》、《平淮记》等。到了清代，“每次军功告蒇及遇有政事之大者，皆奏奉谕旨纪其始末，纂辑成书，或曰方略，或曰纪略，随时奏请钦定，亦有他书奉旨交辑者，均率在馆人员承办”(176)。方略在清代的编纂颇为兴盛，其始于康熙时，在乾隆年间则设专修方略的方略馆。据统计，从康熙至光绪，官修方略共25部，总计2480卷，可谓卷帙浩繁。清代的方略仍属于纪事本末体，但已不同于传统的纪事本末体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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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取材不同。传统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多是据旧有的编年或纪传体史书改编抄录而成，如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改编自司马光《资治通鉴》，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改编自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章冲《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改编自《左传》。后来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及李有棠的《辽史纪事本末》与《金史纪事本末》等，不再是简单的抄录旧文，而是杂采众书，扩大了史料来源；但总体而言，其正文仍是以一部或几部著作为主，史料价值虽有提高但仍有限。清代的方略则是一种资料汇编性质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它是将军前和各地官员有关战事的奏折和皇帝批复的上谕按时间顺序编排比次而成，其资料来源是当朝相关战争的档案材料，而不同于传统纪事本末的旧史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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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史料价值高于传统纪事本末体史书。方略的史料来源于当时官员的奏折和皇帝的上谕，是对原始档案材料的汇编和排比，具有当代史的性质，现实性非常强，这决定了其史料价值明显要高于主据一部或几部史书而成的传统纪事本末体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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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记录上“一事一书”的特点鲜明。传统的纪事本末体史书，无论通代或断代，所载都是若干或众多的历史事件，记述内容均侧重于政治方面，而经济、文化、制度等其他方面涉及较少；方略则专记某一战争之过程，是军事专史，为“一事一书”之作。(177)如康熙到光绪所编的25部方略中，除《开国方略》外，其他24部分别记述了这段时期内所发生的24次重要战争。康熙朝所编的《平定三逆方略》、《平定察哈尔方略》、《平定海寇方略》、《平定罗刹方略》和《平定朔漠方略》5部方略，分别记述了平定“三藩”、察哈尔叛乱、统一台湾、抗击罗刹入侵黑龙江流域和征讨噶尔丹这5次战争，都是有关本朝军事战争的专门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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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纪事本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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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乾嘉时期的繁盛，由于仍然沿袭前代的编撰方法，而不能为晚清以来内忧外患的局面提供切实可行的参考，方略至同光二朝渐趋衰落。这个时期的史家为了更好地适应此时社会形势的需要，对纪事本末体史书加以不同程度的变通和改进，从而促进了纪事本末这一体裁的继续发展。如魏源所撰《圣武记》14卷，此书对纪事本末体的发展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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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史料来源广泛。如前所述，方略一般以各地官员汇报战事的奏折和皇帝批复的上谕为采撰对象，而《圣武记》在取材上则更为广泛，除却实录、诏令等档案材料外，还有大量的私人著述以及实地调查得来的一手资料。材料来源的广泛性使得《圣武记》比前代方略的记载更加完整、充实，其史料价值也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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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史论突出。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中史论均系抄录司马光原文；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间有评论；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虽每篇都有，但多系卷末。而《圣武记》的史论则有三种形式，正文前有序论，论述了作者编撰此书的原因、史料来源及旨趣；前10卷关于清开国至道光年间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叙事中有“臣源曰”的评论，阐述了作者的政治见解和历史观点；后4卷《武事余记》则为史论专篇，对军事制度、战守形势、人才培养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可见，史论是《圣武记》重要组成部分，其分量之大、形式之多、内容之广均超越了前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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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史书的组织方式有所改变。传统的纪事本末体史书以时间为序排列众多的历史事件；清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有所变化，采取以国为序的方法；而《圣武记》则结合当时的时代特点，确定“以地为序”的组织方式，把清朝的军事活动事件放到广阔的地域范围内进行叙述。正是由于魏源对于以往纪事本末的发展，其书问世后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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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之后，以事件为中心的纪事本末体著述中都注意加大人物叙述的分量，增加人物事迹的记载，使纪事本末体只重叙事不重叙人的弊端得到改观。夏燮著《中西纪事》，是把序录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典范。他在《海疆靖难记》中说：“是编纪殉难之臣，不论文武，不叙官阶，悉以死事年月之先后为次，其兵勇、绅民、妇女之死难者附注于后，仿序录之例，兼备纪事之体，俾后之蓃八史志者，得以考见其本末。”(178)通过有意识的撰写序录，作者把在定海战役中遇难的非官之人物事迹记录下来，相当于是他们的人物传记。这种方法把人物事迹和事件始末结合，有效地纠正了纪事本末体重视叙事而忽视人的精神的弊端，是对纪事本末体的改造与创新。王闿运《湘军志》则吸收纪传体的优点，特别注意有关人物的描述与记载，其曾军篇和曾军后篇均以人物命篇，重点记载曾国藩创建湘军的历史背景，湘军的建制分合，以及成军后所经历的战役，突出了曾国藩创建湘军的历史功绩。篇中还记载了胡林翼、彭玉麟、罗泽南、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在战争中的表现，彰显了纪事本末体中的人物形象。这些对后世纪事本末体史书的编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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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认为以往的纪事本末体记事范围过于狭窄，“对于集团的分合未能十分圆满”(179)。梁启超对史迹“集团”解释为：“史迹集团之名，吾所自创，与一段之‘纪事本末’，意义略相近（本末仅函时间观念，集团兼函空间观念；但此名似仍末妥，容更订定）。”(180)可见梁启超十分重视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包括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因而其所著《戊戌政变记》注意从时、空两方面整体把握事件的发展，使纪事本末体史书的记述面大大拓展，是对扩大纪事本末体史书记载范围进行改造的成功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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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史界革命”的浪潮开始冲击传统史学，章节体的优点为越来越多的史学家所认可。郭孝成1912年编撰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借鉴章节体叙述的优点，编撰出新式纪事本末体史书。商务印书馆刊印序言中说：“郭君孝成有鉴于是，乃荟萃见闻所得，详加纂定，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一书，都凡三编：第一编曰中国革命缘起及湖北革命始末；第二编曰各省革命志略；第三编曰民清议和及共和立国。一编之中，各分章节，措辞浅显，叙事翔实……后之欲考革命信史者，当以是书为源汇矣。”(181)郭孝成于总体以本末为体的各编之中又各分别章节来记叙这段历史，将纪事本末体与章节体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显示出纪事本末体因时制宜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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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晚清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发展是当时的史学家们于现实的历史环境之中不断探索的结果，其对本末体史书的改造与创新已不仅仅停留在对既有史书的改编、补充或考证，而是尽量吸收各种史体的长处，力图用新的史书形式来探求解决民族危亡从而振兴家国的方法。它反映了客观的社会现实和时代要求，使纪事本末体由传统型向近代型过渡，史书的编撰方式因此得到进一步发展、成熟和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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