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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宋代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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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统一了全国，为了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宋代皇帝多次下诏修志，并设立了专门的修志机构——九域图志局。这一时期，由于朝廷的重视，经济文化的发展，方志亦空前发达，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编例也日趋完善。方志的研究者们因此普遍认为，宋代是我国方志的定型时期。这个时期，方志已初步形成了平目体、纲目体和纪传体三种结构形式；图经、图志与方志已融合为一，内容不仅包括山川地理、疆域沿革等，也兼记人文历史。正如张国淦所云：“方志之书，至赵宋而体例始备。举凡舆图、疆域、山川、名胜、建置、职官、赋税、物产、乡里、风俗、人物、方技、金石、艺文、灾异无不汇于一编。隋唐以前，则多分别单行，各自为书，其门类亦不过地图、山川、风土、人物、物产数种而已。”(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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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记载范围的扩大。宋代方志，其记载范围扩大，不再像隋唐以前志书重地理而轻人文，类目的设置体现了由地理向人文的转变。《太平寰宇记》，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乐史纂。全书200卷，仿效唐《元和郡县志》十三道区划列目，包括河南道、关西道、河东道、河北道、剑南西道、剑南东道、江南东道、江南西道、江南道、山南西道、山南东道、陇右道、岭南道以及四夷，即东夷17国、南蛮59国、西戎83国、北狄44国。除此之外，《太平寰宇记》中，乐史增加了土产、风俗、古迹、人物、姓氏、艺文等门类，还仿郦道元《水经注》列诗文、碑记之法，引用了不少诗赋和碑文，使志书的体例更为完善。《太平寰宇记》扩大了方志记载的范围，改变了我国方志只记沿革地理，轻视经济文化的习惯，为后世方志确立史、地、文并重的内容形式，提供了范例，在方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四库馆臣评价云：“其书采摭繁富，惟取赅博。于列朝人物，一一并登。至于题咏古迹，若张祐《金山诗》之类，亦皆并录。后来方志必列人物艺文者，其体皆始于史。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而始详，体例亦至是而大变。”(189)清人周中孚说：“有宋一代志舆地者，当以子正为巨擘。”(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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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郡图经续记》，北宋朱长文编纂，书成于元丰七年（1084年）。该书3卷，上卷分封域、城邑、户口、坊市、物产、风俗、门名、学校、州宅、南园、仓务、海道、亭馆、牧守、人物15门，中卷分桥梁、祠庙、宫观、寺院、山、水6门，下卷分治水、往迹、园第、冢墓、碑碣、事志、杂录7门。从其所分门类可以看出，其内容已不限于传统图经的地理风俗物产等，而是兼叙诸般人物政事，其内容和体例已经较为完备。此外，宋敏求纂修的《长安志》也表现了记载内容由偏重地理向兼记人文转变的这一特点，对南宋方志编纂具有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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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平目体志书的产生。平目体是在旧图经门类的基础上加以扩充而形成的多门类结构形式。最著名的是南宋范成大的《吴郡志》，是书成于绍熙三年（1192年），共50卷。全书分列39目，分沿革、分野、户口税租、土贡、风俗、城郭、学校、营寨、官宇、仓库、坊市、古迹、封爵、牧守、题名、官吏、祠庙、园亭、山、虎丘、桥梁、水利、川、人物、进士题名、土物、宫观、府郭寺、郭外寺、县记、冢墓、仙事、浮屠、方技、奇事、异闻、考证、杂咏、杂志等，并设场务、列女、武举3个附目。该志是宋代方志体例结构定型化的代表作，后世之作多有仿效。四库馆臣称其“征引浩博，而叙述简赅，为地方志之善本”(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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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南宋杨潜《云间志》3卷，并列设置36目；南宋施宿《嘉泰会稽志》设置117个门类，这些都是平目体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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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纲目体志书的产生。纲目体是先设总纲（即大类），再分细目的结构形式。《新安志》，南宋罗愿纂，成书于淳熙二年（1175年）。该书共10卷，采用纲目体，先分为州郡、物产、贡赋、歙、黟、祁门、休宁、婺源、绩溪、先达、进士题名、义民、仙释、牧守、杂录15大类，下又详列子目，子目划分甚细，如第一卷州郡下分沿革、分野、风俗、封建、境土、治所、城社、道路、户口、姓氏、坊市、官府、庙学、贡院、放生池、馆驿、仓库、刑狱、营寨、邮传、祠庙；第二卷物产分谷粟、蔬茹、药物、水果、水族、羽族、兽类、货贿等；第十卷杂录分人事、诗话、杂艺、砚、纸、墨、定数、神异、记闻9门。有些门类撰有小序，叙说写作的原委与主旨，使方志的体例更加完备。《新安志》分纲设目，以纲统目的编纂形式，层次分明，结构谨严，加之“叙述简括，引据亦极典核”，因而成为宋代方志定型的又一代表佳作，多为后来者所效法。此外，南宋梁克家《三山志》、潜说友《咸淳临安志》等都是采用纲目体形式来安排全书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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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纪传体志书的产生。纪传体是以人物为中心来记述历史的史书体裁，由司马迁《史记》所创。南宋周应合将这一正史体裁应用到方志中编纂而成《景定建康志》，为后世所推崇。《景定建康志》共50卷，包括有录、图、表、志、传、拾遗等体裁，各类下再分细目。全书卷一至卷四为《留都录》；卷五为《建康图》，包括图序、虎踞形势图、历代城郭互见图、建康府境方括图、建康开阃所部图、府城图、府志图、上元县图、江宁县图、句容县图、溧水县图、溧阳县图、府学图、明道书院图、青溪先贤堂图、辨丹阳、辨扬州、辨金陵、辨建邺、辨越台、辨马鞍山；卷六至卷十四为《建康总序》、《建康表》；卷十五至卷四十六为志，包括志总序和十志，其中卷十五、卷十六为疆域志，卷十七至卷十九为山川志，卷二十至卷二十三为城阙志，卷二十四至卷二十七为官守志，卷二十八至卷三十二为儒学志，卷三十三至卷三十七为文籍志，卷三十八、卷三十九为武卫志，卷四十、卷四十一为田赋志，卷四十二、卷四十三为风土志，卷四十四至卷四十六为祠祀志，各志均有志序，下均分细目；卷四十七至卷四十九为古今人表、古今人传，传又分为正学传、孝悌传、节义传、忠勋传、直臣传、治行传、耆旧传、隐德传、儒雅传、贞女传等目；卷五十为拾遗，有6类。《景定建康志》的纪传体结构能够容纳较多的记叙内容，资料丰富，后世多有效法。孙星衍在该书重刻时作序云：“建康志体例最佳，各表纪年隶事，备一方掌故，山川古迹，加之考证，俱载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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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其他编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方志设大事记与载地方书目。南宋高似孙纂有《剡录》，书成于宁宗嘉定七年（1214年）。全书10卷，共分28门，首卷列有“县纪年”一篇，按编年体记载本县大事，开方志设大事记之先河；第五卷收录阮裕、王羲之、谢灵运等14人的著述及三氏家谱等书42种，各列卷数，开方志记载本地人著述书目之端。大事记的设立与地方书目的记载在方志发展史上均有开创之功，对后世方志的编纂均有一定的影响。（2）重视地方掌故的记录与表体的应用。《三山志》，梁克家纂，为福州第一部地方志。因福州曾在唐天宝元年（742年）名为长乐郡，故明代以前曾名《长乐志》。原书40卷，后人增订2卷，现为42卷，分为地理、公廨、版籍、财赋、兵防、秩官、人物、寺观、土俗九大类，各类之下又有细目。其类目设置与其他方志无异，唯其记载当时政事，则详录地方档案材料，如户口、税赋二志都分记祖额、今额及诸县数字；公廨类的子目有47个，不惮其详；土俗类岁时目记述节令，仅元日就有祈年、饮屠酥、序拜、却荤食、上冢等项，极为详尽。因其“主纪录掌故，而不在夸耀乡贤、侈陈名胜”，固“自成志乘之一体”。这种重视地方掌故制度的纪述形式，深得明代志家的推崇和效法。同时，《三山志》还把“表”这一体裁应用于方志，首创表体移史于志之功能。（3）乡镇志的创立。乡镇志是记述县以下一乡一镇各种情况的方志，创始于宋代。南宋常棠所撰《澉水志》8卷，是我国第一部镇志。全书分15门：地理门（卷一），山门（卷二），水门（卷三），廨舍门、坊巷门、坊场门、军寨门、亭堂门（卷四）；学校门、寺庙门、古迹门（卷五），物产门（卷六），碑记门（卷七），诗咏门（卷八），书前绘有“澉浦全图”一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叙述简核，纲目该备”，并赞之为“绝特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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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方志编例不但多有创新，并且已经出现了对全书编例进行统一规定的文字。南宋理宗淳祐年间纂成的《玉峰志》即有凡例若干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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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旧在昆山，而今在嘉定者，以今不逮本邑，今昔不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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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碑记现存者，书其名不载其文，不存者载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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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有《吴郡志》所载，与今所修不同者，以今所闻见无异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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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叙人物有本邑而今居他所，本非邑人而今寓居者，今皆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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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有重见者，止载一处，余书见某门，更不重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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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峰志》之后，周应合在编纂《景定建康志》时，提出了修志四事，第一即为定凡例，指出凡例对全书编纂的重要性。周氏在《景定建康志》的凡例中，对于方志写什么，如何写，写作的顺序等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些都是对方志编例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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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两宋时期，方志得到巨大发展，逐渐成型并固定下来，此后各代所编纂的方志，基本都遵循这一时期的体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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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元朝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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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宋代，元代方志发展缓慢，但在继承宋代成果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些为后世推崇和效法的传世佳作，方志编例也有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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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创立一统志。元代方志最大的成就就是编纂了《大元一统志》，从而开创了全国性总志的新形式。元朝疆域，空前辽阔，为巩固蒙古族的统治和标榜版图的扩大，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诏修全国一统志，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书成，名《大一统志》，共755卷。元成宗大德年间，又命大学士岳铉等重修，至大德七年（1303年）修成，共1300卷，定名《大元一统志》。此书以路和行省所辖的府、州为纲，分建置沿革、坊郭、乡镇、里至、山川、土产、风俗、形胜、古迹、宦迹、人物、仙释等目，内容极为丰富，材料详备。《四库全书总目》评曰：“考舆地之书出自官撰者，自唐《元和郡县图志》、宋《元丰九域志》外，惟元岳铉等所修《大元一统志》最称繁博。”(192)元代之前，全国性的总志称为地理总志，元代创修“一统志”，开创了编纂一统志的先河。明清两代都效法其例，来编纂本朝的一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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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对旧志体例的创新改易。元代方志多是对宋代方志的续修，因而其体例多因袭宋志，但也不拘旧例，有所创新和改易，代表性的著作有《至元嘉禾志》、《至正金陵新志》、《延祐四明志》和《至正昆山郡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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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嘉禾志》，单庆、徐硕编修。此书系在宋代岳珂、关栻纂修未成的《嘉定嘉禾志》的基础上续补而成。全书32卷，主要沿用宋志旧例，平列各个门目。但具体分类则根据地方特点，有所创新，岳、关所修旧志仅25门，而《至元嘉禾志》则有43门，内容涉及沿革、乡镇、江海、户口、物产、学校、楼阁、寺院、古迹、题咏等，分类较细，改动较大。《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序次甚详”，而“江海、湖泖、浦淑、溪潭、陂塘、河港、泾沟、牐堰分为八类，使源流支络，开卷井然，体例甚当”(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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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正金陵新志》，张铉纂。该志是对宋《景定建康志》的续修，亦沿用其纪传体结构，全书15卷，有图、通纪、世年、表、志、谱、传、摭遗、论辨等类。但相对于《景定建康志》，《至正金陵新志》在类目中有不少损益，作了较多变化。主要有：删去留都录；删去田赋志的营租、沙租、圩租、蠲赋、杂录等目，将其内容并入历代沿革中；将城阙志并于古迹志中；将儒学、文籍两志合并为学校志；改武卫志为兵防志；析风土志（有10子目）为古迹、民俗二志，民俗志只设古今户口、风俗2目，古迹志则辖城阙、官署、第宅、陵墓、碑碣等项；在疆域志中增加历代沿革、历代废县名、圩岸3目；删去正学传与直臣传，增加迁释、方技2传；又改忠勋为志勋，儒雅为儒林，隐德为隐逸，贞女为烈女，等等。《至正金陵新志》还新设“论辨”1门，下分诸图论、奏议、辨考3目，置于卷末。虽然《至正金陵新志》的体例也有不尽合理之处，但总体来看，其门类的设置较前志更为合理，“荟萃损益，本末灿然，无后来地志家附会丛杂之病”。(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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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祐四明志》，袁桷、王厚孙等纂。全书20卷，分为沿革考、风土考、职官考、人物考、山川考、城邑考、河渠考、赋役考、学校考、祠祀考、释道考、集古考12考。每考均有小序述著作要旨，先总考州郡，再分考各县，将所属鄞、慈溪、定海、象山四县及奉化、昌国二州的内容，列于总目之下。受马端临《文献通考》的影响，《延祐四明志》以“考”为类目名称，这种模仿史志、政书的形式，以书、志、考、略、典为名设置类目的方志，自元代出现后，到明代逐渐发展成为政书体方志。《延祐四明志》是宋元四明六志的第四种，但其体例则与前三种迥然不同，之前的《乾道四明图经》、《宝庆四明志》把郡事与县事分列分述，《开庆四明志》虽郡县合编，但设目混乱，《延祐四明志》则不仅将郡县合述，并且分类列目合理恰当，义例谨严，故四库馆臣认为该志“条理简明，最有体要”。至正年间，时任庆元路总管王元恭聘王原孙修续补《延祐四明志》，成《四明续志》12卷，亦基本沿用原书体例，仅增补延祐以后事及前志之所缺略，增土产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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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撰述形式上，元代完全实现了由图经、地记等向方志的转变，据统计，元代编纂的志书近190种，其中图经6种，地记9种，方志有140多种，在名称上，志书已基本统一称“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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