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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以作者逝世之地命名，如唐代吕温卒于衡州，其集因名为《吕衡州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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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作者官职有关的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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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生之中可能历任多职，有多个官衔，所以因官职为文集命名有多种情况。有的以作者曾任官职中最高的官衔命名，如杜甫一生最高曾任检校工部员外郎，其集名《杜工部诗集》；有的以作者最初之官命名，如宋代穆修，初授泰州司理参军，其集命名从其初官曰《穆参军集》；有的以作者致仕之官命名，如宋代蒋堂以尚书吏部侍郎致仕，其集因名《春卿遗稿》（《周礼》以春官宗伯为六卿之一，掌典礼，后世因以春卿为礼部尚书习称）；有的以作者所终之官命名，如唐代姚合，于开成末以秘书少监之职而终，其集因名《姚少监诗集》；有的以朝廷追赠之官命名，如宋代欧阳澈曾被追赠“秘阁修撰”，其集因名《欧阳修撰集》；有的则只是以作者所曾任之职命名，如南朝宋鲍照曾为临川王子项参军，其集因名《鲍参军集》。其他如《礼部集》、《何水部集》、《王右丞集》、《刘宾客文集》、《王司马集》等都是以作者的官职命名的例子。以作者所官之地命名，如唐刘长卿，官终随州刺史，其集因名《刘随州集》；唐代诗人贾岛曾被贬任遂州长江县主簿，其集名曰《长江集》；宋代尹洙曾在河南做官，其集因名《河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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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作者的志向、情趣、喜好等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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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陆游曾在四川做官近十年，“乐其风土，有终焉之志”(3)，后被宋孝宗召见东下，然其心念巴蜀，未尝一日忘怀，其集因名《剑南诗稿》，表现了他对川地的怀念热爱之情；宋代吴锡性喜艺兰，自号“兰皋子”，并用以名集，曰《兰皋集》；元代萧道源，居家闲居之日为多，其集因曰《闲居丛稿》；元代陈樵常穿鹿皮衣服，自号“鹿皮子”，其集名曰《鹿皮子集》。《牧莱脞语》、《指南录》也都是表现作者志趣的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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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与作品有关的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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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作品有关的命名，也有几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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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以与作品有关的时间命名。有以写作时间命名的，如《归田稿》，所收录的作品都是作者辞官归里之后所作，因称“归田”；清代孙承泽之集所收均是顺治乙亥解官退居后的作品，因称《乙亥存稿》。以成书时间命名的，如唐代白居易和元稹的诗文集编于穆宗长庆年间，其名分别为《白氏长庆集》、《元氏长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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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以撰书之地命名。如宋代陶弼之《邕州小集》中所收诗文，皆是陶弼官知邕州时在湖南所作，非湖南所作者，皆不在此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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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以作品的特点命名。如唐代陆龟蒙自编其诗文杂著为《笠泽丛书》，他在自序中说：“丛书者，丛脞之书也。丛脞，犹细碎也。”可见，作者是因作品丛脞、细碎的特点而名其集的。元代杨维桢所作诗文多编琴操、冶春、游仙、香奁等作，其体皆时俗所置而不为者，因以“复古”为名，曰《复古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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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别集还有以作品的体裁、著作方式命名的，参见第三章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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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以诗文典故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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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诗文典故命名往往含有一定的寓意。以诗文命名者，如韩愈曾有赠孟郊诗句曰：“作诗三百首，窅默咸池音。”(4)孟郊诗集因名曰《咸池集》。元代刘鄂祖训有“以诗道贵实”之语，其集因名《惟实集》。元代朱晞颜《鲸背吟集》，因集中末章有“早知鲸背推敲险，悔不来时只跨牛”句，故名。以典故命名者，如《三余集》就是因三国董遇三余读书的故事而命名的。董遇是古代三国时的大学问家，从小就酷爱读书，与其兄上山打柴也拿着经书，随时而读，曾对《老子》作过注释，著有《朱墨别异》；别人向他请教学习方法，他回答说平时要利用“三余”的时间来读书，所谓“三余”是指：“冬者，岁之余也；夜者，日之余也；雨者，月之余也。”也就是说学习要分秒必争，抓紧时间。《文泉子集》、《麟角集》、《金濑集》等也是用诗文典故命名的别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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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集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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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集所收为一人之作品，但它们并非只是单纯的文学著作，其内容五彩缤纷，包罗万象，似一部部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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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容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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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以前，别集大多收辞章诗赋等文学类作品，之后，别集收录范围不断扩大，经、史、子等内容无所不包。章学诚曾总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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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唐以前，子史著述专家，故立言（入子）与记事（入史）之文，不入于集，辞章诗赋，所以擅集之称也。自唐以后，子不专家，而文集有议论，史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亦著述之异大变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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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集的内容除集部之作外，还有经、史、子等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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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部内容。春秋战国时期，“六经”就已成为人们公认的宝典，别集中包含了众多的经学文章。如北宋游酢《游廌山集》4卷，其中卷一为论语杂解、中庸义、孟子杂解，卷二为易说、诗二南义，卷三为师语、师训，诗文之作仅有1卷，经学论文则占四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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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史部内容。别集中所含史的内容以诏令奏议、碑传墓志之类为多，这些都属于史的范围。如唐陆贽《翰苑集》22卷，卷一到卷十为制诰，卷十一到卷十六为奏草，卷十七到卷二十二为中书奏议，全为史类之文；明于谦《于忠肃集》13卷，奏议占10卷；清袁枚《小仓山房文集》，碑志、传状之文占了十之七八。这些内容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可补正史之不足，编撰国史亦可取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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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子部内容。别集中也有不少子部的内容，故而章学诚认为，“文集者，诸子衰而后起也”(6)；余嘉锡则更明确提出“古之诸子即后世之文集”(7)。清铁保《梅庵文钞》6卷，有不少医学论文，如卷三《集古成方序》、卷五《医说》、卷六《与止斋司空论药书》；清梁同书《频罗庵遗集》则有较多讨论书法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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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容多彩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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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集内容如此丰富多彩，有多种原因。首先，古代的学科划分并不像我们现在这样细化与分明，我国素有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而古代的知识分子也往往是通才之士，他们既是文学家，也是史学家、哲学家；既精于文学，也通晓经史甚至天文地理，正所谓“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立言不专家，而文集有辩论”(8)。著者的博学多才必然使其论著之文广涉多科。其次，古代学者虽然博涉多科，但往往也学有专长，其文集的内容常常与其专长有关，如清储大文潜心古学，尤其究心于地理，所以其集《存砚楼文集》16卷，而论形势者多达7卷；铁保精于医学，其文集《梅庵文钞》便多医说之文。再次，别集内容与作者生平所任之官有关，唐宋时候设有“两制官”，是专门负责起草诏令的官职，宋代许应龙在理宗之时曾先后掌内外制，因而其集《东涧集》制诰一类的文章尤多。最后，与别集的编刻者也有关，文集的成书与出版分别要由其编者与刻印者完成，而编者与刻书者的水平参差不齐，去取原则各异，也会影响文集内容的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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