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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陈寿在全书编例上特别加意者有多处，“如《魏纪》书天子以公令冀州牧，为丞相，为魏公，为魏王之类，一似皆出于汉帝之酬庸让德，而非曹氏之攘者，此例一定，则齐王芳之进司马懿为丞相，高贵乡公之加司马师黄钺，加司马昭衮冕、赤舄、八命、九锡，封晋公，位相国，陈留王之封昭为晋王，冕十二旒、建天子旌旗，以及禅位于司马炎等事，自可一例叙述，不烦另改书法，此陈寿创例之本意也……曹魏则立本纪，蜀、吴二主则但立传，以魏为正统，二国皆僭窃也。《魏志》称操曰太祖，封武平侯后称公，封魏王后称王，曹丕受禅后称帝，而于蜀、吴二主则直书曰刘备，曰孙权，不以邻国待之也。蜀、吴二志，凡与曹魏相涉者，必曰曹公，曰魏文帝，曰魏明帝，以见魏非其与国也。《魏书》于蜀、吴二主之死与袭，皆不书……其于魏帝之死与袭，虽亦不书，而于本国之君之即位，必记明魏之年号……此亦何与于魏，而必系以魏年，更欲以见正统之在魏也。正统在魏，则晋之承魏为正统，自不待言。此陈寿仕于晋，不得不尊晋也。”(15)虽然史书的回护书法掩盖甚至歪曲了历史，实不该为，但从修史者的角度看，却也是时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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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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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各朝各代均出现过著名的学者，他们对图书编撰发表过各自的见解，这些理论有的为后人所采用，从而影响了古书的编例。如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史通》对唐以前史书修撰中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总结，其中对史书编例的论述占据了大半的篇幅，史书编撰中本纪、世家、列传、表、志五种体裁及论赞、序例、题目、断限、编次、称谓、序传等各种问题均有涉及，对纪传体史书的修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对后来史书的编例产生了影响。如对正史中载言问题，《史记》、《汉书》等纪传体史书中都是既记言又记事，叙事中夹杂着大量的诏议、奏疏，“方述一事，得其纲纪，而隔以大篇，分其次序，遂令批阅之者有所懵然”(16)，给阅读者造成很大麻烦。刘知幾因此主张把纪、传中的诏令、奏议抽出，按类区分，于纪传表志之外专设记言的篇章，称之为“制册章表书”，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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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人主之制典诏令，群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纪传，悉如书部，题为制册章表书，以类区别。他皆仿此，亦犹志之有礼乐志、刑法志者也。又诗人之什，自成一家，故风雅比兴非三传所取。自六义不作，文章生焉。若韦孟讽谏之诗，扬雄出师之颂，马卿之书封禅，贾谊之论过秦，诸如此文皆施纪传。窃谓宜从古诗例，断入书中。亦犹《舜典》列元首之歌，《夏书》包五子之咏者也。夫能使史体如是，庶几《春秋》、《尚书》之道备矣。(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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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设想因为割裂史书中的言事，后代正史并未采纳，但此种观点由此为世人所注意，后来宋代叶隆礼的《契丹国志》和宇文懋昭的《大金国志》，则采纳了这种建议，采用了这种编写方式。前者把石晋降契丹表，后者把金朝封伪楚、伪齐的册文以及南北往来盟书，别自编录成篇，不入正文叙事之中，正好实践了刘知幾的主张。章学诚虽然认为这两书史料价值并不高，但同时也肯定其创新：“诸家杂纂，不局于纪传成规，而因事立例，时有得于法外之意，可以补马、班义例之不及者。”(18)后来章学诚倡议方志立三书，“仿纪传正史之体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19)，章学诚所提倡的“文征”就是刘知幾所倡议的“书”在方志中的运用和发展。刘知幾还提出在纪传体史书中编都邑志、氏族志与方物志，后来宋代郑樵所撰《通志》，在二十略中创立了“氏族略”、“都邑略”和“昆虫草木略”，就是实现了刘知幾的创议，也为史书的编撰作出了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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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撰者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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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撰者因素主要是指主观方面的因素，包括编撰者本身的才能素质、思想见解、私人情感、个人偏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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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撰者的才能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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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撰者本身的才能素质决定着一书质量的高低好坏，同样的书籍由才识不同的人主持编撰其质量必然有别；才识高者图书编例悉然于心，其编著的图书则必然较为完善，质量也较高。刘知幾曾言修史者要具备史才、史学和史识，就是对编撰者本身才能与素质的要求。明代撰修《元史》，存在许多不足之处，遭到诸多学者的非难，钱大昕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元史》质量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修史者不具备应有的修史素质，缺少史学和史才。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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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盖史为传信之书，时日促迫，则考订必不审，有草创而无讨论，虽班马难以见长，况宋王词华之士，挣辟诸子皆起自草泽，迂腐不谙掌故者乎？开国功臣，首称四杰，而赤老温无传；尚主世胄不过数家，而郓国亦无传。丞相见于表者五十有九人，而立传者不及其半。本纪或一事而再书，列传或一人而两传。《宰相表》或有封号无人名。此义例之显然者，且纰缪若此，固无暇论其文之工拙矣。(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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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谙掌故”是说修史者不具史学，列传无例与文字工拙则是就史才而言。历史上官修书的编撰，其编例的确定常常要历经多次、反复商议探讨，这是因为官修人手众多，观点往往不易统一。宋代吕夏卿有《唐书直笔新例》1卷，书中条列了预修《新唐书》的诸条编例，但与今之《新唐书》并不完全相符。钱大昕对此事记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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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书直笔新例》一卷，宋吕夏卿撰，夏卿于仁宗朝预修《唐书》，故作此例。今以《新书》考之，殊不相应。如书母，书内禅，书立皇太子，书立皇后，书命将征伐诸条，按之《本纪》，无一同者。又谓仆固怀恩不当立传，宜见于《铁勒传》；李白、杜甫同传，不入《文苑》；李适之当附《恒山王传》，今本皆不尔。是夏卿虽有此议，而欧、宋两公未之许也。(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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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欧阳修与宋祁两主撰官没有采纳吕夏卿关于《新唐书》编例的建议，如若《新唐书》由吕主持，其编例必然与今之《新唐书》有别，此是史家史识不同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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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编撰者的个人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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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的编例还受到编撰者私人情感、个人偏好习惯等的影响。清代学者曾记录古人编选文集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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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芗老不喜南海李子虎诗，作诗话时，人有以李集示之者。则曰：“吾头可断，诗不可选也。”(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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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芗老此举不免武断，只因个人偏好便将李子虎之诗作排除在收录范围之外，可见个人感情对图书编例的影响。历代史书的修撰中都存在“假人之美，藉为私惠”、“诬人之恶，持报己仇”的现象，撰修者根据自己的意志选取于己有利的编例，任意褒贬、随性抑扬。宋王懋论当时修史工作中存在的主观现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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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撰大臣列传者，俱系翰林，翰林中又多江浙人，往往秉笔多存党翼。大率重汉人轻满人，重文臣轻武臣，重翰林轻他途，种近省轻边省也。积习相沿，虽贤者不免。同一满人，则分文武；同一汉人，则分边内；同一边省，则分出身；同一江浙，则分中外。甚至饰终之典，撰拟纶音者，亦存轩轾，满人、边人、武人不过四五行，翰林、台阁必历叙官阶，详其恩遇，连篇累牍，洋洋千言。撰拟列传，于爱之者，则删其谴责，著其褒嘉；恶之者，则略其褒嘉，详其谴责。凡略褒词者，不叙全文，而曰褒之；略其贬词者，亦不叙全文，仅曰责之或切责之而已。史臣之体，据事直书，功罪自见。况史为万事公器，岂容去取抑扬？深愿秉笔者，一空积习，传信后人，庶乎犹存是非之公也。(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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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编撰者的情感与偏好是影响图书编例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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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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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图书载体与装订形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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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图书的载体经历了甲骨、竹简、缣帛、碑石、纸张等多种形式；与各种载体形式相适应，图书的装订形式在各个时期也不相同。所有图书都是依托于一定的载体而存在，而载体不同，图书的装订形式也会相应地变化；因此图书载体与装订形式对图书的编例也有影响。如前所述图书的计量单位，篇是竹简图书时期的计量单位，卷是帛书出现之后才用于图书的计量；篇、编、卷、轴等是与卷轴装对应的图书计量单位，册则是图书采用册叶形式装订之后才作为图书的计量单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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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刊刻出版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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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术的发明改进了图书的制作方式，使得图书的传播更为便利，但书商出于商业和经济利益或其他方面的考虑，在出版图书时常常会对图书作出改动，致使编例与其最初有所不同。最好的例子就是宋代刻书者将经书之注与疏合而为一，宋代之前，经注与经疏是分别而行，宋代书商在出版时将二者合成一书，致使原来图书的卷第不可考见，钱大昕对此论述云：“唐人撰《九经疏》本与《注》别行，故其分卷不与经注同。自宋以后刊本欲省两读，合《注》与《疏》一书，而《疏》之卷第，遂不可考矣。”(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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