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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风俗。叙前代至今习俗异同。形势，论其山川雄险。如诸葛亮论钟山龙蟠、石城虎踞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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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户口。自前代至本朝洪武二十四年、永乐十年，版籍所载，并详其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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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叙建置之由，续修理者何人。廨舍堂斋、书籍碑记并收录。学官、科贡人才并详收录。有碑记者亦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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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军卫。叙置建何代，衙门、廨舍、教场、屯田、去处田亩、岁纳子粒之数、武臣功绩，并悉录之。碑记之类亦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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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郡县廨舍。自前代建置，以至本朝见（现）在者详叙之。古时所建不在此及废者，于古迹下收之。所属衙门，如馆驿、镇所、仓场、库务、申明旌喜亭、壇场、铺舍，并详录。有碑文者，亦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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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寺观。叙其创建何时，续修若何，及有碑文者，并录之。如废，收古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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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祠庙。如文庙详录其创建，祭器、乐器、碑记，悉录无遗。其他祠庙，亦叙创建，因何而立。封敕、制诰、碑记之类，并收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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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桥梁。叙创建之由，在于何处，继后何人修建。有碑记者亦收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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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迹。凡前代城垒、公廨、驿铺、山寨、仓场、库务，古有而今无或改移他处者，基础亦收录之。亭馆、台榭、楼阁、书院之类，或存或废，有碑记者，亦备录于后。津渡见（现）在何处，路通何方。岩洞井泉之有名者亦收录。龙湫亦载何处，或有灵异可验者。前代园池何由而建，本朝桑枣备载各都某处。陂堰、圩塘之类何代开渠。如无考者，止书见（现）存某处，废者亦见（现）因何而废。寺观、庵庙虽废亦录。墟巷之类，凡废者俱收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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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宦迹。自前代开创政绩相传者，有题名者，备录之。至本朝某人有政绩者悉录之。见（现）任者止书事迹，不可谀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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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物。俱自前代至今。本朝圣人、烈士、忠臣、名将、仕宦、孝子、贤孙、义夫、节妇、隐逸、儒士、方技及有能保障乡闾者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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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仙释。自前代至今有名者有灵异者，收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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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杂志。记其本处古今事迹难入前项条目，如人事、风俗可为劝戒，草木虫兽之妖祥、水火荒旱幽怪之类可收者，录之，以备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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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诗文。先以圣朝制诰别汇一卷，所以尊崇也。其次，古今名公诗篇记序之类，其有关于政教风俗、题咏山川者，并收录之。浮文不醇正者，勿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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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正德《莘县志》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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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书编例史 《汉书艺文志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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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孙德谦隘堪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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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据书不用条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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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载笔不能无所依据。司马迁作《史记》所据者为《世本》、《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诸书，其自序则云“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不闻于纪传中言其出自某书也。盖作史自有体裁，其书为我采取即足成我一家言，不必重为注明也。班固《汉书》孝武以前全同《史记》，或讥其因袭成文，不知《汉书》断代之史，以汉为主，与子长之通史异。凡本纪、列传有可载入《汉书》者不得不据《史记》为本，据《史记》为本不明言录之《史记》者，以其各自为书也。且班彪先作后传以续迁书，孟坚实踵成父业，今书中不列彪名，或又有斥其攘亲之美者，此亦非也。《汉书》者，一代指国史，非班氏私家之著述，既非私家著述，则据后传以成书，固无烦标注矣。（譬如，子孙为史官，其稿则本之祖父，书成，后只能署其子孙姓名，祖父不得预焉。盖当时任修史之职乃其子若孙，岂可谓其没亲所长乎？此可为孟坚辨谤。）史之有艺文志创始于班氏，观其首序，是所据者为刘歆《七略》，乃每一书下则不复用条注，然则后之编订艺文于所引书目必为详注之者，诚未合乎史例也。夫史家之作志所重者在辩章学术、考镜源流，与类书、辑佚书有别。类书中事实若不注出典则近于乡壁虚造，搜辑佚书往往于援引书籍并卷数亦注记之，所以不厌其详者，以为原书虽亡，今所辑存皆其散见于他说者也。艺文一志，班氏若因所据《七略》逐条加注，斯实类书、辑佚书矣。勒成信史以垂不刊之盛典，奚取乎？是乃自史学不明，近世为人作传者据他人所撰行状、墓志剪裁为文，而行状、墓志则一一注于其下。此虽为博采通人、信而有征之义，然施之史道则非是，何也？史臣操笔削之权，作为一传，期于劝善惩恶，以昭法戒，所用志状之文一经删录，则弁髦弃之可也，又何庸条举以为之注哉？艺文之入史志为目录之初祖，亦读经及群书之纲要，以传体比类观之，修史者但求部次确当，得失详明，引据之书无取条注，此汉志之旧例然也。或曰班氏此志仅据刘《略》而作，书名之下自可从略，使必繁称博引不将所据书分别注之，则没所从来，其弊也，必至假立名目而无从稽核矣。曰：不读《隋书·经籍志》乎？序云“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今考各书下或间注，阮孝绪《七录》既非为本书而注，若王俭今书《七志》诸目皆未之见也，岂非隋志所据书种类虽多，其不用条注一如班《志》乎？抑又考之后汉以降，史书不立表、志，艺文固有阙而不备者，然隋书而外，如两唐、宋、明各志以及辽金元补葺之作，苟志艺文，无有取所据书籍而兼注其出处者。然后知史家目录宗守汉书成例，历代皆然矣。（近见省府州县志凡所据书皆条注于下，此实未知志书之体，须合史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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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要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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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志》用刘歆《七略》，而于《辑略》一种则不之载，首序则云“今删其要，以备篇籍”。所谓删要者，颜师古注：“删去浮冗，取其指要是也。”夫刘氏之《辑略》所以辑诸书之总要也，顾既为诸书之总要，自应录而存之用备后人之览观，使知作书者之意；且《七略》虽不可见，刘向所作《别录》虽亦亡佚，然《荀子》、《管子》诸家有向《书录》一篇，皆钩玄提要以明其立言之旨。《书录》者，《别录》之遗文，是其序说犹可考见歆之《七略》继父而作，则《辑略》者，亦必语多扼要，有不可节删者。吾尝求班氏所以删要之故，而不能得其解，及今思之，知史家作志异于专家目录者在此：专家目录于一书也不惮反复推详；若史家者，其于此书之义理只示人以崖略，在乎要言而不烦。是故以刘氏之《辑略》虽提纲挈要，犹取其至要之言，其余则毅然删之而无所顾惜。尝读马贵舆《文献通考》矣，其“经籍”一考虽列晁、陈诸氏之说，搜采不可谓不勤，然昔人以类书视之，岂非以夸多务得、虚占篇幅、未达史家有删要之例乎？自马氏不达删要之例，后之为郡县志者则尤往往沿其误，吾见郡县志中载《四库全书》而不敢增损者多矣！不知郡县志者，一方之史，为国史之具体，即以“四库”为凭藉，亦可择要而书，其辩别是非之语不妨由我。删之，初非谓“四库”辨别是非不足甄采也。盖彼为专家之学，言乎史体，讨论得失，不必在书目之下（汉《志》辞章得失在后论中下有专条可参观），因而删之，又复何疑？不宁唯是书有序跋焉。作序跋者或穷溯源流，或寄慨时事，居官者则纪其功绩，隐逸者则高其性行，振笔而言，无乎不可至，于其人撰述此书之意不过用一二语以赞叹之而已，编艺文者但当采此一二语揭明要指，彼繁辞缛说则皆可就删也。夫序跋之文，为用至宽，甚且有彼我交情称说于其间者，吾试问，此而不删，于本书有何关系乎？总之，史家目录贵乎简要有法，以汉志之删《辑略》，则一切无关要义者竟删之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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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下挈大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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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之学，有藏书家焉，有读书家焉，向谓此二家足以尽之。今观于班《志》，则知又有史家也，试言其分别之故。藏书家编纂目录，于其书之为宋、为元，或批、或校，皆著明之，甚者篇页之行款、收藏之图记，亦纤悉无遗，至一书之宗旨则不之辨也，盖彼以典籍为玩好之具而已。读书家者，加以考据，斯固善矣，如晁公武《读书志》、陈直斋《书录解题》，每一书下，各有论说，使承学之士藉以晓此书之得失，未尝不可；然即谓其宗旨如此，犹未足奉为定评者也。若史家则何如？史家者，凡一类之中是非异同别为议论以发明之，其于一书之下则但挈大旨可耳。汉志“易家”《古五子》云“自甲子至壬子，说《易阴阳》”；“春秋家”《世本》云“古史官记皇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儒家”《周政》云“周时法度政教”，《周法》云“法天地，立百官”，《谰言》云“陈人君法度”，《公孙固》云“齐闵王失国，问之，因为陈古今成败也”；“小说家”《周考》云“考周事也”，《青史子》云“古史官记事也”。虽班氏于六略中未必一一注明，而此数书者，欲究其旨意何在，即可以得其大略矣。夫作为一史，于纪传之中，若国事之盛衰与其人之贤否，所以据直而书，垂示鉴戒已。苦心经营、再三审慎，而后出其他礼、乐、刑、法各志，关于政教之大，又必详考其沿革，故艺文一志固已挈其大旨，不仅为簿记之书，是亦足矣。虽然，古人立言自有其宗旨可以贯澈全书，如周秦诸子是也，后世学不专门，杂糅而无归宿者比比皆然，使欲挈其大旨，恐非易。《易》曰：“是不难，说经必有家法，作文必有宗派。”即或无可辨识，将其人征之碑传，其书考之序论，则在彼著书之大旨又岂难为标之举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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