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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方面，以屈原为代表。屈原（前340～前278），出身楚国贵族，曾任楚国左徒。他在政治上主张严明法度，富国强兵，联齐抗秦。但因受谗言而遭放逐，在秦攻入楚都郢那一年（前278）的端午，屈原自沉于汨罗江。屈原留下了许多优秀的诗篇，著名的有《离骚》、《九歌》、《天问》、《招魂》和《九章》等二十多篇，在这些诗篇里，他那眷恋国土的深厚感情，他的政治理想以及和楚国人民在精神上的联系，都得到了强烈的表现，是我国历史上壮烈的爱国主义诗篇。屈原的诗歌吸收了楚国各地的民歌格调，开创了“楚辞”的诗歌体裁。西汉时刘向将屈原及其弟子宋玉等的诗歌汇编成《楚辞》。屈原的作品不仅是我国的宝贵遗产，也是世界文学的宝贵遗产，它被译成多种文字，为各国人民所传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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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方面的著作除了前面提到的《春秋左传》外，还有《国语》，以及战国时史官所著的《世本》和编年体史书《竹书纪年》。这些史学著作保存了许多珍贵史料，是研究先秦历史的宝贵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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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的发展，科学技术也取得了很大进步，出现了一批科学技术方面的著述。其中著名的有天文学家齐国人甘德和魏国人石申，测定了许多恒星的位置，并根据观测结果，分别写成了《星经》和《天文》二书，后被合编成《甘石星经》，书中已记明了一百二十个恒星的坐标，是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在地理学方面，除了载于《尚书》和《周礼》的《禹贡》、《职方氏》外，还有专著《山海经》，它的内容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也有一些神话。它对于历史、地理、文化、交通、民俗等研究都有参考价值，其中还有有关矿产的记录，是世界上最早的矿物文献。在数学方面，大约成书于战国的《周髀算经》一书，总结了战国以前积累的数学成果，提出了直角三角形各边数量关系的勾股定理，达到了当时世界数学的先进水平。在医学方面，当时的名医扁鹊，著有《难经》一书。还有托名黄帝著作的《黄帝内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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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文化发展的辉煌灿烂时代，它奠定了我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基础，这一时期所留传下来的图书，延续和发展了文化的传统，是我国文化的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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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书籍的简策和缣帛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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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将图书定义为：书是一种除了封面和封底外，至少有四十九页的不定期刊物。但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书籍是连“页”也没有的。我们今天所称的“册”和“卷”则来自于我国最早正式图书的载体——简策和缣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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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简策，是指用竹或木作为书写材料的书籍。具体来说，一根竹片叫“简”，把若干竹片编起来叫“策”，又叫“册”。在《说文解字》中，“册”是象形文字，像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一根简容不下许多字，长文章必须用许多简编成策。编简成策的绳子叫做编，一般用麻绳，也有用皮绳（叫韦，即有孔子读书“韦编三绝”之说佐证）或用丝绳来编连单根的简。一块木板叫“版”，写有文字叫“牍”。如果是一尺见方的牍，叫做“方”。一般不到一百字的短文可写在版牍上，长文章则用简册。版牍主要用于写录物品名目或登录户口，编制地图和通信等，所以古人常用“版图”代表国家的领土，信件则称“尺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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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用于书写的工具早在商代就已出现，简策上的文字是用毛笔蘸墨写上去的。人们在写字时，通常准备一把小刀，一旦写错了，就用刀削去重写，所以历来把修改文章称作“删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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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竹木简长短不一。据王国维考证，战国时的简最长二尺四寸，其次一尺二寸，再次八寸；两汉时期的简，最长二尺，其次一尺五寸，再次五寸。用周尺计算，则周简最长者是三尺（按：汉八寸相当于周尺一尺）。长简写经典，短简写传记、杂书，法律则写在三尺长简上，所以古代有“三尺法”。还有一种简呈三棱形，可以竖放，称为“觚”，它读起来方便，是用来做儿童识字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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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上的字数多少不等，少则几个字，多则十几、二十几个字，每简通常只写一行，到汉代木简也有写两三行甚至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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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简成册以后，第一简必定写这篇书的题目。有时为了保护书简在开头加两根不写字的简称为“赘简”，这也是后世书籍“护封”之源。当一部书写好以后，以尾简为中轴卷一卷，以便保存。为了避免错乱，同一书的策，常用“帙”或“囊”盛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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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策的使用时期很长。《书经》上就有：“惟殷先人，有典有册”之说。甲骨文、青铜器铭文中都有“册”字，说明最迟在公元前一千三百多年之前简策就已有了，后世一直沿用着。它最盛行当是从春秋到东汉末年。自东汉以后逐渐被纸所代替，直到公元四世纪才绝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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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简策，历代都有出土。《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武帝时，鲁恭王刘馀破孔子宅，在孔子旧宅墙壁夹层中发现战国时期的竹简古书，有《尚书》、《礼记》、《论语》等。《晋书》中记载晋武帝咸宁五年（279），河南汲郡人不准盗战国魏王墓，得竹书数十车，古书七十五篇，称为“汲冢书”。这些书后被官府收集，整理，其中有《竹书纪年》、《穆天子传》，都是那时发现留传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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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由于竹木简的不断发现，使我们对古代的简策制度更有所了解。1930年，在甘肃居延发现汉代木简一万多枚，其中一份由七十七根木简编连成简的东汉和帝永元（89～104）年间的兵物簿，出土时原简编缀形式保存完好，这是第一次出土的完整简策，现存于台湾。1959年，甘肃武威磨嘴子东汉墓发现竹木简五百零四枚。内容是儒家经典《仪礼》，计有《乡饮酒礼》、《丧服》七篇。1972年，在山东临沂县银雀山一号西汉墓出土竹木简四千九百四十二枚，其中有《孙子兵法》一百零五枚，和久已亡佚的《孙膑兵法》二百二十二枚。又有《六韬》和《尉缭子》出土，使过去很多人认为这两部书是伪书的说法得到纠正。1975年，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十一号墓地出土一把秦简，共一千一百五十枚，填补了长期以来秦代简版未被发现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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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竹木简价廉易得，制作也很方便，但它笨重，携带不便。相传墨子周游列国时，后面就有三部车子装载图书，惠施则要装五部车子的书。其翻阅难度也大，而且每根简容纳文字有限，编简成策的长篇著作，一旦散乱，发生错简，将给读书、藏书带来极大不便，这对图书的发展是很不利的。于是，在简牍盛行时期，又出现了写在缣帛上的书——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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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养蚕缫丝业早在商周时代就已相当发达，由于丝织品质地柔软，是很好的书写材料，到春秋战国时期，帛书已是相当流行。墨子书中所说“书之竹帛”，就包括竹简和帛书。在缣帛上著书，可以依照篇幅长短剪裁，然后折叠起来或卷成一卷，因此“卷”便成为一种计算图书数量的单位，一直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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缣帛比简牍有更大的优点，因为它质地轻软，容易书写、舒卷、保藏和使用，这是书籍制度的一个进步。但由于缣帛是当时的贵重物品，产量不多，不可能普及，所以在两种书籍制度中，还是以简策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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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丝织品本身容易腐烂，难于长久保存，况且帛书不如简牍普遍，因此历史上出土不多。现今所见到的古代帛书，最早的是1942年在湖南长沙发现的一件战国时期的帛画。最重要的是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共有二十多种，约十万余字，字体为小篆和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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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书的形式制度与简策基本相同。帛书是横摊着写的，有整幅和半幅两种，整幅的高约四十八厘米，半幅的约高二十四厘米。丝帛用来书写时，一般都在上面先划上或织上行格，称界格或栏线。黑色的行格叫乌丝栏；红色的界格称朱丝栏。文字写在行格内，每一行格相当于简书的一根单简。马王堆帛书上大多是朱丝栏。整幅帛书行格宽七点八毫米，半幅的行格为二点三毫米。每一行书写六七十字或三十字不等。行长的相当于汉尺二尺四寸，短的相当于一尺，与简书的长短正好相配。帛书题记方式与简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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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史话 第二章 秦汉三国时期的图书（前22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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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秦始皇焚书——中国图书史上第一次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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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各国君王为了维护封建法令的统一，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于是就有了查禁、焚毁典籍的做法。秦孝公时就曾采取“燔诗书而明法令”的举动，目的是反对当时一些引《诗》、《书》旧籍反对变法的朝臣。尽管当时在确立新的封建政治统治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是不利于文化的传播和发展的，是对传统文化的破坏。而秦始皇出于政治统治需要的焚书行为，更使我们祖先创造的丰富典籍惨遭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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