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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上的字数多少不等，少则几个字，多则十几、二十几个字，每简通常只写一行，到汉代木简也有写两三行甚至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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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简成册以后，第一简必定写这篇书的题目。有时为了保护书简在开头加两根不写字的简称为“赘简”，这也是后世书籍“护封”之源。当一部书写好以后，以尾简为中轴卷一卷，以便保存。为了避免错乱，同一书的策，常用“帙”或“囊”盛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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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策的使用时期很长。《书经》上就有：“惟殷先人，有典有册”之说。甲骨文、青铜器铭文中都有“册”字，说明最迟在公元前一千三百多年之前简策就已有了，后世一直沿用着。它最盛行当是从春秋到东汉末年。自东汉以后逐渐被纸所代替，直到公元四世纪才绝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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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简策，历代都有出土。《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武帝时，鲁恭王刘馀破孔子宅，在孔子旧宅墙壁夹层中发现战国时期的竹简古书，有《尚书》、《礼记》、《论语》等。《晋书》中记载晋武帝咸宁五年（279），河南汲郡人不准盗战国魏王墓，得竹书数十车，古书七十五篇，称为“汲冢书”。这些书后被官府收集，整理，其中有《竹书纪年》、《穆天子传》，都是那时发现留传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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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由于竹木简的不断发现，使我们对古代的简策制度更有所了解。1930年，在甘肃居延发现汉代木简一万多枚，其中一份由七十七根木简编连成简的东汉和帝永元（89～104）年间的兵物簿，出土时原简编缀形式保存完好，这是第一次出土的完整简策，现存于台湾。1959年，甘肃武威磨嘴子东汉墓发现竹木简五百零四枚。内容是儒家经典《仪礼》，计有《乡饮酒礼》、《丧服》七篇。1972年，在山东临沂县银雀山一号西汉墓出土竹木简四千九百四十二枚，其中有《孙子兵法》一百零五枚，和久已亡佚的《孙膑兵法》二百二十二枚。又有《六韬》和《尉缭子》出土，使过去很多人认为这两部书是伪书的说法得到纠正。1975年，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十一号墓地出土一把秦简，共一千一百五十枚，填补了长期以来秦代简版未被发现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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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竹木简价廉易得，制作也很方便，但它笨重，携带不便。相传墨子周游列国时，后面就有三部车子装载图书，惠施则要装五部车子的书。其翻阅难度也大，而且每根简容纳文字有限，编简成策的长篇著作，一旦散乱，发生错简，将给读书、藏书带来极大不便，这对图书的发展是很不利的。于是，在简牍盛行时期，又出现了写在缣帛上的书——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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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养蚕缫丝业早在商周时代就已相当发达，由于丝织品质地柔软，是很好的书写材料，到春秋战国时期，帛书已是相当流行。墨子书中所说“书之竹帛”，就包括竹简和帛书。在缣帛上著书，可以依照篇幅长短剪裁，然后折叠起来或卷成一卷，因此“卷”便成为一种计算图书数量的单位，一直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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缣帛比简牍有更大的优点，因为它质地轻软，容易书写、舒卷、保藏和使用，这是书籍制度的一个进步。但由于缣帛是当时的贵重物品，产量不多，不可能普及，所以在两种书籍制度中，还是以简策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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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丝织品本身容易腐烂，难于长久保存，况且帛书不如简牍普遍，因此历史上出土不多。现今所见到的古代帛书，最早的是1942年在湖南长沙发现的一件战国时期的帛画。最重要的是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共有二十多种，约十万余字，字体为小篆和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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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书的形式制度与简策基本相同。帛书是横摊着写的，有整幅和半幅两种，整幅的高约四十八厘米，半幅的约高二十四厘米。丝帛用来书写时，一般都在上面先划上或织上行格，称界格或栏线。黑色的行格叫乌丝栏；红色的界格称朱丝栏。文字写在行格内，每一行格相当于简书的一根单简。马王堆帛书上大多是朱丝栏。整幅帛书行格宽七点八毫米，半幅的行格为二点三毫米。每一行书写六七十字或三十字不等。行长的相当于汉尺二尺四寸，短的相当于一尺，与简书的长短正好相配。帛书题记方式与简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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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史话 第二章 秦汉三国时期的图书（前22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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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秦始皇焚书——中国图书史上第一次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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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各国君王为了维护封建法令的统一，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于是就有了查禁、焚毁典籍的做法。秦孝公时就曾采取“燔诗书而明法令”的举动，目的是反对当时一些引《诗》、《书》旧籍反对变法的朝臣。尽管当时在确立新的封建政治统治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是不利于文化的传播和发展的，是对传统文化的破坏。而秦始皇出于政治统治需要的焚书行为，更使我们祖先创造的丰富典籍惨遭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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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割据的混乱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度的统一帝国。为了巩固这个前所未有的集权统一国家，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改革。如制定各种适合封建经济发展的法规，实行郡县制，加强中央政府的行政机构，统一驰道，统一度量衡和货币等，从而加强了对全国的统治。在文化上，秦始皇除了采用战国阴阳家的“始终五德说”来维护秦的法统，使皇权神秘化外，还统一了文字，以秦国的小篆作为标准字体，废止以前各国所用文字，颁行《仓颉篇》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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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博士官淳于越主张效法古代，分封诸侯，回复到封建贵族的割据局面。丞相李斯立即反对这种倒退的做法，他认为“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政治措施的不同，皆是因时代发展了，他痛斥儒生不师今而学古，语皆道古以害今。他认为这样做不利于中央集权的统治和皇权的加强，所以主张禁绝《诗》、《书》、百家语。他建议除了史官所收藏的秦国史记外，别国史记一概烧毁；除博士官所藏图书外，私人所藏儒家经典和诸子百家的书一律送官府烧毁。令下后三十天不送所藏私书到官府的罚充苦役，今后几个人在一起谈论诗书的处死刑，引用古书反对时政的全族处死刑，知情不告发的同罪。只有医药、卜筮、种树的书不禁。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焚诗书、禁私学。除了焚毁大量文化典籍外，还活埋了议论朝政、诽谤政府的儒生四百六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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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结果，摧毁了春秋特别是战国以来学术文化百家争鸣的成果，压抑了学术文化的发展。焚毁了大量文化典籍，是我国古代文化典籍的一次大劫难。秦代以后我国许多图书都失传了，这是文化史上的一大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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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两汉三国时期图书收集和校理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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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焚书后不到两年，就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战争继续发展，尽管当刘邦攻入咸阳时，萧何尽收秦王朝的律令文书，但项羽在阿房宫的一把大火几乎将留下的典籍焚烧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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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建立初期，为了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由萧何、张苍、叔孙通等编纂了有关律令、礼仪、历法等方面的官书。然而禁书令依然存在。直到汉惠帝四年（前191）才正式取消禁书令，使民间藏书成为合法。同时民间的学术文化气氛逐渐浓了起来。民间藏在山洞、墙壁中的书籍开始陆续出现，私人著述也不断问世，书籍也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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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时（前140～前87），第一次由政府下令在全国征集图书。《汉书·艺文志·序》载：“汉兴，改秦之制，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设置“太史公”，命天下计簿之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元朔五年（前124）下令，丞相公孙弘设法多方面收集图书，建筑了藏书的馆舍，置抄写图书的官吏，图书不断充实，总数达三万三千零九十卷。为了适应高度集权的统一的中央王朝国家的需要，汉武帝把思想、文化、教育工作提到议事日程，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加强了对思想、文化、教育的控制。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尊崇儒家学说，设置五经博士，以儒家的经典教育人民，使儒家学说成为代表最高统治者的正统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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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帝时，又命陈农为使，在全国范围内收集图书，使汉代藏书极为丰富。但由于古代图书主要书写在简策上，贮藏时间久了自然容易散乱残缺，因此成帝在命人收集图书的同时又下令进行校理，由刘向主持开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进行的古籍整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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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首先把简册整编好，除去重复，相互补充，确定篇章和它的名目及先后次序，然后校正文字；对没有书名或书名重的，还要命定书名，最后抄写成定本。校定一本书后，再撰写一篇叙录，说明本书撰者的生平事迹，全书内容大意及校对、缮写情况等，奏请成帝过目。刘向又将各书的叙录汇编成书，名为《别录》，这是一部国家藏书的提要汇编。经过二十年时间，刘向终于完成了校书整理工作，一共整理了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刘向去世后，这一工作由其子刘歆继任。刘歆根据刘向编的叙录汇总起来，编成了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七略》。《七略》将西汉政府藏书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略（大类），其下又分成若干小类，如六艺略分为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种。六略各有大序，三十八个小类各有小序，分别阐述大、小类目的意义和学术源流、派别，叫做“辑略”，置于六略之前，以阐明六略的相互关系和书的用途，成为“六略之总最”。《别录》、《七略》到唐代就亡散了，但它的基本概貌被保留在东汉班固（32～92）所著的《汉书·艺文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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