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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史话 [:1704843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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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两汉三国时期的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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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期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和封建中央集权制进一步巩固时期。由于社会的基本稳定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国力强盛，反映在文化学术方面也十分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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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武帝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在思想领域里占主导地位。当时的儒家学派，又有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之分，代表人物和代表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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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学派。他的代表作是《春秋繁露》。书中推崇春秋公羊学，阐发“春秋大一统”的思想，并杂凑阴阳五行学说，对自然和人事作攀附，建立“天人感应”的神秘主义思想体系，其中包括了以后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推崇的“三纲”、“五常”等说。它对我国封建制度及其伦理道德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刻影响。另一部重要著作是东汉班固等人编的《白虎通义》，综合了当时全部今文学，是今文学的政治学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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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经学派则对先秦的儒家经典着重训释。《尔雅》、《说文解字》是汉代古文经学派的两部重要著作。《尔雅》实际上是我国最早解释词义的专著，是汉初的学者根据有关资料编辑增补而成。前三篇《释诂》、《释言》、《释训》所收一般词语用同义词解释；《释亲》、《释宫》、《释器》以下各篇是关于各种名物的解释，这是一本考证词义与古代名物的重要图书，为《十三经》之一。东汉经学大师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收字九千三百五十三个，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个，按文字形体及偏旁构造，分列五百四十部，首创部首编排法。以小篆字体为主，有古文、籀文等异体，则列为重文。每个字的解释，先说字义，后形体构造和读音，依据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解说文字。它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和考究字原的字书，也是世界最早的字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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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在两汉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和重要的创造。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中国历史上不朽的大作。司马迁（约前135～？）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史学家、文学家。汉武帝时他继承父职任太史令，从公元前104年起，他花了十四年时间，历经千辛万苦，经受了腐刑，终于完成划时代巨著——《史记》。《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叙述了从上古到汉武帝时三千多年的历史，资料丰富翔实，人物事件生动活泼，文字优美。《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以人物纪传为主，把君主的大政、大事按年代记载辟为“本纪”；其他人物传记为“世家”、“列传”；再以“书”、“表”分别记述典章制度和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情况，开创了我国史书的纪传体体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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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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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班固（32～92）所撰《汉书》（又称《前汉书》）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著作。它叙述了从汉高祖元年（前206）到王莽地皇四年（23）二百三十年间的历史，它的体例是在《史记》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包括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其中创造了“十志”，即“律历志”、“礼乐志”、“刑法志”、“食货志”、“郊祀志”、“天文志”、“五行志”、“地理志”、“沟洫志”和“艺文志”，是研究我国古代典章制度的重要文献。特别是创立《艺文志》，它是班固以《七略》为基础，删节各书的说明，把“辑略”所包括的大序、小序移至各大小类之后，同时增加了《七略》以后三十年间的著作。《艺文志》开创了正史艺文志的先例，记一代藏书之盛，后来史书都有《经籍志》、《艺文志》，使人们得以知道中国文化典籍的丰富，并可以指导人们怎样去翻阅这些分门别类的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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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还有一部集体创作的史书《东观汉记》，经过一百多年，几十个人之手编成，共一百四十三卷。《东观汉记》从东汉明帝诏班固、陈宗、尹敏、孟异等开始，经安帝诏刘珍、李尤、伏无忌、黄景等参与编著，桓帝元嘉（151～152）时复命边韶、崔寔等，灵帝熹平（172～177）时又命马日磾、蔡邕、杨彪等参与编著完成。《东观汉记》现仅存辑本二十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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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东汉还有赵晔著的《吴越春秋》和袁康著的《越绝书》，专记本地典故，开创了地方志著作的先例，对后来地方志著作及其发展影响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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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方面，王充（约27～97）的《论衡》是针对汉代的神学迷信而进行斗争的一部哲学著作，全书八十五篇，二十多万字。书中首先否定了天的神秘性，认为世界万事万物都是自然存在，并不是天意创造的。王充反对“生而知之”的唯心思想，认为那种“前知千岁，后知万世”的圣人是没有的。王充在《论衡》中不仅批判了韩非子的一些观点，而且敢于批判孔子、孟子那样的“圣人”，指出了他们许多言行是自相矛盾的、荒谬的。他的思想和观点处处闪耀着唯物主义思想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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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到汉代特别是东汉末三国时期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后汉书》专门设《文苑传》，说明文学大体上已与儒学分离，成为文士的一种专门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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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文学形式有散文、赋、乐府诗和五言古诗，它们对于后世的文学著作具有很大影响。汉初贾谊、晁错的政论，西汉中期司马迁的《史记》，东汉初期班固的《汉书》，都可称为汉代杰出的散文作品。汉赋是汉代一种长篇韵文，是从楚辞中发展起来的，它讲究技巧，且词藻华丽，著名的汉赋有贾谊的《吊屈原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等。乐府诗是从汉武帝开始设立的掌管音乐的机构——乐府采集加工出来的。其中来自民间的、以《孔雀东南飞》为代表的乐府诗是西汉诗歌的最高成就，深受历代读者的喜爱。乐府诗现存四十多首左右，由宋人郭茂倩编集的《乐府诗集》是采集乐府诗最为完备的一部总集。汉代的“古诗”是在民谣和乐府民歌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五言诗歌形式，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收集在梁朝萧统《昭明文选》中的《古诗十九首》是它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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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汉献帝建安年间到魏初，是我国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这个时期，曹操统一了北方，社会生活较前稳定，而且由于曹氏父子的提倡、支持和他们本身对文学的造诣，使文学创作繁荣起来。建安文学不少作品从汉乐府民歌中吸取营养，反映出社会动乱和人民流离失所的痛苦。建安时期的作家代表人物是三曹和七子。三曹是指曹操（155～220）和他的两个儿子曹植（192～232）、曹丕（187～226），由于他们的政治地位和文学上的造诣，他们是建安文坛的领袖。七子是指孔融、王粲、刘桢、阮瑀、须幹、陈琳、应瑒，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另外还有一位著名的女作家蔡琰（蔡文姬），她有《悲愤诗》、《胡笳十八拍》传世。随着文学创作的发展，建安时期还开创了文学批评的优良学风，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第一篇文学批评的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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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思想方面，有著名的西汉桓宽的《盐铁论》。科学技术方面的著作有张衡的天文学著作《灵宪》；数学方面有《九章算术》。农业方面有《氾胜之书》。医学方面，西汉有药物著作《神农本草经》、东汉有医学家“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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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的古典文献中，作为很重要的一个门类的类书，是一种独特的工具书，它对读者查找资料作用很大。曹丕曾下令编了我国第一部类书——《皇览》，堪称我国类书之祖，可惜已经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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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史话 [:1704843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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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纸的发明及其在图书史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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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的发明是我国图书史上的里程碑。纸的出现，不仅使记录知识、传播知识的工具出现了革命性的变革，而且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物品，对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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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汉，我国就有使用以丝絮制造的薄纸的记载，当时称“赫蹄”。1957年，西安灞桥古墓出土了西汉武帝时期的灞桥纸，这是距今发现的最早的古纸。1974年，在甘肃居延汉代遗址中又出土了由麻筋、绳头和碎布块等物制造的两片西汉麻纸，估计是西汉末宣帝到平帝年间的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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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古发现出土西汉古纸的同时，在内蒙古额济纳河旁也出土了东汉时期的纸张，有的上面还残留有文字，这些纸是用麻纤维制造的，纸质细薄、平滑，与灞桥纸相比质量已有很大提高。这一切表明，在这一时期里，一种新的书写材料——纸正在产生和发展中。到东汉蔡伦对造纸技术的改进，使纸张的制造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后汉书》卷一百八《蔡伦传》记载，东汉和帝时，“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渔网以为纸，元兴元年（105）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蔡伦在和帝时，从小黄门晋升为中常侍，后又兼任尚方令。在他为官尚方令，掌管宫廷日用品制作的过程中，有机会接触各种工人，注意到麻、树皮、废旧织物等的共同属性，从而以它们为原料，制造出了较高质量的纸，使造纸原料来源扩大，客观上对纸张生产的普及起了推动作用。另一方面，蔡伦又提高了造纸的技术水平。用麻、树皮造纸，要经过复杂的工艺程序，尤其是树皮，需经过剥切、沤烂、蒸煮、舂揭、抄造定型、漂白等工序。蔡伦成功试用了用树皮造纸，并使这种工艺得到推广。“蔡侯纸”的出现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蔡伦对于造纸术的发展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纸的发明与推广使用，使中国古代图书逐步从简帛时代发展为写本时代，扩大了古代图书的规模，并影响了书籍制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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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伦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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