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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汉，我国就有使用以丝絮制造的薄纸的记载，当时称“赫蹄”。1957年，西安灞桥古墓出土了西汉武帝时期的灞桥纸，这是距今发现的最早的古纸。1974年，在甘肃居延汉代遗址中又出土了由麻筋、绳头和碎布块等物制造的两片西汉麻纸，估计是西汉末宣帝到平帝年间的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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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古发现出土西汉古纸的同时，在内蒙古额济纳河旁也出土了东汉时期的纸张，有的上面还残留有文字，这些纸是用麻纤维制造的，纸质细薄、平滑，与灞桥纸相比质量已有很大提高。这一切表明，在这一时期里，一种新的书写材料——纸正在产生和发展中。到东汉蔡伦对造纸技术的改进，使纸张的制造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后汉书》卷一百八《蔡伦传》记载，东汉和帝时，“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渔网以为纸，元兴元年（105）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蔡伦在和帝时，从小黄门晋升为中常侍，后又兼任尚方令。在他为官尚方令，掌管宫廷日用品制作的过程中，有机会接触各种工人，注意到麻、树皮、废旧织物等的共同属性，从而以它们为原料，制造出了较高质量的纸，使造纸原料来源扩大，客观上对纸张生产的普及起了推动作用。另一方面，蔡伦又提高了造纸的技术水平。用麻、树皮造纸，要经过复杂的工艺程序，尤其是树皮，需经过剥切、沤烂、蒸煮、舂揭、抄造定型、漂白等工序。蔡伦成功试用了用树皮造纸，并使这种工艺得到推广。“蔡侯纸”的出现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蔡伦对于造纸术的发展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纸的发明与推广使用，使中国古代图书逐步从简帛时代发展为写本时代，扩大了古代图书的规模，并影响了书籍制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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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伦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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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汉代已经发明了纸，但是纸在公元二世纪至四世纪之间并没有完全取代简帛，此间仍为简、帛、纸三者并用时代。用纸作书籍，在东汉已经开始，范晔《后汉书·贾逵传》说汉章帝命贾逵教学生学习《左传》，并给予“简纸经传各一通”，即指给了竹简和纸本的《春秋经》和《左传》各一部。三国时代纸已用于上层社会。随着造纸术的不断改进和提高，造纸规模的不断扩大，纸的优越性不断地显露出来，到两晋南北朝时期，纸张已经成为主要书写材料，写本书取代了简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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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史话 第三章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图书（265～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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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两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图书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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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65年，司马炎篡魏，建立了西晋王朝。公元280年灭吴，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局面，统一的中国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和平安定局面，出现了太康之治时代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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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建立以后，社会经济逐渐稳定，文化事业也得到了相应的恢复和发展，大量的文献典籍得到保存。晋武帝开国之初，由秘书监荀勖、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典籍，这是西晋初年第一次大规模的官府整理图书的活动。武帝咸宁五年（279），汲郡人不准盗墓得十多车竹书，后被官府收集。由荀勖、束皙等人对这些汲冢书进行了校订整理，编制了目录，这是第二次图书整理活动。后来荀勖依照曹魏秘书郎郑默编制的藏书目录《中经簿》，总括群书，编制了一部综合性的官府藏书目录一《中经新簿》。它包括正文十四卷，另附佛经二卷，著录图书约“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它分图书为四部：甲部——六艺及小学等书，即经部；乙部——古诸子家及近世子家，即子部；丙部——史记、旧事、皇览簿、杂史，即史部；丁部——诗赋、图赞、汲冢书，即集部。与刘歆《七略》相比，一是把《七略》中“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并入诸子略而变为乙部即子部，二是把《七略》中归入“六艺略”的春秋类历史书等独立出来，设置了一个丙部即史部。《中经新簿》第一次以甲乙丙丁为四部次序符号，适应了当时学术的变化与 典籍增长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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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17年，晋王司马睿在建康称帝建立了东晋。而在北方则五胡混战，纷纷割据，开始了十六国统治时期，藏书的破坏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以至于到“刘裕平姚”时，“收其图籍，五经子史，才四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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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建立以后，重新收集图书，仅得三千零一十四卷，仅占荀勖著录之书的十分之一左右。著作郎李充对东晋所收集的图书进行了整理并编纂了《四部书目》，它以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确定了经史子集四部。此后，这种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体系成为我国古籍分类的主流，经逐步扩展，一直沿用了一千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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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20年，刘裕建立南朝宋以后的一百六十多年里，南方经历了宋、齐、梁、陈四朝的更迭，史称南朝。北方是自公元386年拓跋珪建立的北魏，以后经一系列的战争至公元439年拓跋焘灭北凉才统一了北方，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后来北魏分裂成 东魏、西魏，而经历了北齐、北周，历史上称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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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宋建立时，继承了东晋少得可怜的四千卷藏书，又通过战争掠夺了北方后秦府库中所有的四千卷赤轴青纸、文字古拙的藏书，从而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藏书的规模。宋文帝元嘉八年（431）秘书监谢灵运编制《四部目录》时，藏书增至一万五千七百零四卷，另有佛经四百三十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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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齐时，藏书规模稍有扩大。齐初，沈约就在东宫“校四部图书”。齐永明（483～493）中，秘书丞王亮、秘书监谢朓在整理图书的基础上编纂了《四部书目》，著录图书仅一万八千零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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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02年，萧衍建立了梁朝。萧梁在建立政权过程中很重视对图书的收集，还设立了“文德殿”、“华林园”典藏经籍，其中“华林园”专收藏佛教经典。梁天监元年（502），秘书丞王泰对藏书进行了一次初步整理，天监二年（503），任昉任秘书监再次校订图书，编纂了《文德殿目录》，此目录将术数之书更为一部，因此，萧梁时代又出现了《五部目录》。梁武帝后期的“侯景之乱”使藏书受到一定损失。侯景之乱以后，嗜好书籍的梁元帝将书籍归于江陵，大约七万多卷。公元554年，西魏军破江陵时，梁元帝恐书籍落人敌手，烧书十余万卷出降。这次焚书使梁朝一度兴旺的官府藏书再次遭到毁灭性破坏，给我国文化典籍又一次带来了极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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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从北魏孝文帝改革和迁都洛阳以后，加速了鲜卑族的封建化进程，促进了民族融合，使国家的图书事业得到了发展。孝文帝多次下诏求天下遗书，并且凡是“秘阁所无，有益时用者加以优赏”。经过三次大规模的搜求图书，使北魏官府藏书终于达到一定规模。然而由于战乱频繁，政权更迭，使图书一再受损。到北周保定（561～565）初年国家藏书不过八千卷，以后虽有所增加，也不过一万卷，比起南朝的藏书尤为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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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国家分裂，战争频繁，社会动乱的时期。尽管如此，社会政治、经济仍然在缓慢地发展。民族融合，宗教盛行，社会的科学文化也在不断进步。这一时期是我国图书史上由简策过渡到写本书的时期。东晋末年，桓玄称帝时曾下令：“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散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太平御览》卷六零五引《桓玄伪事》）。纸张的应用，减轻了书籍载体的重量，使书籍的书写、携带、流传更为方便，也使得私人藏书得到很大发展，藏书量也相应增加。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两部著名的私家目录——《七志》和《七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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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志》为齐王俭（452～489）所编。他把图书分为“经典志”、“诸子志”、“文翰志”、“军书志”、“阴阳志”、“术艺志”、“图谱志”七大类，道、佛书籍作为“附见”，实际为九类。过了五十年，梁阮孝绪（479～536）又综合了《七志》和其他书目，编成一本目录——《七录》。《七录》分内编和外编。内编包括“经典录”、“纪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术伎录”；外编包括“佛法录”、“仙道录”。其下共分五十五部，类目相当精细。它给以后《隋书·经籍志》的分类，打下了基础，在我国目录学史上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这两部目录都已失传，只有《七录》的序保存在《广弘明集》一书中，成为我国目录学的重要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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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史话 [:170484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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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两晋南北朝著作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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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处在社会比较动荡的时代，但是图书著作的内容范围比以前扩大了，数量也增多了。经学、玄学、史学、文学、佛学等学科发展的消长，带来了图书数量和结构的剧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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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历史和地理著作大大超过了前代。汉代《七略》没有设立历史书籍一类，仅收于“六艺略”的春秋类中。东汉以前历史、地理方面的书籍增多了。两晋时荀勖整理藏书，将图书分为甲、乙、丙、丁四大部类，其中丙部就是独立的历史类（包括地志）。这时期出现的历史和地理著作有：晋陈寿的《三国志》、宋范晔的《后汉书》、梁沈约的《宋书》、梁萧子显的《南齐书》、北齐魏收的《魏书》以及《晋太康三年地志》、《地记》、《周地图记》等。这一时期，私家修史之风很盛，先后出现史书近一百多种，尽管大部分已散失，但是对我国历史文化的贡献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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