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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唐代又由魏徵主持了《隋书》的编写。书中的《经籍志》与《汉书·艺文志》堪并称为我国古典目录学的典范作品。《隋书·经籍志》以《大业正御书目录》为底本，用唐初政府收藏的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部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图书进行校对，删去重复，把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四十七类，著录图书三千一百二十七部三万六千七百八十卷。如果包括所附的道经、佛经及全部的存、亡图书，则有六千五百二十部五万六千八百八十一卷。《隋书·经籍志》在体例上各部类之末都仿《艺文志》写序录，简要地说明诸家源流及其演变。它有总序、大序、小序。总序是目录学文献中的重要篇章，它的主要内容都根据《七录》叙录和隋牛弘的《五厄记》。在书名之下又都有注释，指明作者或标出书籍的亡佚情况。它还继承和发展了荀勖、李充的四分法，并给甲、乙、丙、丁四部正式命名为经、史、子、集。还参考了《七志》、《七录》的类目，区分了小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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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经籍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第一部史志目录，在中国目录学史上起着创始指导作用，是研究我国古代目录学和查考中古时代书籍的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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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开元年间也进行了多次搜集和整校经籍的工作。开元五年（717）玄宗命褚无量整理洛阳乾元殿的书，完成后，将书运往京师丽正殿。又命马怀素在秘书省编撰目录来续王俭的《七志》。经过三年的努力，于开元九年（721）编成了《群书四部录》。本目录共二百卷，著录图书二千六百五十五部四万八千一百六十九卷，有总序、类序和解题，是我国有名的官修目录之一。随后毋煚在改正了其中一些错误后，又增加了图书六千多卷，编成了《古今书录》。这部目录分经、史、子、集四录，四十五家，著录图书三千六百部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收书止于唐开元年间。它的自序是一篇很重要的古典目录学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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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是唐帝国历史的转折点，也是唐代官藏图书的转折点。公元755～763年，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使得唐都长安以及洛阳几次遭到破坏，使唐代藏书遭到了空前的损失，乃至“乾元旧籍，亡散殆尽”，“尺简不藏”。虽然，后来唐王朝的继承者力求恢复，肃宗、代宗两朝仍“崇儒术，屡诏募购”，甚至“以千金购书一卷”，但收效不大。文宗时搜访遗文，日令添写，藏书才略有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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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时期对图书比较重视的是后唐、后周、南唐。后唐庄宗同光年间（923～925）曾购募民书，规定献书三百卷的授予官衔。后周世宗时期社会比较安定，国力日渐充实，有余力征集图书，曾派出儒生三十人从事藏书校理与保管。南唐建都于金陵（南京），是当时的经济文化中心，所以对图书的收集更为重视。南唐早在创建时就收集图书万卷藏于集贤院，后经李后主（李煜）的大力搜集，藏书达六万余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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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发明了印刷术，五代之后雕版印书盛行起来了，中国图书史进入印本时代。从此，大规模的校书工作就很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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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史话 [:1704843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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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兴盛的隋唐五代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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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特别是隋唐时代民族统一，国家兴盛，创造了灿烂的中国封建文化，各种学术著作不断涌现，使图书的品种、类型、数量远远超过了前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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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文学方面是百花齐放，丰富多彩。骈文方面有以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为代表的初唐四杰；诗歌方面除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伟大诗人外还有王维、元稹、刘禹锡、孟郊、李贺、杜牧、李商隐等；在散文方面，有韩愈、柳宗元、李翱、皇甫湜诸名家。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为后世所称道，故有“文起八代之衰”的称誉。著名的词人有温庭筠、韦庄、李煜、冯延巳等。他们都有自己的诗文集行世，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据清嘉庆十九年（1814）董诰等编《全唐文》，共收唐、五代作家三千余人，文一万八千四百余篇。清康熙时彭定求等编的《全唐诗》则收唐、五代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附有唐五代词，作者二千二百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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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出现了一个文学的新品种——传奇小说。传奇文学是后世笔记小说的模范，其由“变文”、“俗讲”等民间创作发展起来的评话，为后世章回小说的产生开辟了道路。现存唐代传奇小说、流行较广的有几十篇，大都收入北宋李昉等编的《太平广记》里，著名的有《古镜记》、《南柯太守传》、《柳毅传》、《莺莺传》、《李娃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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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广记》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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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创造的繁荣，使便于文人学士寻章摘句的类书发展很快。传世的大部头类书，有高祖时欧阳询等奉敕编的《艺文类聚》，唐初虞世南编的《北堂书钞》，唐玄宗时徐坚等奉敕撰的《初学记》和白居易编的《白氏六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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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代的史学也有了重大的发展。首先是官修史书制度的确立，其次是在史学著作中有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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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开皇十三年（593）隋文帝下诏禁绝私人编写国史，至唐太宗贞观三年（629），设立史馆专修国史，由宰相监修，这是我国史书编纂工作的一个重要变革，从此以后，宰相监修国史成为历代王朝的定制。唐初在宰相监修的情况下，修成了《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和《隋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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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官修史书外，唐代还出现了第一部专门论述典章制度的通史——《通典》（杜佑撰），以及史学理论著作刘知几撰的《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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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是一部源于纪传体史书而发展成为经济、政治、礼乐、典章制度的专史。它不但开创了典志书编撰的方法，而且还存有大量的古代文献资料。作为一部通史性的政书，它叙述了各种制度及史事，总是按年代顺序，从上古到唐朝，原本极详细，并且“以类相从”，有条有理，便于查考。其中以《食货典》、《职官典》、《兵典》、《边防典》为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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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典》的影响下，宋代郑樵编了《通志》；元代马端临编了《文献通考》，合起来称为“三通”。清代乾隆时官修有《续通典》、《清通典》、《续通志》、《清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文献通考》，称“九通”。加上现代刘锦藻编著的《清续文献通考》，合称为“十通”，是一套有关我国典章制度的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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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几的《史通》是一部系统的史评专著。《史通》的主要内容是对史书的义例、源流、编撰体例的评判，以及刘知几自己的修史主张和见解的阐述。刘知几的《史通》又开辟了我国史评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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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代地理学方面的著作也有不少。隋代有《诸郡物产土俗记》、《区宇图志》、《诸州图经集》等。唐代则有地理学家贾耽的《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元和郡县志》即《元和郡县图志》，由于北宋时失去图后改为郡县志，它以当时四十七节镇为标准，分镇记载府、州、县的沿革、山川、道里、贡赋等项，是现存最早的比较完整的总志。另外还有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记述了玄奘在西域十七年的亲身经历以及西域一百多个国家的山川、城邑、物产、习俗等情况，是研究古代中外交通和印度、尼泊尔、孟加拉国等地古代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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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技术方面，天文、历法、算学都有了相当发展，出现了《戊寅历》、《麟德历》、《大衍历》等，这是唐代最有价值的三部历法。在医学方面，唐代杰出的医学家孙思邈总结前人的医学理论和方剂的成果，结合自己临床经验和调查，写出了集医学大成的《千金方》和《千金翼方》，他首创了复方，并分析妇女、儿童的特点，主张独立设科。孙思邈被后世尊为药王。另外还有王焘的《外台秘要》。在药物学上，唐代完成了世界上最早的由国家制定的药典《本草》。高宗时由苏敬等编成《唐新本草》。此书分本草、药图、图经三部分，收药物八百四十四种，于显庆四年（659）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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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经典经历了风风雨雨，到唐代已是众说纷纭、章句繁杂。太宗时命颜师古考定《五经》文字，编定《五经》定本颁行天下。又命孔颖达等人编注一部统一的释本《五经正义》，实行“统于一尊”的政策，结束了东汉以来儒家各派各持己说的局面。而隋及唐初著名的音韵学家、训诂学家陆德明，针对当时经典旧音太简，微言久绝，大义愈乖，后人攻乎异端，竞生穿凿的现象，在校理群书的基础上，著有《经典释文》一书，详列各经本的异同，每字各有音切、训义。在本书的序录中还详述了经学传授源流，对汉魏六朝的经学作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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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代，是我国宗教事业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佛教译经达到鼎盛期，道教典籍也大量增加。据《开元释教录》统计，隋代所出经论及传录等共六十四部，三○一卷。唐代译经，以玄奘取经回国后在长安译经活动最为突出。 贞观三年（629）玄奘赴西域求法，历经一百一十余国，于贞观十九年（645）回国，携带梵本经典五百二十筴，六百五十部。他先后在长安弘福寺和慈恩寺从事译经工作，历 时十九年，译出大小乘经律论《大般若经》、《瑜珈师地论》等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据统计唐代译经三百七十二部，二千一百五十九卷。隋唐时代中国僧人佛教著述也有增无减。唐释道宣的《广弘明集》是《弘明集》之后第二大部头的中国佛教诗文总集，共收一百三十余人的作品。此外道宣还有《续高僧传》三十卷。佛经目录著名的有隋费长房的《历代三宝纪》十五卷，唐释智升的《开元释教录》二十卷。还有佛教类书《法苑珠林》一百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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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尊奉道教，道教典籍大增，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有三百七十七部，一千二百一十六卷。唐代帝王以道教太上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以老、庄、列、文为“四子真经”，开科取士。尽管安史之乱道书毁损不少，但到肃宗上元年间（760～762），政府又收道书六千余卷，至代宗大历年间（766～779）经过缮写，增至七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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