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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开皇十三年（593）隋文帝下诏禁绝私人编写国史，至唐太宗贞观三年（629），设立史馆专修国史，由宰相监修，这是我国史书编纂工作的一个重要变革，从此以后，宰相监修国史成为历代王朝的定制。唐初在宰相监修的情况下，修成了《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和《隋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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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官修史书外，唐代还出现了第一部专门论述典章制度的通史——《通典》（杜佑撰），以及史学理论著作刘知几撰的《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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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是一部源于纪传体史书而发展成为经济、政治、礼乐、典章制度的专史。它不但开创了典志书编撰的方法，而且还存有大量的古代文献资料。作为一部通史性的政书，它叙述了各种制度及史事，总是按年代顺序，从上古到唐朝，原本极详细，并且“以类相从”，有条有理，便于查考。其中以《食货典》、《职官典》、《兵典》、《边防典》为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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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典》的影响下，宋代郑樵编了《通志》；元代马端临编了《文献通考》，合起来称为“三通”。清代乾隆时官修有《续通典》、《清通典》、《续通志》、《清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文献通考》，称“九通”。加上现代刘锦藻编著的《清续文献通考》，合称为“十通”，是一套有关我国典章制度的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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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几的《史通》是一部系统的史评专著。《史通》的主要内容是对史书的义例、源流、编撰体例的评判，以及刘知几自己的修史主张和见解的阐述。刘知几的《史通》又开辟了我国史评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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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代地理学方面的著作也有不少。隋代有《诸郡物产土俗记》、《区宇图志》、《诸州图经集》等。唐代则有地理学家贾耽的《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元和郡县志》即《元和郡县图志》，由于北宋时失去图后改为郡县志，它以当时四十七节镇为标准，分镇记载府、州、县的沿革、山川、道里、贡赋等项，是现存最早的比较完整的总志。另外还有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记述了玄奘在西域十七年的亲身经历以及西域一百多个国家的山川、城邑、物产、习俗等情况，是研究古代中外交通和印度、尼泊尔、孟加拉国等地古代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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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技术方面，天文、历法、算学都有了相当发展，出现了《戊寅历》、《麟德历》、《大衍历》等，这是唐代最有价值的三部历法。在医学方面，唐代杰出的医学家孙思邈总结前人的医学理论和方剂的成果，结合自己临床经验和调查，写出了集医学大成的《千金方》和《千金翼方》，他首创了复方，并分析妇女、儿童的特点，主张独立设科。孙思邈被后世尊为药王。另外还有王焘的《外台秘要》。在药物学上，唐代完成了世界上最早的由国家制定的药典《本草》。高宗时由苏敬等编成《唐新本草》。此书分本草、药图、图经三部分，收药物八百四十四种，于显庆四年（659）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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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经典经历了风风雨雨，到唐代已是众说纷纭、章句繁杂。太宗时命颜师古考定《五经》文字，编定《五经》定本颁行天下。又命孔颖达等人编注一部统一的释本《五经正义》，实行“统于一尊”的政策，结束了东汉以来儒家各派各持己说的局面。而隋及唐初著名的音韵学家、训诂学家陆德明，针对当时经典旧音太简，微言久绝，大义愈乖，后人攻乎异端，竞生穿凿的现象，在校理群书的基础上，著有《经典释文》一书，详列各经本的异同，每字各有音切、训义。在本书的序录中还详述了经学传授源流，对汉魏六朝的经学作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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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代，是我国宗教事业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佛教译经达到鼎盛期，道教典籍也大量增加。据《开元释教录》统计，隋代所出经论及传录等共六十四部，三○一卷。唐代译经，以玄奘取经回国后在长安译经活动最为突出。 贞观三年（629）玄奘赴西域求法，历经一百一十余国，于贞观十九年（645）回国，携带梵本经典五百二十筴，六百五十部。他先后在长安弘福寺和慈恩寺从事译经工作，历 时十九年，译出大小乘经律论《大般若经》、《瑜珈师地论》等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据统计唐代译经三百七十二部，二千一百五十九卷。隋唐时代中国僧人佛教著述也有增无减。唐释道宣的《广弘明集》是《弘明集》之后第二大部头的中国佛教诗文总集，共收一百三十余人的作品。此外道宣还有《续高僧传》三十卷。佛经目录著名的有隋费长房的《历代三宝纪》十五卷，唐释智升的《开元释教录》二十卷。还有佛教类书《法苑珠林》一百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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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尊奉道教，道教典籍大增，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有三百七十七部，一千二百一十六卷。唐代帝王以道教太上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以老、庄、列、文为“四子真经”，开科取士。尽管安史之乱道书毁损不少，但到肃宗上元年间（760～762），政府又收道书六千余卷，至代宗大历年间（766～779）经过缮写，增至七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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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史话 [:1704843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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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印本书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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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版印刷术的发明起源于捶拓和制造印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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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祖先在石头上镌刻文字，最早见于实物的是战国后期的石鼓，到东汉蔡邕于熹平（172～177）年间奏请镌刻碑文，以订正《六经》的文字。汉代刻石经为后世历代统治者作出了榜样。我国刻石活动的传统自公元2世纪一直持续到18世纪。刻石的传统发展了捶拓技术。将石刻文字转录到纸上的方法称为拓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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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经籍志》记载了隋炀帝藏有汉魏石经的全部拓本，并记载说南朝梁代的藏书目录中也有石经拓本。拓碑是一种极好的复制文字的方法，它不仅解决了抄写的劳苦，而且还可避免抄写错误。不过由于碑刻文字是阴文，捶拓出来的塌本是墨底白字，阅读效果并不理想，然而它却给印刷术发明带来了重要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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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印章技术我国很早就有了。在战国时代印章就已经常见了。《周礼》中有“玺节”的记载。“玺节”就是印章。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皇帝用的印称为“玺”，普通官私用的才称为“印”。汉时用印封检奏章，故称为印章。秦汉以前多为阴文印章，秦汉以后多为阳文印章。印章的体积很小，一般只刻三四个字的姓名或官衔。由于印章上多为阳文，即反刻的，它印在纸上的是正体的白底黑字，非常清楚。捶拓技术和印章的雕刻方法结合起来，导致了雕版印刷术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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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从文献资料上看，应当不晚于唐代中叶。例如唐穆宗长庆四年十二月（824），元稹为白居易所作的《长庆集序》，就记载当时有印本书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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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物方面，首先要提到敦煌发现的咸通九年（868）的《金刚经》，它是现知世界上最早的刻印有确切日期的雕版印刷品。这部书是一个长约十六尺的卷子，本文由六个印张粘缀而成，前面还有一幅题为《祗树给孤独园》的图，其内容是释迦牟尼佛在祗园精舍向长老须菩提说法的故事。卷末刻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的字样，其文字图画浑朴凝重，精美异常，其刀法纯熟，墨色匀称，印刷清晰。现藏于英国伦敦博物馆。今天可见的最早的印本历书是乾符四年（877）历书和中和二年（882）历书残本。1944年在成都东门外望江楼附近的唐墓中发现有《陀罗尼经咒》，印本居中部分是梵文，纸端印有“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这是国内现存最早的佛经印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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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经》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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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唐代的雕版印刷品，主要是人民日常所需的著作和佛家宣传的经律等。当时这一新的技术还只应用于局部地区（四川和长江下游一带）和局部范围（民间和寺院）内，它最初的目的并不在于传播知识，而在于准确地复制经文等，因此，印本书也只是处于一个初期阶段，及至五代，则逐步由写本阶段过渡到印本阶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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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五代，民间和佛教的刻书事业更加发展。主要流传于民间和寺院的印刷术，到五代时逐渐进入士大夫阶层，不少贵族文人“自出俸钱”或聚资雇人刻书。私人出资刻书的人首推和凝。和凝是后唐时翰林学士，后晋天福五年（940）出任丞相。他长于短歌、艳曲，有一百卷，自己誊写上板雕印。前蜀昙域和尚在成都雕刻印其师贯休和尚的《禅月集》；后蜀的宰相毋昭裔也令他的门人句中正、孙逢吉写《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等雕版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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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时期，印刷技术也引起了官府的重视，开始了官府刊刻图书的事业。后唐明宗时宰相冯道、李愚奏请刻印儒家经典，由当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组织专人，以唐《开成石经》为依据，刻九经印板，印《易》、《诗》、《书》、《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仪礼》、《周礼》、《礼记》。这是儒家经典第一次开雕，也是官方开始采用雕版印刷书籍的开始。《九经》刻印从后唐长兴三年（932）起到后周广顺三年（953）止，经历了四个朝代，花了二十二年才全部完成。这些书是由国子监负责刻印的，即为“监本”。这个制度影响了以后几个朝代，宋代监本就是以五代监本为底本刻印的，宋人称五代监本为“旧监本”或“古京本”。印刷术由民间进入官府，印书范围由杂书上升到经典，提高了它的地位，因而也更有利于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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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刻书现存的很少，仅有敦煌发现的《唐韵》、《切韵》和天福十五年刻的《金刚经》及各种佛像（现藏于法国巴黎图书馆），1917年在浙江湖州天宁寺石刻经幢象鼻中发现过吴越王钱俶显德年间刻的《宝篋印经》若干卷，1924年杭州西湖雷峰塔倒塌时则发现了开宝年间的刻本，这是国内仅存的五代刻本。我国雕版印刷到了五代时，书坊刻书、私家刻书和政府刻书都已齐备，为今后刻书事业开创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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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史话 [:1704843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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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雕版印刷术发明后的书籍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