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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刻印图书在清朝有不少精品。如徐乾学主持校刊的《通志堂经解》是用手写体上版雕刻的,刻工精致。王士祯的《渔洋精华录》是当时著名书法家林佶书写后上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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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时的藏书家和校勘家也刊印图书,著名的黄丕烈的《士礼居丛书》,鲍廷博的《知不足斋丛书》等。底本优良,校勘工细,是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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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刻丛书是清代刻书的一大特色,除上面谈到的外,有专门搜集一地或一姓著作的《郡邑丛书》和《氏族丛书》,如宋世荦编的《台州丛书》,祝昌泰的《浦城遗书》等等,对研究一个地方的文化发展也很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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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坊刻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多半转入以售书为业,坊刻逐渐衰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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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版图书,在嘉靖以前盛行黑口,字体款式都沿袭元代式样。只有经厂本独具一格,版框宽,界行疏,字大如钱,多有句读,黑口双边。纸墨、刊印都精,字体用赵孟孟頫体,包背线。万历年间因文化上提倡复古,书的风格也为之一变,仿北宋的白口,版式与北宋大体相同,字体也用欧、颜书法,但较板滞,纸张多是上等白棉纸,洁白细润,墨色鲜明。万历以后,黑口又逐渐增多,以后黑、白书口就都常见了。字体方面,发展为方整的字体,渐渐成机械式图案,明末清初演变为横轻直垂,四角斩方的方块字,当时的刻工把它叫“宋体字”,清朝一直沿用。19世纪铅活字印刷兴起后,它又被用来铸造铅字,而成为标准的印刷字体,现存的印刷行业称之为“老宋体”,明代中期线装书出现了,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线装书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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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明代和清代前期的藏书与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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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藏书工作较之过去是较为逊色的,政府对图书只重视收藏,不重视保管,更少有校书活动。特别是到了明代后期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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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灭元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就命令部队注意收集散于各地的图书。灭元以后,将集于大都的宋、金、元三朝旧藏,尽载南京,建立文渊阁、大本堂收藏。洪武三年(1370)三月,明承袭元秘书监制度,使主管内府书籍,初步奠定了明政府藏书体系。明成祖即位后,常到便殿阅览图书,发现国家书库中古籍不全时,便命令选派熟悉典籍的官员,到各地购求典籍,并指示他们,凡遇好书,可高价收购。因此,从民间收集了许多图书。成祖永乐六年(1408)《永乐大典》编成,贮于文渊阁。永乐十九年(1421)随都迁到北京。明仁宗以后,皇帝藏馆续有扩建,有广寒殿、清暑殿、琼花岛、通集库、皇史宬等用以藏书。到宣宗时,秘阁藏书达二万余部,近百万卷。正统年间,杨士奇整理、编成《文渊阁书目》,计当时文渊阁藏书达四万三千二百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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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大典》书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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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后由于不注重保管,更没有整理,有些图书往往被馆阁官员借没;藏书损失、虫蛀、霉烂也无人过问,以至藏书散失严重。因此,到万历年间张萱等编《内阁藏书目录》,对照《文渊阁书目》“十无二三”,所增加的仅是当时文集、地志,而其他唐宋时代的,基本上已没有,损失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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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私人藏书非常兴盛。据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和吴晗《江浙藏书家考略》统计,明代知名藏书家达四百二十七人。明私家藏书首推明室诸藩,如晋庄王、宁献王等都在藩府积累藏书,数量都在万卷以上。除了藩王外,大量的是官僚、重臣,以至士大夫阶层和乡村地主豪绅都有私家藏书。如明初宋濂(1310~1381)藏书数万卷。嘉靖以后,由于社会经济进一步繁荣,出现了私人藏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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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年间建于宁波的“天一阁”,是明兵部右侍郎范钦的藏书楼。他购置了浙江丰氏“万卷楼”的藏书,广泛购抄,罗致海内奇书,注意当时各地出版的地方志和明代文献,藏书达七万卷以上,成为浙东第一藏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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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以后,各地私家藏书更为普遍。最为著名的有毛晋的汲古阁和祁承的澹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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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古阁是明末毛晋(1599~1659)的藏书楼,位于江苏常熟。毛晋是乡村地主,嗜好图书,遇有好书不惜重金购买。他收书达八万四千多册,构筑汲古阁和目耕楼收藏。毛晋还影钞宋版书,世称“毛钞本”,还曾刻《十三经》、《十七史》等并编成《津逮秘书》等。毛晋的藏书还对外开放,允许别人借阅,当时看书人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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澹生堂是山阴(浙江绍兴)祁承[火業]的藏书楼。祁承[火業]是明万历进士,历任大官,喜好收藏图书,亲手抄录古今图书千卷之多。澹生堂最终积累了八万卷之多,为防止图书散失,祁承与儿孙亲自编目、插架。他认为聚书是为了读书,他说:“世有勤于聚而俭于读者,即所聚天下书,尤之聚也。”他的这种观点是很有见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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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一些有名的藏书楼,有赵琦美的“脉空馆”,胡应麟的“二酉山房”,何良俊的“消森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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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私人藏书楼的发展,促进了我国目录学的进步,出现了一批质量很高的书目。例如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著录图书万卷,按经、史、子、集编排,其所收图书以自己所见、所藏的明代著作为主。在每类明代著作之后,附录《宋史·艺文志》未载的和辽、金、元三代的图书。各书除卷数外,还有作者的简历介绍,是一部查考明代著作的工具书。又如晁瑮的《晁氏宝文堂书目》在子杂、乐府二门中所收的元、明话本、小说、杂剧、传奇等著作之多,为明代书目所仅见,其著录图书,常于书名下注明版刻,由此又可考见明代版本的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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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建国以后,为了维护其统治秩序,除了在政治上、军事上残酷镇压汉族人民的反抗外,在思想文化上采取更为严密的控制,大兴文字狱,大肆屠戮知识分子,强化和巩固集权专制统治。与此同时,提倡封建理学,举博学鸿儒,网罗明代遗臣,纂辑各种图籍,以加强思想控制。清政府除了接受原明代的国家藏书外,还不断下令征集图书。当时收藏政府文献的有“内阁”、“翰林院”、“国子监”、“皇史宬”等处。康熙二十五年(1686)下令各省征集图书。乾隆三十七年(1772)确定编修《四库全书》时,更进一步下诏大肆搜罗。《四库全书》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编成,抄成复本,分藏七处,即所谓“四库七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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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前期私人藏书家比历代都多,承前明遗风,各地藏书家颇不乏人,特别是明末江南各地。据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中不完全统计,清代有四百九十七人。著名的有钱谦益、钱曾、朱彝尊、曹溶、阮元、孙星衍、黄丕烈、孙庆增、卢文弨、鲍廷博等。通过他们对图书的搜藏,客观上起到了保存文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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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清代私人藏书家普遍重视利用藏书进行学术研究,特别是在有关图书校勘、目录、版本、藏书管理等领域作出了很大贡献。明末清初的常熟人钱曾(1629~1701)筑有“述古堂”、“也是园”藏书,嗜好宋代版本,总结出以版本的行款、刀法和纸墨的颜色等鉴别印本年代的规律,再从祖本、翻刻或原版、修版来确定版本的价值。他的《读书敏求记》的提要,是我国第一部版本目录。乾隆年间的卢文的卢文弨是清代最有名的校勘学家。他以家藏图书,亲手校勘,精审无误。他的校勘成果,后来刻成《群书拾补》一书。他所校的《荀子》、《逸周书》成为后代校勘的范本。苏州人黄丕烈的“百宋一廛”是最负盛名的宋版藏书楼。作为版本学家,他将其版本鉴别记录汇成《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及续编多种,又刊印《士礼居丛书》,故受到了文化学术界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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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目录学史上的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是清代章学诚(1738~1801)。章学诚是嘉庆年间著名的史学家,他曾写过不少书。而《史籍考》、《校雠通义》反映了他的目录学见解。《史籍考》已佚。在《校雠通义》中,他提出了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任务。他总结了我国历代目录著录内容和方法的经验,特别是在“互见”、“别裁”、“索引”等方面发展了目录著录方法。他对目录学的贡献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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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明代和清代前期的主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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