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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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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驱》半月刊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报，从1922年1月至1923年8月，共出二十五期。停刊以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又于1923年10月20日在上海创办《中国青年》周刊，到1927年10月止，共出一百四十七期。共产党人恽代英、萧楚女、邓中夏、林育南、李求实等先后担任过主编。它积极配合中国共产党的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和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对国内外重大政治事件发表评论，指导青年进行革命斗争。在宣传马列主义，教育和团结广大青年参加革命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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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1月30日发刊的《中国共产党党报》是党的第一个党内机关刊物。不定期刊，发放范围小，内容以登载党内文件、报告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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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革命书刊的传播，介绍马列经典著作，先后创办了新青年社、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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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社是1920年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出版过不少马列经典著作，如《阶级斗争》（恽代英译）、《列宁主义概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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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出版社是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9月1日建立。根据“一大”决议要求，由负责党的宣传工作的李达亲自负责，分别在上海、广州编印出版了《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康明尼斯特丛书》等，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初版序言）、《俄国共产党党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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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书店是1923年由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的。它致力于马列主义的传播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出版有《社会科学概论》（瞿秋白著）、《马克思主义浅说》、《反帝国主义运动》等。《向导》、《新青年》、《前锋》、《中国青年》等三十多种杂志也由该店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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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毛泽东在长沙创办的“文化书社”和恽代英在武汉创办的“利群书店”，都是党的出版发行机构。1926年11月在武汉成立了“长江书店”以便更广泛进行革命书刊的出版发行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虽然只存在半年，但新出和重印书刊共计五十余种，其中包括毛泽东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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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以后，革命书刊的出版又有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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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新创办的工人报刊有《中国工人》、《青年工人》、《劳动旬刊》、《上海工人》、《农工旬刊》、《铁路工人》等，连同复刊的《工人周刊》，共计十多种。它们以指导工人运动为主要任务，团结和教育工人阶级，阐明工人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和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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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中国共产党各地方组织都先后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如北京的《政治生活》，广东的《人民周刊》，湖南的《战士》周刊，湖北的《群众》周报，等等。这些刊物和《向导》周刊，构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党的宣传系统，大大加强了马列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密切了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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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6月10日，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张日报——《热血日报》在上海出版，瞿秋白任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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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港大罢工的高潮中，1925年6月24日出版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机关报《工人之路》，到1927年1月21日共出版了五百五十三期，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出版时间最长的工人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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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共合作过程中，国民党创办了多种报纸，如上海《民国日报》，广州《民国日报》和《政治周报》，武汉《民国日报》、《中央日报》、《楚光日报》，北京《民国日报》，湖南《新民报》，江西《民国日报》以及《浙江周刊》等，大多数掌握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手中，成为打击国民党右派的反动宣传，捍卫孙中山三大政策，维护革命统一战线的有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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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战争期间更是革命报刊的蓬勃发展时期。新创办的工人刊物有《革命工人》（国民党中央工人部主办）和《湖南工人》、《山西工人》等，由国民党各省、市党部的工人部创办。各省、市总工会创刊的有：湖南的《工人导报》、《工人画报》，江西的《工人导报》，湖北《工人导报》、《工人画报》，上海《平民日报》，广州《工人之路》等。另外还有《中国海员》、《印刷工人》、《机器工会会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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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宣传和发动农民的革命运动，1926年1月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创办《中国农民》月刊，它作为一种带理论性质的月刊，探讨了农民革命中的诸多问题。先后有毛泽东的《中国农民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李大钊的《土地与农民》，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林祖涵的《湖南的土地问题》等重要文章发表。同时，广东省农民协会主编了《犁头》周刊。同年7月，中央农民部又创办了《农民运动》周刊。此外，还有有关妇女运动的《赤女杂志》，有关指导学生运动的《中国学生》和指导工农青年的《劳动青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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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革命失败后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图书出版物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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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发动政治和军事围剿的同时，在文化战线上发动了文化“围剿”，采取了高压和恐怖政策，使许多进步书刊和革命出版物遭到查禁，许多革命作家和进步作家、革命的文化工作者遭迫害和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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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国民党反动当局颁布禁令，查禁所谓“显违党义”或“其他经法律规定禁止发行者”的刊物。仅1931年被查禁的进步书籍达二百二十八种；1934年仅上海就有一百四十九种文艺书被禁；1936年又查禁社会科学类图书六百七十六种。在查禁大量进步书刊的同时，捣毁进步出版机构和书店，迫害和暗杀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和进步人士。1931年2月，枪杀了优秀作家柔石；1934年11月暗杀了《申报》总经理史量才；1935年逮捕杜重远，查封了他主编的《新生》周刊，等等。1929年查封了创造社，1931年以出版“左联”机关刊物为由查封了上海现代书店，同年还查封了北新、群众、乐群等书店。1933年冬，先后捣毁了良友图书公司、神州国光社、光华书局等。1937年为了控制言论，公布《书籍杂志查禁暂行办法》。1938年又公布《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进一步摧残进步的出版事业。1939年4月到1940年4月，被查封或被迫停业的生活书店就有十六处分店，新知书店有九处分店。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检查制度和恶劣的政治、经济等社会环境，使图书事业遭受严重打击。而沦陷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掠杀，大批图书被掠夺、被焚毁，出版社遭到洗劫，使沦陷区的图书事业处于瘫痪。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准备进攻解放区，一方面对人民实行镇压，推行法西斯统治，扼杀出版、言论自由，继续推行一系列禁书法令，使国民党中宣部直接控制新闻、图书杂志的审查。当人民民主运动兴起，国民党反动派除了查封在抗战胜利后出现的进步书刊和出版机构外，对民主、进步人士进行殴打、绑架、监禁和屠杀。1946年著名的民主进步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先后被暗杀。国民党反动当局推行的文化白色恐怖政策，使我国的图书出版事业受到严重损失。据统计，上海的书店在1935年有二百五十九家，1949年全国仅剩三百十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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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国民党反动当局通过自办书店，自办刊物发行书刊，企图垄断宣传工具为他们的政权服务。他们组织一些政客和文人如胡适、梁实秋之流，以《新月》杂志、《前锋周报》、《文艺月报》、《宇宙风》等为阵地，进行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宣传和向革命文艺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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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进步的文化出版工作者没有被吓倒，更没有屈服，他们在国统区组织进步文化团体进行反“围剿”。1930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社会科学家联盟”。当时“左联”创办的刊物有《萌芽》、《拓荒者》、《文学月报》、《北斗》，外围刊物有《大众文艺》、《文艺新闻》、《现代小说》等。还有邹韬奋办的《生活周刊》，宣传爱国主义、进步思想，开展联系群众工作，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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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的鲁迅除了继续创作大量战斗杂文，作为投向国民党反动派心脏的“投枪”外，还以古代历史和神话传说为题材，创作了《非攻》、《理水》等五篇小说，后收于《故事新编》里。郭沫若写了《孟夫子出妻》、《司马迁发愤》、《楚霸王自杀》等历史小说，“以古喻今”、“以古讽今”，具有强烈的革命现实主义精神。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和农村三部曲，描写了20世纪30年代广大工农群众生活贫困化的景象。田汉创作演出了《乱钟》、《暴风雨里的七个女性》、《扬子江的暴风雨》等戏剧，反映了“九·一八”以后，中华民族保卫祖国，反抗侵略的英雄气概，有力地鼓舞人民进行抗日斗争。还有叶圣陶的《倪焕之》，曹禺的《雷雨》、《日出》，巴金的《家》，老舍的《骆驼祥子》，蒋光慈的《田野的风》等作品，从不同的角度深刻揭露了现实社会的黑暗。同时，鲁迅和瞿秋白等翻译了大量的世界无产阶级的文学名著。如鲁迅译的《毁灭》，瞿秋白译的《高尔基论文选集》和《高尔基创作选集》，曹靖华译的《铁流》，夏衍译的《母亲》等，对广大青年投身无产阶级革命，坚定革命意志，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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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根据地内，在反围剿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仍然出版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如列宁的《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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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后，为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团结全国人民共同抗战，在延安创刊了党中央机关刊《解放》周刊，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前身为《红色中华》），1941年改名为《解放日报》，成为党中央机关报，至1947年3月27日止，共出版二千一百三十期。在抗战和解放战争的很长一段时期，它成为宣传我党的政治路线和各项政治主张，揭露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阴谋，号召全国人民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的喉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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