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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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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沙泰尔公共与大学图书馆藏档案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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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 [:1704844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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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 引言 书籍世界【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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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沙泰尔出版社总部位于左侧的大楼中，面朝纳沙泰尔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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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港景色，弗雷德里克-威廉·莫里茨绘，约1820年。私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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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前夕法国的书籍世界变化无穷，极其丰富——之所以丰富，是因为居住在法国的人多种多样。图书业作为一个经济系统，仍然陷在17世纪发展起来的公司架构中：其中包括一个由印刷商和书商组成的行会，垄断了巴黎的书籍贸易；一套基于专卖权原则的版权制度雏形；一个负责书籍审查和解决业内纠纷的国家管理机构；一批负责执行图书贸易管理条例的检查官员——18世纪大约发布了3000条此类法令条例；而在波旁王朝这些摇摇欲坠、铺张浮华的机构之外，还有一大群以向读者推销图书为生的职业书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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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大城镇都有书商，而从业者也是形形色色。各省首府都有几位行业大佬控制着贸易。一些小人物就在他们周围做生意，靠着18世纪中叶开始人们对图书需求的增长来挣钱，并且在1770年代和1780年代的严苛条件下艰难求生。在合法的图书销售体系的外缘，一些经销商聚在一起，尽其所能地勉强维持生计，通常服务于贸易的毛细管分销体系。除了这些职业书商，还有各类个体经营者从事小本图书生意。其中有一些小店主从政府那里买到了营业执照（brevets de libraire），【viii】从而在市场上合法占得一席之地；有不求合法身份的地下经营者；有在集市上摆摊售书的流动商贩；有私下里兼卖图书的装订商；还有各种各样的小贩，他们或者拉着马车走街串巷，或者徒步叫卖。这些杂凑的、衣冠不整的中间商（middle man）（其中也有女人，最能吃苦耐劳的往往是书贩的妻子或寡妇）在图书的传播中起了关键作用。但是，书籍史却很少关注他们。除了一些非常罕见的例外，他们都消逝在历史的长河里。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让他们鲜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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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另一个目的，是要发现他们都卖些什么书。哪些书被卖给了读者，读者又是如何阅读它们的，这个问题会引出一些更宏大的问题，涉及交往和意识形态酝酿的性质。我不打算在本书中直接阐述这些问题，但是想提供一种详尽的解释，要让读者了解，在法国大革命前夕，图书市场是如何运作的，以及书籍是如何传播到法国社会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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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做到这一点，我打算把注意力集中在法国外省的图书贸易上。法国的历史多是以巴黎为中心写就的，但是在18世纪，只有不到3%的法国人口居住在巴黎，而绝大多数书籍是被外省人买走的。诚然，外省人的书籍供给有些是来自巴黎，但他们用国外出版的书籍来充实书架的情况更为常见；因为一本书一旦开始在首都出售，马上就会被国外印刷商盗印。“盗印”（piracy），通常被法国人称作“伪造”（contrefaçon），他们还用“剽窃者”和“盗贼”这些更尖刻的词汇来称呼伪造者。尽管这个词在18世纪使用很广泛，但它具有误导性，因为国外出版商的经营并不受法国国王授予的专卖权管辖。在王国内部，这些专卖权起到一种原始版权的作用。它们连同不太正式的被称作“默认许可”（permissions tacites）的授权一起，被授给经过书报审查官批准出版的书籍。而国外出版商可以重印法国的书籍，无须考虑专卖权，并且可以出版在法国永远通过不了审查的书籍。由于经济条件较好，尤其是纸张成本低，他们可以比法国的竞争对手更经济地出版这两类书籍。结果造成在法国边境以外，出版社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创立，生意也日益兴隆。从阿姆斯特丹到布鲁塞尔，越过莱茵河延伸到瑞士，再往南延伸到当时为教皇属地的阿维尼翁，这些出版社形成了一个月牙形的包围圈。【ix】这几十家出版社几乎出版了启蒙运动的所有著作，而且可以说，它们还出版了1750到1789年间在法国流通的大多数其他图书（除了专业教科书、祈祷书、福音书和宗教小册子外，各个领域的书籍都有）。它们通过一个广泛分布的图书发行体系征服了法国市场。有些发行体系是秘密的，尤其是在边境地区。偷运走私是个大行当，但是大多数图书还是通过正常的贸易渠道，有中间商从中交易，牟取他们可以得到的任何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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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庞大而丰富多彩的书籍世界，一直不大为18世纪的法国政府所知晓，而且一直以来学界对它也不甚了了。书籍史家们通过查阅巴黎留下的法国政府档案，已经揭开了它的一些隐秘。(1)不过，国家的视角始终有限。尽管政府设有“图书贸易管理署”（Direction de la librairie），负责管理图书贸易的官员享有重要地位，却很少知道巴黎以外发生的事情，也不了解其他城市“书商行会”（Chambres syndicales）的情况。要想全面了解整个体系，就必须依靠外省的档案，尤其要依靠国外出版商的文献来研究。不过，国外的文献也几乎完全散佚——只有一个例外：纳沙泰尔出版社（Société typographique de Neuchâtel，简作STN）的档案。这是瑞士的一家出版社，靠近法国东部边境，自己出版书籍，同时也在法国各地大量从事图书批发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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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档案文件，加上从巴黎和外省可得到的档案材料，包含了几千封来自每个与图书行业有联系的人的信件，这些人包括作家、出版商、印刷商、纸商、铸字商、油墨制造商、偷运者、货车车夫、货栈主、旅行推销员、图书代理商、审稿人、读者，尤其是法国几乎所有市镇的书商。其中许多人出现在其他文献资料中，诸如破产文件和警察记录，使我们能够从多种视角去观察他们，从多个方面了解他们的经营活动。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其他几类文献，如账簿、货运记录、订货登记册、印刷厂工头的付款账本，则揭示了图书贸易其他方面的情况。把所有这些资料结合起来研究，我们就能了解整个行业作为一个体系如何运作，以及它如何运转失灵，如何崩溃，又如何因为图书从业人员的努力恢复运转，使供应满足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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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所涉及的时段为1769年到1789年，【x】这个时期，法国对图书贸易的法律限制一直在随政策的变化而变化。凡尔赛的内阁也时常更迭，它们源源不断地颁发法令，经常出台打击盗版的新举措，建立新的书商行会，扩大图书监管部门的职权，修改进口图书的检查规程，提高或降低纸税。纳沙泰尔出版社紧紧跟随所有这些进展，根据获得的情报来调整自己的经营策略。因而它的文件，再加上巴黎的档案材料，能反映出出版业游戏规则的变动，更重要的是揭示了游戏的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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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档案浩如烟海，以致研究者会深陷其中，茫然无措。我从1965年开始研究它们。从那时起，我用十四个暑假和一个寒假，查阅了其中几乎全部五万封信件和纳沙泰尔出版社账本中的补充资料。这项工作时间拖得很久，但是并不艰苦。纳沙泰尔是汝拉山脚下一座风光秀丽的小镇，俯瞰一片清澈的湖水，沿湖遍布葡萄园。【xi】纳沙泰尔民风淳朴，热情好客。我在此地结交了许多朋友，和他们一起沿着汝拉山脊走过一个又一个高山夏季牧场，在他们家里享用了不计其数的美食，看着我的孩子和他们的孩子在五十余年里一起成长，度过了许多美妙的欢乐时光。在本书的致谢中，我向他们表达了诚挚的谢意。不过，我花费如此多的时光，从纳沙泰尔以及巴黎的相关档案中搜寻，也让我面临一个挑战，即怎样才能把这些资料处理得当。如果要把我在资料中碰到的所有人物的全部故事都讲出来，我的书就会多达许多卷。因此，我将精心挑选的大量文献资料和我早期出版的著作传列在一个可以公开访问的网站上，网址为www.robertdarnton.org。读者如果想要继续对本书所提出的论题深入研究，可以去访问该网站，通过数字化的资源，找到自己的研究途径。有了这个网站，我就不必在本书中加入过多的注释了。不过网站不解答我安排叙事的方式——既能把主题的深奥一面讲清楚，又不会使读者丧失阅读的兴趣。我选择以一种非常规的方式呈献我的研究成果。我不作系统性的论述，而是决定跟随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一位销售代表穿越法国出差旅行的足迹，探讨他所遇到的图书贸易中几个最重要的方面，从而绘出一幅根据最丰富的档案资料得到的书业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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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销售代表（commis voyageur，英国人喜欢用“commercial traveler”这个词，而美国人则常常偏爱“traveling salesman”）是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一位职员，29岁，名叫让-弗朗索瓦·法瓦尔热（Jean-François Favarger）。1778年7月5日，他骑上马，动身出差，历时五个月，穿越法国，访问了沿途经过的几乎所有书店。他推销书籍，收账，安排货运，视察印刷厂，调查市场需求，评估生意规模，对一百多位书商的品质做出评价。11月份法瓦尔热回到纳沙泰尔时，他所了解的有关图书贸易的东西，比迄今为止任何历史学家可能希望了解的都多。幸运的是，他用文字在纸上留下了他的踪迹，包含一本记载详尽的日志和大量内容翔实的信件，这些资料使得我们可以跟随他游遍法国，从而能够从街市的层面来研究图书贸易。另外，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档案还包含了法瓦尔热所遇到的书商们写下的几百封信件，以及从1769到1789年间所有与出版业有关的人的几千封信件。因此，法瓦尔热的法国之行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广阔的图书文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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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位销售代表的视角看，【xii】相比于作为书库中伟大作家的鸿篇巨著来被研究时，当时的书籍看上去并没有那么重要。我无意蔑视法国人常用的说法“人与作品”（l’homme et l’œuvre）所表达的老式观点，尽管它在文学研究者中不再获得多少尊重。相反，我倒是从像巴尔扎克的《幻灭》（Les Illusions perdues）这样的杰作中找到了灵感，它为我正在试图根据档案资料重构的世界提供了一种虚拟的描述，一个在巴尔扎克出生（1799）十年前就土崩瓦解的世界。我的目的是从一位地位卑下的销售代表着手，探索图书从业人员所体验和理解的旧制度下的图书行业。这种方法绝不是文物研究，而是要从细微之处推断出宽泛的结论。它将处理有关出版的实施、图书的发行、图书市场的运作、书商作为文化中介人的作用，以及读者对书籍的需求等问题。最后我还想说明，在法国大革命前这二十年中，市场上实际流转的是哪些书籍。尽管资料不全，我还是要提供一份回顾性的畅销书书单，读者从中可以了解到法国各地的人都喜欢哪些书籍。由于缺乏证据，我无法指明读者是些什么人，以及他们如何理解所阅读的东西；但是我认为重现他们的消费方式是能够做到的，不管消费一本书可能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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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第二个目的，是要考查一个曾经令巴尔扎克着迷的主题，即社会底层百姓的生活基调。我想了解书商们的生活，以及以把书籍卖给读者为生的中间商们的社会背景。在书籍史上，书商就算出现过，也只是像影子一样。但从一位销售代表的视角观察，并根据一家出版商的档案来研究，则会发现书商都是有血有肉的复杂个体。他们形态各异，从行会理事和独霸一方的行业大佬，到旧式书商和地下小贩，莫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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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通过极其翔实的档案卷宗来跟踪某个人的职业轨迹。一个人在学徒期满之后，找到有嫁妆的女人结婚，自己开一家书店，进货建立库存，冒风险，使出计策赚钱，竭力摆脱破产，病倒，去世，生意留给儿子，或者在多数情况下，留给一位精明能干又有悟性的寡妇。另一份卷宗包含一位乡村小学校长的故事，他以卖书为副业，但挣到的钱几乎不够支付货款。他出租房屋，提供膳宿，还经营一个小葡萄园，【xiii】临死时还希望下一季收获能够偿清一份待付的汇票，以保住他的名誉。还有一份卷宗塞满了一堆字据，字迹潦草难辨，拼写错误百出，反映出一位流动书贩的生意状况。他用一家小客栈的地址签署期票，因为他没有固定住所。只要马儿能跑，他就一直用马车载着图书去乡村赶集。要是牲口体力不支，或者他囊中羞涩，小客栈里就不会见到他的人影，那些期票也就成了到期不还的欠条，而地方官也把他当作流浪的投机商贩。这些卷宗向我们展示了两百多年前在书籍世界上演的一出出光怪陆离的人间喜剧，令人目不暇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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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卷宗都反映了又一个令巴尔扎克着迷的主题，即对财富的贪求。当然，我们必须考虑到资料来源固有的偏重点，因为大多数卷宗都包含了商业信函，它们首先必须谈及利益得失。但是这些信函也传递出一种特定的资本主义的特质和习俗——不仅仅是想要听到金币叮当作响的悦耳声音，在风险四伏的博弈中也需要信任，所有参与这种博弈的人都竞相避免被交易的诡计欺骗：这些诡计包括盗版、偷运、刺探情报、虚张声势、谋划假破产，以及秘密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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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诡计在19世纪大行其道，当时巴尔扎克就对它们进行过研究，其他时期和地方也能看到类似的现象。但是就18世纪的图书贸易来说，这些做法还非常原始，这在许多卷宗中有明显反映。一名书商——或者一名出版商，一名流动书贩，一名偷运者，一名货运代理商——未能在到期日承兑一份汇票。其他票据变成了欠条。他在破产的边缘摇摇晃晃地行走，和最无情的债主们商谈，重新找到了立足点，后来又失足倒下，人也失踪了。邻居或收账的人写的信讲出了故事的结局：“钥匙塞在门底下了”；“当兵去了”；“去俄国了”；“坐船去美国打仗了”；“他的老婆、孩子正在教堂门前要饭呢”。我们不能把这些信当真。它们总会带有一种偏见，总要为一种利益说话，无法提供一种直接的对现实的看法。然而，它们带有的主观性，或者说正是由于这种主观性，表明了在旧制度的一种极其重要的亚文化中，现实是如何被推想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