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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先他发现难以找到认真可靠的脚夫，并且让他们相信纳沙泰尔出版社会自我限制，只经营盗版书，不经营禁书。（其实该出版社曾经不顾合同规定，利用费弗尔运过最危险的书籍。）最终，他向出版社保证，他招募到了一支可靠的脚夫队伍。他知道几条能绕过弗朗堡边境海关检查站的山路，而且在首次跨境尝试时，他还亲自陪同脚夫走了一趟。然后他开始收买当地的总包税所官员。经过一个月的谈判，他说服了他们——花了一大笔钱，让他们对他的脚夫所拉的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多可以放行60个货包，固定费用为8个金路易（合192锂）。遗憾的是，脚夫们也拼命地跟费弗尔要价。他们不接受每日25苏的固定运费，而是每英担要15锂，还要另加酒水。1783年末冬季来临时，他写信给纳沙泰尔出版社说，“下雪之前，不论什么紧急的货你们都可以发给我。”所有这些安排都要花钱，他解释说：“我必须向这些脚夫提供酒，还要给那些跟我做了交易的人8个金路易。”这指的就是贿赂总包税所的官员。“可是有那8个金路易，我可以运50到60个甚至更多货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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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费弗尔坚持要提高他自己分得的收益比率，这使他跟纳沙泰尔出版社谈判也很费劲，直到1784年2月才终于达成妥协。那时候，费弗尔正在为几家出版商搞偷运，包括洛桑和伯尔尼的出版商。由于在弗朗堡撒了那么多钱行贿，【40】因此他自己在那里接了几起越境走私生意，而且找到一种把运往外省的货藏在运往巴黎的货包中的新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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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4月份，关口上厚重的积雪融化了。但残雪也让跨越山路困难重重，脚夫们精疲力竭。他们一夜驮了6包货过境，第二夜又是6包，到月底前又运了另外6包。山路仍然很难走，于是他们提出要求，货包还要再轻一点——一般只能重40磅，最多60磅。到5月末，积雪化尽，有些脚夫也不来了，因为他们要集中精力春耕。不过，费弗尔还是找到了足够的脚夫，维持到贝赞松、里昂、第戎、特鲁瓦和兰斯（Reims）的货运。尽管几乎每次都遇到困难，但这套系统尚能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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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确切地说，它一直运转到一场大事故来袭。1784年8月初，弗朗堡边境检查站的官员缴获了5包“哲学书籍”，其中有米拉波伯爵奥诺雷·加布里埃尔·里克蒂（Honoré Gabriel Riqueti，Comte de Mirabeau）煽动性的和宣扬色情的小册子。它们是福什长子和维特尔公司发运的，这是一家由萨米埃尔·福什的女婿热雷米·维特尔（Jérémie Witel）和他的长子若纳斯（Jonas Fauche）在纳沙泰尔创办的公司。在和父亲老福什发生争吵后，他们创建了自己的公司，并仿效他出版禁书。米拉波专门写作这类体裁的书。1775年，当他还被囚于茹堡（Château de Joux）这座坐落于高约922米的汝拉山峰上、俯视着弗朗堡附近边境的城堡中时，就让老福什出版了《论专制主义》（Essai sur le despotisme）。1782年和1783年，小福什和维特尔出版了他的《论逮捕密札与国家监狱》（Des lettres de cachet et des prisons d’Etat）和《情色圣经》（Errotika Biblion）。但是他们的偷运活动出了岔子，这些书籍被发现，引起了轩然大波，于是弗朗堡的走私通道被堵住了。虽然费弗尔与此事无干，但他也哀叹：“许多人都抱怨，有些人甚至针对我，可是我跟这事毫无干系。”他还注意到，总包税所的官员现在“日夜都在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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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弗尔无计可施，只有暂停所有偷运活动。他的脚夫不愿跨境运任何东西，而且在莱韦里耶尔有密探和无赖，为了钱会出卖任何人。他认为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书存放在米肖于边境的瑞士一侧的莱韦里耶尔的仓库里并不安全，所以他命令手下把它们搬到一座山的山顶上找个地方藏起来。【41】货包在那里一直存放到10月，事态此时已平息下来，并且他和总包税所的人员也达成了一份新协议。他还设法说服一些脚夫尝试跨境运输，主要是给他们灌更多的酒。有过量的酒壮胆，他们做起来就不难了；总包税所的人得到了更多的贿赂，也就不再盯着他了。于是到11月，这个系统又平稳地运作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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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这个系统在夏季的崩溃使费弗尔的财务压力大增。他不能再回过头去玩和妻子分手这种骗人的把戏了。事实上，她像从前一样在他身旁辅佐他，为了和弗朗什-孔泰的其他书商处理事务，她甚至带着他们的女儿一起上路。面对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催债，费弗尔恳求延长还债的期限：“脚夫们一直盯着我要钱呢。他们要我把工资提到每磅6德尼，还要考虑到我必须支付给那些帮我的人的其他款项，这样的话我就无利可图了，”他补充道，那些人指的是总包税所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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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贿赂是给弗朗堡海关检查站一个名叫圣安德烈（Saint André）的财政员和他的一个同事的，这个同事在蓬塔利耶附近总包税所的另一个办事处监督货运。费弗尔跟他们很熟。为了巴结他们，他要求纳沙泰尔出版社把范妮·伯尼（Fanny Burney）的六卷本小说《塞西莉亚，或一位女继承人的回忆录》（Cécilia，ou mémoires d’une héritière）的译本送给他们。纳沙泰尔出版社还另外给了一些好处，让圣安德烈免费订阅两份他们出版的《赫尔维西亚月刊》（Journal Helvétique）。如奥斯特瓦尔德在一封附信中所写的，这些赠品是对他的服务表示感谢：“先生，我们向您表示感谢，万分感谢您对于我们通过您的办事处发运的书籍，采取了通融的态度。”几个月后，新的偷运系统有效地运作起来，费弗尔要了两本雅克·内克（Jacques Necker）的《论财政管理》（De l’administration des finances），雅克·内克是瑞士银行家，1778到1781年间出任路易十六的财政总监。费弗尔解释说，他需要一样合适的礼物，因为他不久后要和圣安德烈一起吃个饭。在蓬塔利耶-弗朗堡这个小世界，受过教育的社会精英们互相熟识，都读过许多这样的书，不管他们是卖书的，还是没收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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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备密探，也为了安抚跟米肖发生口角的脚夫，费弗尔把他在瑞士一侧的偷运业务从莱韦里耶尔转移到圣叙尔皮斯，让米肖的竞争对手默龙兄弟做他的新代理商。【42】而且在改进老系统的同时，又基于不同的路线设计了一个新的。它“安全、可靠”，而且能走装载量大的货车，但马匹必须强壮，因为这条路要翻过高山。因此纳沙泰尔出版社不用再把书捆成重50到60磅的货包，而是可以打成200到400磅的货包来发运。（此前，出版社有时故意忘记对书捆的重量加以限制，费弗尔在1784年11月抗议过，“一个人不能背负110磅”。）现在，出版社可以恢复比较常规的货包了，而费弗尔没有脚夫也能运货。唯一的问题是积雪，1785年2月积雪厚达近一米，道路无法通行。“没有哪个马车夫敢驾雪橇走这些路”，费弗尔写道。高山道路要一直封到4月末，而在这期间，出版社的合法书籍和藏在有货物通运准单的货包中的盗版书籍，就从地势较低的地方运进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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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沙泰尔出版社在经营后期，【43】许多货物通过皮翁发运，虽然皮翁仍然不愿作为承保人，但他收费较低。费弗尔曾打算处理该出版社的所有贸易，扮演货运代理商和承保人的双重角色，并且租了一间仓库存放大量指望偷运过境的书籍。他跟出版社签订的合同确实约定会把运到法国的一切货物都托付给他。他尤其需要处理具有货物通运准单的货包，因为他要利用它们掩藏为其他出版商运输的非法书籍。他在信里暗示，他像其他货运代理商，如里昂的雅克·雷沃尔一样，把禁书的包裹夹在当局容许的大货包中。由于他和海关人员关系好，可以在蓬塔利耶把货包重新包装后再打铅封；订了这批货的书商能找到办法把非法书籍抽出来，或者在书商行会接受检查时趁人不注意让它们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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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弗尔越来越气愤地抱怨纳沙泰尔出版社未能兑现合同的条款，出版社也反过来抱怨他的服务花的时间太长。他回答道，1784年一整年他都在为出版社辛辛苦苦地劳作，而在1785年初，也是因为雪太大他才被迫积压了一些货物没有发运。他争辩说，交易量不大的话，他的保险业务就不值得做了。他每年花33锂租了三年的仓库现在毫无用处。1785年8月15日，他写信说，如果出版社不支付剩余的租金，他就要撤销合同，不跟他们做生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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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纳沙泰尔出版社完全停止了向费弗尔发货。因为出版社自己也遇到了财政困难，已经开始大幅缩减出版业务。1786年1月，出版社结清了他的账户，他收到300锂的一小笔余款。我们从费弗尔的卷宗可以得知，在停止为纳沙泰尔出版社进行偷运业务后，他作为书商的生意还在继续。尽管他老婆和他假离婚，但是还在和他一起经营，1780年代后期，他们的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也陪着他们。很可能直到1789年，他还继续为其他出版商进行偷运或是通过“保险”业务，或是通过在海关检查站玩花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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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法瓦尔热是销售代表的典型一样，费弗尔可以被视作偷运者的原型。【44】他的故事告诉人们，一个生意人如何能够在几乎是无法无天的法国东部边境小山城里依靠图书贸易讨生活。1778年，法瓦尔热视察出版社在法国边境的供货路线时，他的法国之行与那个在上汝拉地区发生的故事（以及其他几个故事）只有几天的交汇。在后面的各站点，他还有许多任务要去完成，而这些任务也将嵌入更多别的故事。每个故事都是高度个人化的经历，然而所有这些故事又都联系着一个共同事业——在法国历史上一段特别艰难的时期，把书籍送到读者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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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是当地的年鉴。——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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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国管理运输的法令要求由货车运输的包裹至少重50磅。那时通用的法国磅合489.5克，约0.5千克。货运代理人以英担或公担为单位收费，约合45.4千克。货车车体结实，有四个轮子，由两匹以上的马拉着，常常能载5000磅。见勒塔科努，“18世纪法国的运输”，《现代和当代史杂志》，11（1908—1909），第97—114页。勒塔科努的资料可以从货运代理商寄给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几百封信中得到证实，他们雇用车夫，并为费用讨价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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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种标记不是地址，而是一个缩写的表达符号，不仅涂写在货包上，也标在通知函和运货单上，用来通知货运代理商或书商，并用于记账。例如，标着“RP85”的货包，由纳沙泰尔出版社于1779年3月29日发运给蒙彼利埃的书商里戈·蓬斯，该包裹重200磅，是那年出版社发运的第85个货包（“代理账簿”［Livre de commission］，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ms.1019）。我在一篇关于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的论文中发表过这些账簿和附随文献的照片，文章标题为“出版社与书商之间：书籍销售的诸个阶段”（Entre l’éditeur et le libraire：les étapes des ventes），刊于《纳沙泰尔出版社（1769—1789）：2002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纳沙泰尔学术讨论会论文集》（La Société typographique de Neuchâtel 1769-1789. Actes du colloque Neuchâtel 31 octobre au 2 novembre 2002），罗伯特·达恩顿和米歇尔·施吕普编，纳沙泰尔：Attinger，2005，第365—3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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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了能替换损坏的折帖，印刷商会增加印数，多印一些折帖，这些折帖被称作“夏佩隆”（译者按：chaperon，原意是在社交场合监护少女的年长女伴，如今这些多印的部分，多被称作“伸放纸”［main de passe］）。这额外多印的折帖数量不定，尽管印刷商的手册上说，通常在印刷时，每两令或一令纸（1000或500张折帖）的纸张加放量为25张：S.布拉尔（S. Boulard），《印刷手册》（Le Manuel de l’imprimeur），巴黎：Boulard，1791，第72页。这额外多印的折帖主要用来弥补印刷时产生的损坏，但是如果有客户抱怨有破损，也可以用它们来弥补，破损常常是运输中搬运不当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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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这个事件的完整记述见我的专题论著，《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The 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A Publishing History of the Encyclopédie，1775-1800），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79；或，简写版“法国大革命前夕的《百科全书》之争”（The Encyclopédie War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见robertdarnton.org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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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这种涉及货物通运准单的手续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有关图书贸易的数篇手稿中有提及，尤其是法文档案全宗（Fonds français）22079，no.140，“备忘录：关于书商行会的情况和在贝赞松建立书商行会的理由”（Mémoire. Renseignements sur les chambres syndicales et les moyens d’en établir une à Besançon），1773年6月11日；和法文档案全宗22081，no.165，“1763年11月10日致萨尔蒂纳先生的备忘录”（Mémoire donné à M. de Sartine le 10 novembre 1763）。然而，为再现它的实际运作情况，我还参阅了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中的货运代理商的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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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边境上的文化复杂性一直是人类学家最喜爱的主题，也吸引了一些历史学家的关注。可参阅如格雷格·丹宁（Greg Dening），《岛屿与海滩，关于一片寂静土地的论述：马克萨斯群岛（1774—1880）》（Islands and Beaches，Discourse on a Silent Land：Marquesas，1774-1880），墨尔本：墨尔本大学出版社，1980；以及彼得·萨林斯（Peter Sahlins），《边境：比利牛斯山脉中法国与西班牙的形成》（Boundaries：The Making of France and Spain in the Pyrennes），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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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拉穆瓦尼翁·德马勒泽布，《1778年夏季在纳沙泰尔山区的旅行》（Voyages des montagnes neuchâteloises en été 1778），日内瓦：Slatkine，2011，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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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更多叙述见本书网站“中间商和偷运者”（Middlemen and Smugglers）标题下面的文献和论文。对“保险”的经济分析，连同对在另一条跨境通道偷运的详细研究，可以在该标题下有关吉永（Guillon）的论文中找到。我的一些关于书籍偷运的早期出版物已普及到通俗文学领域，有一部作品还把我描写作偷运者：“偷运者和中间商的一条运输途径为［非法］书籍的流传提供补给，不限于咖啡馆和读书会。这种煽动性书籍的主要传播者中，有一个叫罗伯特·达恩顿的，是蒂永维尔的一个出版商。他和纳沙泰尔出版社有合作，这家出版社出版过报纸和毁谤性小册子。为了掩盖这种非法经营活动，达恩顿也出版合法书籍，诸如历书、宗教小册子和课本。”（安德烈·贝松［André Besson］：《走私犯和税务官》［Contrebandiers et gabelous］，巴黎：France-Empire，1989，第207页，引自多米尼克·瓦里［Dominique Varry］，“探索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研究的新路径”［Pour de nouvelles approches des archives de La Société typographique de Neuchâtel］，刊于《达恩顿辩论会：书籍与18世纪的革命》［The Darnton Debate. Books and Revolu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海登·T.马森［Haydn T. Mason］编，牛津：伏尔泰基金会，1998，第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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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默龙兄弟菲利普和法弗尔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81年2月13日，见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这个论述基于档案中默龙兄弟、让-弗朗索瓦·皮翁、弗朗索瓦·米肖、亨利·罗塞莱和伊尼亚斯·费弗尔的大量卷宗。费弗尔的信可在本书网站上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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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1777年修改规定以前，法国只有以下几个城市的书商行会可以处理货物通运准单：巴黎、里昂、鲁昂、斯特拉斯堡、南特、马赛、波尔多、梅斯、兰斯、亚眠、里尔和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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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弗朗什-孔泰像法国南部大部分地区一样，属于“被视为异邦的省份”，因此，货物经过它到中部和北部市场必须付过境税。但阿尔萨斯和洛林征收的关税更高，因为它们“被看作是真正外国的省份”。根据特殊约定，里昂不会对“五大包税所辖区”（Cinq Grosses Fermes）内向北运输的货物征收关税。见J. F.博谢尔（J. F. Bocher），《单一关税计划：18世纪法国关税联盟运动研究》（The Single Duty Project：A Study of the Movement for a French Customs Un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伦敦：Athlone，1964；和P. M.琼斯（P. M. Jones），《法国的改革与革命：过渡时期的政治（1774—1791）》（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The Politics of Transition，1774-1791），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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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见我关于克莱尔沃莱拉克（Clairvaux-les-lacs）的“保险”业务的论文，《启蒙运动时期的书籍与越境运输》（Books and Border Crossings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见即将为纪念罗朗·莫蒂埃（Roland Mortier）和雷蒙·特鲁松（Raymond Trousson）而出版的文集，也可在网站robertdarnton.org上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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