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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套克洛德-弗朗索瓦·格扎维埃·米约（Claude-François Xavier Millot）的《从克洛维到路易十五的法国史纲要》（Eléments de l’histoire de France depuis Clovis jusqu’à Louis 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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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套克洛德-弗朗索瓦·格扎维埃·米约的《英国史纲要》（Eléments de l’histoire d’Angleter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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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册《梅西耶三剧集》（Trois pièces de Mercier）（可能是《维罗纳的墓地》［Les Tombeaux de Vérone］、《神圣联盟的覆灭》［La Destruction de la Ligue］和《瓜德罗普岛的居民》［L’Habitant de Guadelou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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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册皮埃尔-昂布鲁瓦兹-弗朗索瓦·肖德洛·德拉克洛（Pierre-Ambroise-François Choderlos de Laclos）的《危险关系》。【107】［显然，加里冈因为卖完了他自己的版本，所以需要再进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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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交换成功了，尽管他抱怨，“跟货运代理商——尤其是和雷沃尔先生——打交道好麻烦，他让我经历了许多不愉快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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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年的互利交换后，两家出版商建立了牢固的互信。加里冈一直在向纳沙泰尔出版社通报他正在印的书，也不时地建议它应该翻印哪些书。1783年3月，他怂恿它翻印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的《南极及世界环游记》（Voyage au pôle austral et autour du monde），“一本好书”。“我不想对你隐瞒我的意图，如果你们不做，我就要自己印十二开七卷本了。但是不得到你们同意我不会做这个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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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交换贸易在1783年6月戛然而止，因为此时韦尔热讷发布了命令，要求所有进口书籍都要运到巴黎接受检查，而不是在外省的书商行会检查。因此，从纳沙泰尔运到阿维尼翁的图书要绕道巴黎，其费用就高得令人难以承受了，而且巴黎的检查人员是外国盗印者的大敌，肯定会没收任何非法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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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沙泰尔出版社和加里冈之间的所有货运——以及该出版社与阿维尼翁的所有联系——都在1783年夏天停止了。两年后，加里冈写信说他很想恢复交换贸易，但是找不到办法来规避韦尔热讷的命令，这是他们中断联系的“致命原因”。在加里冈的倡议下，纳沙泰尔出版社考虑过利用日内瓦的巴尔德与芒热公司（Barde，Manget et Cie.）让货包绕过法国官员。然而巴尔德报告说，和纳沙泰尔的出版商一样，日内瓦的出版商也无法渗透进法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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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阿维尼翁人在自己的边境也遇到了无法逾越的屏障。1778年，他们就曾请求巴黎的图书贸易主管勒卡米·德内维尔（Le Camus de Néville）把他们当作法国人看待，法瓦尔热也曾报告说，他们指望他们的游说获得成功，“他们自信他们的盗版书能像在法国城市里一样被打上印记。他们把情况跟德内维尔先生陈述过，根据他们的报告，德内维尔先生也亲切地聆听过他们的意见。”尽管如此，法瓦尔热仍然看出，事情陷入了危机。【108】“因为阿维尼翁位于法国境内［他们辩称］，他们再也不能卖任何东西，这部分贸易会完全垮掉，他们全都要破产。其间他们趁着还可以做的时候都在抢着盗印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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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德内维尔完全知道，涌进法国的盗版书大部分是在阿维尼翁印刷的。他裁定阿维尼翁是外国领土，它出口的书籍将受到严格监控。1785年的法令要求尼姆的新书商行会检查阿维尼翁出口的每一件图书货包。没收的书籍大量增加。于是出版社一家接一家地破产倒闭。1786年，阿维尼翁只有25台印刷机在工作——还不到1760年盗印鼎盛时期60台的一半。(9)到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它的盗印业已经寿终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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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图书交换贸易吸引过关心近代早期的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历史学家注意，但关于它的彻底研究是在对德国图书贸易进行的探讨中做出的。见约翰·戈尔德弗里德里希（Johann Goldfriedrich），《德国书籍销售史：受德国书商协会委托》（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Im Auftrag des Börsenvereins der Deutschen Buchhändler），莱比锡：Börsenverein für den Deutschen Buchhandel，1908—1909，第2—3卷；以及赖因哈德·维特曼（Reinhard Wittmann），《德国书籍销售史：概况》（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Ein Überblick），慕尼黑：C. H. Beck，1991。在近代，印刷商兼书商常常带着满车新近印刷的书籍到法兰克福和莱比锡的春季和秋季书市，从其他印刷商兼书商印刷的书籍中挑选图书进行交换，然后满载而归，换回的书籍品种繁多，足以构成书店的大部分存货，直到下一届书市再去寻觅新的图书。在18世纪末期，莱比锡的书商如菲利普·伊拉斯谟·赖希等改变了零售贸易，把它转变成独立于书市之外的现金交易。法国没有像法兰克福和莱比锡那样的书市，尽管博凯尔的集市也吸引了大量书商。不过我相信，交换——尤其是瑞士的出版商和阿维尼翁的出版商，及里昂这样的中心地区的批发商之间的交换——是19世纪前图书贸易的基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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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曾详细探讨法瓦尔热1776年的出差之行，见“一位出版商销售代表的旅行（1775—1776）”（The Travels of a Publisher’s Sales Rep，1775-1776），《书籍史》（Book History），20（2017），第111—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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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勒内·穆利纳斯（René Moulinas），《18世纪阿维尼翁的印刷厂、书店和出版社》（L’Imprimerie，la librairie，et la presse à Avignon au XVIIIe siècle），格勒诺布尔：格勒诺布尔大学出版社，1974。法国政府完全知晓阿维尼翁的盗印情况，甚至从里昂书商那里获得了一些有关他们的情报，如皮埃尔·布里塞-蓬蒂斯就曾于1769年9月16日寄给监督检查官约瑟夫·戴梅里一份“关于盗版的备忘录”。见法国国家图书馆，法文全宗22075，no.117。关于阿维尼翁及其出版商的更多资料，见网站robertdarnt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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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见“皮埃尔·约瑟夫·罗贝蒂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75年1月16日；“弗夫·若利父子公司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80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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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以下是法瓦尔热的说明的最贴近释义，尽管引用不是完全准确：“尚博：佳，但是难打交道；奥弗雷：一般，强调价格要低；迪比埃，一般，也许会买些《圣经》；法布尔：佳，喜欢书目上的某些书籍，也许会下测试性的订单；梅朗德：极佳，但是连书目都不看一眼；奥巴内尔：一般，他提议交换，但不值得做；尼埃尔：不错的印刷商，但不在店里；塞甘：也很好，愿意进行交换，但是他的书目上没有什么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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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交换的全部细节可以从加里冈的信中了解，这些信以及关于阿维尼翁的其他资料可在网站robertdarnton.org上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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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即《哲学辞典》（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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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罗贝蒂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75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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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穆利纳斯，《18世纪阿维尼翁的印刷厂、书店和出版社》，第259—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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