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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商有时会在供应商之间挑起竞争，以便谋取最优惠的条件。但是，若个别出版商兼批发商能在偿付货款的方式上机动灵活，订货时能给予他们优先照顾，偶尔还能打点折扣，他们就会和他发展成特殊关系。因此书商们不是把生意分散给许多供应商去做，而是集中到他们可以信任的几家。信任（confiance）在图书贸易中是个关键词语（或许在早期资本主义中无处不在），它出于防止欺骗的需要。企业主们可能会在远离受害者家乡的地方不断使用诡计，操纵贸易骗局。有些出版商会宣称他们正在重印某种书籍，目的仅仅是想打探一下需求是否足够大，出版这种版本是否合算，同时也让跟他们竞争的出版商们打消出版的念头。还有一些出版商把伪造的书名页加在旧的正文前面，把它们当作新书卖。而且他们常常利用货运在书商中厚此薄彼，这样一些书商就能够在同一地区其他书商尚未收到同种书籍之前占领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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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出版商兼批发商会因滥用信任而遭受比零售商更大的损失，尤其是在图书贸易的隐蔽部分。像卢丹的马勒布这样的边缘经销商，一旦赢得了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信任，订单就一摞一摞地下，直到运走他们的大部分存货为止，然后却总是要找理由逃避承兑到期的汇票。(11)另一方面，一些像贝赞松的夏尔梅这样谨慎诚实的零售商，也会向纳沙泰尔出版社下大量的订单，因为他们宁愿从单独一家供应商那里进货，他们已和这家供应商打过多年交道，而且知道在他们遇到麻烦时，这家供应商既可以信赖也会灵活处事。不管怎样，我们有可能通过这种订单的积聚，大致了解到一个经常与纳沙泰尔出版社做交易的书商的生意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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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强调这一点，【272】是因为它关涉编制统计数据的最佳方法这个关键问题。查阅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全部会计账簿（分为日记账［journaux］、流水账［brouillards］和主往来账簿［mains courantes］，保存非常完好），并记录每种书籍销售给每个客户的数量，这都是可以做到的。1965年，当我开始结合出版社的信函来研究它的账簿时，我曾考虑过这种策略。它展示了跟踪法语书籍在欧洲各地的传播的某种可能性。但更仔细的考量显示，这样做的结果会产生误导。虽然纳沙泰尔出版社与从莫斯科到那不勒斯、从布达佩斯到都柏林的各地书商都有通信往来，但大多数通信者都属于临时客户一类，他们的订单很少——常常只有一份，就像他们说的，“测试一下”而已。纳沙泰尔出版社的销售说明书或书目上的几种书籍会吸引他们的眼球，他们也会为评估版本质量、运输费用，以及书籍运到他们手上所花的时间，进行一次测试性的订货。其中大多数人不再接着订购，因为他们发现，可以从另一家供应商那里得到更好的条件或更快捷的服务——这家供应商通常距离他们更近，或跟他们有更紧密的信任关系。因此，纳沙泰尔出版社常常在一大片地区，或者整个国家，只能卖掉几册特定的书籍，而仅凭他们好不容易卖掉的这区区几册书籍，是无法对该书的传播和订购此书的书商的生意加以典型说明的。把所有这些不正规的、时有时无的销售记录堆积到一起，企图从中归纳出书籍传播的普遍特点是行不通的。同时也很可惜，数据太贫瘠了，以至于根本无法得出有关像西班牙、葡萄牙、丹麦、瑞典、英国和德国这些庞大市场的一般特征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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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一部著名畅销书为例来说。伏尔泰的《老实人》（Candide）在1759年初版后，又重印了许多次。根据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账簿，我们可以在欧洲地图上标出他们所卖的每一册，但是统计资料太琐碎，使这种地图说明不了什么问题。(12)出版社向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书商卖了14册，而在西班牙、葡萄牙、低地国家、英国和整个斯堪的纳维亚，一本都没卖掉。那么，人们能否就此作出结论，说俄国读者对《老实人》的需求比其他所有国家的读者合起来还大，并且说在1769到1789年间这本书在大多数西欧国家都绝迹了？当然不能，因为那些国家的书商会从其他出版商和批发商那里进货。【273】加布里埃尔·克拉默，伏尔泰著作的日内瓦出版商，在伊比利亚半岛就做过一次大生意，他或许在那里卖掉了许多册《老实人》，不过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因为他的档案中幸存的资料只有他的“总账”，里面提到了他的客户，但是没有提到他们订购了什么书。(13)伏尔泰对柏林的文化生活有很大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他和腓特烈二世的关系；但纳沙泰尔出版社在那里没有卖掉一本《老实人》。到1769年，柏林以及全德国北部的图书市场，都受到改造了德国贸易的出版商菲利普·伊拉斯谟·赖希（Philipp Erasmus Reich）的控制，(14)但是赖希从未和纳沙泰尔出版社有过接触。实际上，很难查询纳沙泰尔出版社在德国的销售情况，因为它面向德国的图书销售大多数都是在莱比锡和法兰克福的书市上进行的，然后就不知所踪了。(15)而且，纳沙泰尔出版社自己不在书市上卖书，而是通过中间商，如巴塞尔的约翰·雅各布·弗利克（Johann Jacob Flick）和C. A.塞里尼（C. A. Serini），以及伯尔尼出版社和伯尔尼的伊曼纽尔·哈勒尔（Emmanuel Haller）。这些书籍的传播在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账簿上没有留下痕迹。账簿上所反映的是该社与瑞士其他出版社之间的广泛贸易，尤其是通过图书交换进行的贸易，那时瑞士出版社都在他们自己的贸易网络中做销售。那些至少占了纳沙泰尔出版社四分之一生意的书籍，都无法确定它们的最终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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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纳沙泰尔出版社在其最大市场法国的销售情况时，也会碰到许多上述的问题。尽管它曾努力开辟从西北地区进入巴黎地区的通道（见第二章），但它在巴黎从未做过大生意，那里的书商行会在警察的支持下，为消除来自国外专营盗版书的出版商的竞争，无所不用其极。外省经销商为纳沙泰尔出版社相对便宜的价格所吸引，但他们常常只是下一份测试性的订单，检验一下该出版社版本的质量，以及它的供应线的效率，从来不做回头客。货运滞后和折帖大量损坏，足以让他们望而却步，拒绝和它建立正常的生意关系。他们的名字在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账簿上出现过一两次，然后就看不到了。当然，纳沙泰尔出版社也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网络，但这个过程是不规则和不平衡的，使得一个城市的销售情况很难与其他城市作比较。实际上，纳沙泰尔出版社与零售商联系所产生的销量，并不足以让人对他们的交易进行概述，哪怕是尝试性的概述。【274】只是在一些罕见的情况下，如四开版《百科全书》的销售，人们才可以根据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档案，从地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追踪一种书籍的传播情况。(16)而且不能撇开该出版社与日内瓦、洛桑、伯尔尼和巴塞尔的中间商的交易来追踪它的大部分销售情况。我发现结论令人失望是无法避免的：任何通过不加选择地把出版社所记录的每一项销售都计算在内来进行汇总统计的尝试，都是注定有缺陷的。有人尝试遵循这种程序，写了一篇名为《启蒙运动时期欧洲的法国图书贸易（1769—1794）》（The French Book Trade in Enlightenment Europe［1769-1794］）的作品挂到了网上，结果就犯了这些以及其他一些错误。尽管该作品含有一些有用的地图和书目资料，但它并没有成功地理清书籍的传播。(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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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把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所有交易堆砌在一起，而是选择了一种采样策略，并且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了起来。我发现，要估计一位书商的订单在何种程度上可以用来说明他的生意，必须对足量的订单进行汇总，并且阅读随订单一起寄的信件。只有通过对信件的仔细研究，我们才能重构销售的环境，限定销售范围的条件，以及客户与供应商之间关系的性质。书商们写的信通常是事务性的，语言简明扼要；但在他们与纳沙泰尔出版社发展成可信赖的关系（基于互相信任的关系）之后，就常常会在订单中夹杂一些个人关于交易的评论和想法，如夏尔梅及其遗孀的例子。他们不再仅限于谈生意，于是商务信函就展现出了一幅法国外省生活的鲜活画面，因为在许多案例中，我们都可以从书商生涯的不同阶段来跟踪他们——何时开店，何时击败竞争对手，何时遭遇经济危机，在一些案例里还包括他们何时被疾病压垮，甚至死亡。他们的街坊邻里和其他商人的来信还会使画面更加完整。因为这些信件充满了家常话——事实上也正因为如此——它们读起来引人入胜。网站上有数百封这样的信件可供选读。如果把它们和统计资料放在一起研究，就可能会感觉到图书贸易好像已深深嵌入旧制度时期的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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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档案中只有很小一部分卷宗能提供这样丰富的画面。我挑选了其中18份卷宗，并且在研究助手的帮助下，抄录了这些书商的所有信件，辨别了他们订购的书籍，并把每种书籍订购的册数和订单数量以及发生的日期一起列表呈现。【275】不论是私人住宅里不事张扬的经营（如布卢瓦的莱尔），还是拥有印刷厂的大型企业（如莫西在马赛兵工厂建立的公司），每家书商都有自己的特性；但是18项个案研究都符合同一个一般性的模式。它们如实反映了法国外省广大地区对书籍的需求情况——从东部省份沿罗讷河谷向下，穿过普罗旺斯和朗格多克，沿西海岸向上到卢瓦尔，沿卢瓦尔河谷到勃艮第，然后回头通过弗朗什-孔泰到纳沙泰尔。这就是法瓦尔热出差旅行走的路线，他的报告，不论是信函中的，还是日志中的，都可以用书商们自己的信函来补充。因此可以把1778年贸易的横向景观，同根据从1769年延伸到1789年的信件推断出来的纵向透视图进行比较。我研究了纳沙泰尔出版社在法国其他地区（以及欧洲各地）所有客户的卷宗，但是我没有把采样扩大到法瓦尔热的旅行路线以外，而是决定集中于档案中这个文件最密集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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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把定量分析和对信函的鉴定性阅读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得出关于书籍的销售以及需求的推论。18家书商的订单与他们实际收到的书籍几乎完美吻合，尽管出版社有时因为存货不足而未能供应某位客户订购的一些书籍。(18)然而，在那些情况下，书商们可以从其他瑞士出版商兼批发商那里获得那些漏掉的书籍，这些出版商兼批发商销售的书籍和纳沙泰尔出版社所销售的是一样的，他们也是通过频繁的交换而获得了那些书。因此，根据18家书商的订单作出的统计数据，可以用来估计书籍传播的程度，并且更准确地反映它们的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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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论点就其本身而言也许是有说服力的，但它足以支撑合理的结论吗？我在提出这个论点时，对我刚刚描述的策略的缺陷心知肚明，因而我需要对一些潜在的反对意见做出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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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些案例中，统计基础可能非常脆弱。18家书商样本中，布卢瓦的康斯坦丁·莱尔订购书籍数量最少——总共只有34种。他是小学校长兼葡萄酒商，【276】卖书是他的副业，但信函表明，他的全部或者大部分进货都源自纳沙泰尔出版社。尽管他订货数量不多，我还是因此把他选作样本，用来说明一个边缘经销商在图书贸易零售部分的生意状况。大城市里资深的职业书商——例如蒙彼利埃的里戈和马赛的莫西——定期向纳沙泰尔出版社提交经过精心计划的订单，但他们也从像洛桑出版社和伯尔尼出版社等其他一些出版商兼批发商进货。为了对其他这些出版社的生意有一定概念，我研究了他们与纳沙泰尔出版社的通信。他们的卷宗有些相当厚重，(19)出版商之间经常的通信交流和书籍交换表明，他们销售同类图书，而且许多都是同名的书。他们夹在信件中的书目也基本相同。像里戈、戈德和莫西就常常从两三家瑞士出版社进货，以便按时得到足够的供货，并通过把订单分散给几家供应商，来最大限度地降低书籍被没收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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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因为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档案的丰富性——它们确实丰富——就认为它足以展示瑞士所有出版社的贸易，那是不正确的。它们只含有三封来自重要的日内瓦出版商加布里埃尔·克拉默的信。克拉默不像纳沙泰尔出版社，他自己刷了大量原版书籍，尤其是伏尔泰的著作。他从未和纳沙泰尔出版社建立紧密的联系，因为他厌恶盗印行为，尤其是纳沙泰尔出版社还背着他（并与伏尔泰合谋）重印过他出版的伏尔泰《关于百科全书的一些问题》一书。相似地，纳沙泰尔出版社也不和附近的伊韦尔东的巴泰勒米·德费利斯进行广泛交易，很可能是因为他靠后者的《百科全书》删订增补版做生意，这个版本与纳沙泰尔出版社在四开重印版《百科全书》（印于日内瓦、纳沙泰尔和里昂）上的投机生意有竞争关系。这套关于瑞士出版业的次要文献含有大量有价值的信息，但是如果要做系统的比较研究，这些信息还是不够充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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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其他瑞士出版商的生意可能与纳沙泰尔出版社的生意有相当大的差别，或者瑞士的图书贸易整体上可能具有与低地国家的图书贸易不同的特征——尽管很可能不是这样。但是，我在研究海牙的小皮埃尔·戈斯（Pierre Gosse）、布鲁塞尔的J. L.布贝、列日的克莱芒·普隆托和其他出版商寄到法国北部的信函时，发现它们没有任何根本性的差别。【277】(21)当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董事们去低地国家出差，拜访那里的出版商时，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受冷遇，因为在销售同类书籍的普遍竞争中，他们被视为对手。盗印之风在法国边境附近到处盛行，意味着有几十家出版商兼批发商在竞相满足同一个法国市场的需求。盗版书从荷兰经由鲁昂流进法国的过程，很可能与从瑞士经由里昂流入法国的过程非常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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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用“很可能”这个词来避免明确的肯定，因为我没有可靠的证据。但是为了支持我的论点，我要强调指出近代出版业与当今出版业之间的另一个关键差别。当今的畅销书是由一家出版商印刷的，同样的书他要卖许多册，通常是通过大量重印，有时也通过出售平装书重印权。而在18世纪，畅销书是由许多出版商印刷的，有很多版次，每版印数都不大（通常大约1000册），而且在相同的时间内和相同的市场上销售。这就是为什么在图书馆里，同一种18世纪的书籍拥有那么多不同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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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得出的结论是，我的统计提供了对纳沙泰尔出版社在法国的贸易的准确估量，尽管这些统计只是从它所收到的订单中抽取的样本。它们涵盖了1，145种书籍，即18家法国书商在1769到1789年间订购的书籍。这个样本能否反映法国图书贸易的总体情况，是另一个问题。每年法国新版图书的出版数量难以估计；但是，如果以专卖权和默认许可的申请记录（这方面原始史料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它们从来不提印数和销量，甚至不提专卖权申请书是否附有一个实际的图书版本）为依据，可知在1750年到1789年这40年间，书名的总数差不多达到了30，000种。每年问世的新版图书，数量在1767年后变化不大，大约为750种。(22)因此我们可以估计，纳沙泰尔出版社样本中的1，145种书籍，大约相当于在该出版社存在的20年间于法国问世的合法新版书的8%。然而，原始史料的不一致——一方面是书商的订单，另一方面是出版许可申请书——让任何寻求精确的百分比和比例的计算企图都落了空。【278】我认为依靠图书贸易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做的计算更为可取。纳沙泰尔出版社在决定要重印哪些书籍时，会对什么书能在整个市场上畅销作出评判；而书商从纳沙泰尔出版社订货时，也会告知他们觉得什么书能在他们那里畅销。统计表上这1，145种书籍后面所附的数字不一定是精确的，但也不是随意写上的。它们代表着一些专业人员的评判，他们是以在18世纪的社会条件感知图书需求并予以满足为业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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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显示了1，145种书籍中每一种的需求量，并且粗略地提供了18家书商各自贸易情况的概貌。对它们进行整合，就可以得出一份“畅销书”书单——也就是对于各家书商及其整体在生意中需求量最大的书籍的明确显示。当然，如今的畅销书书单常常是有缺陷的，原因是订单采样方面的困难和缺乏；(23)因此人们也不应指望两个半世纪前流传的书单有很高的精确度。我只能说我汇编的书单和表格提供了一个最好用的研究指南，引导他们了解1769到1789年间法国人在购书方面的一般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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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统计数据做综合评述之前，有必要考虑到三个额外的困难。首先，在这20年里，纳沙泰尔出版社的生意发展不均衡，它得到的订货量忽大忽小。1771年之前，它在法国的生意没有发展；而在货物运到法国各地之后，它又不得不应付法国政府多变的管控措施：1772年对进口图书征收临时税；1777年8月30日法令发起打击盗版运动，以及1783年6月12日韦尔热讷向总包税所下达的命令，要求把进口图书交给巴黎书商行会检查，以期对它们进行控制。纳沙泰尔出版社与它的偷运者的通信——从1772年的吉永到1778年的雷沃尔，再到1783年的费弗尔——表明它找到了克服前两个障碍的方法。但是，韦尔热讷的命令使它的供应线遭到彻底破坏。此外，根据出版社最值得信赖的客户——“有实力的”经销商如戈德、里戈、莫西、贝尔热雷和夏尔梅的证言，1770年代后期图书贸易开始普遍衰退。有关破产的内容出现在与法瓦尔热法国之行逗留地相关的众多故事中，说明了局【279】势的严峻。到1783年底，纳沙泰尔出版社自身就面临破产。它筹措了应急资金，缩减开支，并一门心思地甩卖存货，而不是以出版新书和图书交换来扩展生意。因此最能说明问题的统计数据出自1771年到1784年这段时间，而涵盖旧制度时期最后五年的统计数据则可靠性略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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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根据纳沙泰尔出版社所收订单作出的统计中，一些书籍的权重比其他书籍更大。前面提到，书商常常根据顾客的要求来订购，但也凭借他们自己对于什么书会畅销的直觉，尤其是当他们从商务信函和期刊广告中得知有新书出版时。但是在提交订单时，他们通常选择纳沙泰尔出版社经常向法国各地的书商发送的书目上的书籍。书目上有的书会比上面没有的书容易获得更多的订单，正如出版社自己出版的书的权重会超过交换得到的各类书籍一样。分析统计数据时应该考虑到这样一些因素，而且在解释订单的地理分布时也可能遇到困难。如果马赛的一家书商要的书几乎和贝赞松的一家书商相同，这种类似性是由他们在订货时所查询的资料——不仅有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书目和销售说明书，还有邮寄的通知信，以及期刊上的广告——的共性造成的吗？抑或是因为在这两个城市，甚至在法国所有地方，比较富裕、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精英买书的偏好都一样？我不知道，但我对大部分订单缺乏地方特色感到惊讶。当然特例确实存在，例如尼姆对新教书籍需求量大，医学论著在蒙彼利埃卖得好，关于葡萄栽培的书在波尔多很受欢迎。但是，在上层社会，各处都流行相同的喜好，至少在当代文学领域是这样，尽管地域文化有巨大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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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得指出，统计数据表现出几点纳沙泰尔出版社独有的特征。尽管它不专营某一特殊类型的书籍，但它大量经销新教书籍，而且会利用胡格诺派的关系网把新教书籍推销到法国，【280】尤其是尼姆和拉罗谢尔这样的城市。它的存货中天主教书籍不多（尽管它曾一度提议为西多城的西多会修士们印刷每日祈祷书）。因此，统计数据显示，法国新教徒需要大量宗教仪式用书，但并不需要一般性的宗教著作。纳沙泰尔出版社不经营某些类书籍——如畅销故事书、历书、各种应时印刷品、职业手册和各种各样的课本。它销售大量游记和儿童图书，尽管它不专营这类书籍。绝对禁止的书籍，如无神论著作、色情小说和政治毁谤书，构成了它相当大的一部分生意，但它们也没有成为它的贸易特色。为了满足书商的需求，出版社会从一些小出版商——如日内瓦的雅克-邦雅曼·泰隆和加布里埃尔·格拉塞——处换到禁书，这些小出版商都是在图书贸易的最危险的（通常也是最赚钱的）领域做投机生意。纳沙泰尔出版社并不特别看重启蒙哲人的著作，尽管它也出过这些著作的自印版本，如霍尔巴赫的《自然的体系》和伏尔泰的《关于百科全书的一些问题》。它经营种类繁多的普通作品——今天那些被称作“书刊销售量排行居中”的著作——并且大量投资畅销书，或者他们认为可能卖得好的任何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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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书籍的传播是图书贸易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而且它还引发了一个问题，即书商在订货时，出版商在选择要印刷和要交换的书籍时，个人的观点、品位或意识形态立场是否会影响他们的决定。(24)本书前面对书商的案例研究证明，他们最关心的事情是满足顾客的需求。法瓦尔热只遇到过一位书商，阿尔勒的戈迪翁，拒绝销售新教和启蒙运动的著作，因为他反对新教和启蒙运动。虽然书商们常常因为怕冒风险而避免订购“哲学书籍”，但他们也不会因为个人的喜好而偏爱或讨厌某一类书籍。在这方面，库雷·德维尔纳夫的例子特别能说明问题。他自己出版的书证明他热爱启蒙运动的理想，但是他的订单却表明，他并不需要这些启蒙哲人的大部分著作。纳沙泰尔出版社董事们的情况可以更清晰地证明这一点。这些董事的原则、价值观和政治态度与同时代的人并无本质的区别。【281】在读了他们的几千封信，研究了他们自己的著作（出版社的两位创始合伙人，弗雷德里克-萨米埃尔·奥斯特瓦尔德和他的女婿让-埃利·贝特朗，不仅做图书出版，自己还写书）之后，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种印象，他们是有教养的绅士，相对保守，是纳沙泰尔和瓦朗然典型的精英群体，这里自1707年起在普鲁士宗主权下实行自治。我能找到的有关他们的一切资料都表明，他们的观点一般来说符合启蒙思想，但是他们并不利用自己的生意来促进启蒙运动，或者其他任何事业。他们的首要目标就是赚钱，像他们在信中说的，钱是“万事之动力”。(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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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并非总能成功。实际上，他们在1783年濒临破产这一事实可以证明，他们不善于使供应与需求相衔接。不过，他们的财务困难是由其他因素造成的，尤其是韦尔热讷1783年6月12日的命令。因此，纳沙泰尔出版社从其客户那里得到的订单，即使未能得到满足，也是了解大革命前夕对法语书籍实际需求的最佳原始资料。我指出这种原始资料有缺陷，并不是要劝阻对于统计数据的研究，相反，我是要让这些统计数据能够得到其他人的分析和批判。毕竟，在这种探索中，不仅对了解大革命前的法国来说，而且对书籍研究和总体的历史研究来说，都存在很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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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对概念和方法问题的讨论，旨在为统计资料的呈现开辟道路。下面的“畅销书”书单——希望这个措辞不致完全时代错置——展示了需求量最大的书籍。它把纳沙泰尔出版社出版的书排除在外，因为在统计资料里，它们的占比严重超出来自出版社通过图书交换建立起来的总库存中的书籍。（当然，出版社在决定重印一本书时，首先就是以市场需求为主要考量的，因此，网站上提供了第二份“畅销书”书单可供查询，其中包含出版社出版的书以及它库存中的各类书籍。）这份书单偏重于新教书籍（以方括号标出，以示区分），因为它们代表的是该出版社的一种特色，而不是法国读者的整体需求。除了这一例外，书单列出了市场上卖得最好的书籍。【282】每种图书后面附有一个数字，表示从样本中的所有订单统计得到的总册数；这个数字可以用来说明市场对该书需求的相对重要性，尽管它当然和实际发生的总册数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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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的诗篇》，2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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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蒂欧·皮当萨·德麦罗伯的《杜巴丽伯爵夫人逸事》，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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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的《2440年：一个似有若无的梦》，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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