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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与政治事务有关的书籍，纳沙泰尔出版社经营得不多，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涉及由雅克·内克发起的或关于他的论战的作品。内克于1778至1781年出任法国政府的财政总监。【298】如第十二章所述，纳沙泰尔出版社曾仓促应对，极力满足读者对由内克施政方针引发的论战的阅读需求，尽管它一种相关的小册子都没有印过。论战是内克用他自己的小册子——尤其是《致国王的财政报告书》和《1778年内克先生关于建立外省行政机构致国王的备忘录》——挑起来的。纳沙泰尔出版社收到了求购这两个作品的大量订单，此外还有求购流行文集《赞成与反对内克先生的著作全集》的少量订单。它还抓住了市场对另一场有政治含义的论战的阅读需求。这场论战源自博马舍与莫普高等法院的一名法官路易-瓦朗坦·哥士曼之间的官司，博马舍写下一系列备忘录来为自己辩护，都是些杰出的论战小册子，它借由对哥士曼的嘲讽，引导舆论转而反对莫普内阁，反对它通过摧毁老巴黎高等法院来削弱王权的企图。纳沙泰尔出版社库存中有关时事的著作，卖得很好。(51)另一位论战大师西蒙-尼古拉-亨利·兰盖的著作也是如此，尤其是他的《巴士底狱回忆录》。(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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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具有政治含义的作品中，唯一以书的形式印刷的是时事新闻汇编，它涵盖了与时事有关的各类内容。有的含有很多关于国王侍臣和大臣的毁谤性材料，可以被算作最危险的“哲学书籍”中的毁谤性书籍，也即卡尔德塞格和马勒布之类边缘经销商最常订购的书籍。从市场对这类书籍的需求看，《英国间谍，或偷窥者老爷和偷听者老爷之间的秘密通信》以及《身披甲胄的报人，或法国宫廷的丑闻轶事》表现突出。它们也聚焦于莫普内阁的权力滥用，而其他一些纪事性书籍则对性丑闻之类其他轶闻津津乐道。《丑闻录》（Le Chronique scandaleuse）是这类书籍的典型，不过订单不多。一些不入流的杂文集也比较好卖，其中充斥着小道传闻、丑化教权的奇闻轶事、女演员伤风败俗的行为，暴露了公众人物的私生活，偶尔也抨击政府滥用职权。其中有亨利-约瑟夫·迪洛朗的《现代的阿雷蒂诺》和《阿拉斯的蜡烛》，所谓的间谍和外国观察家的报告如昂热·古达尔（Ange Goudar）的《中国间谍》，以及克洛德·戈达尔·道库尔（Claude Godard d’Aucourt）的《土耳其人回忆录及其在法国逗留时的风流韵事》。【299】《作为法国文人共和国史的秘密回忆录》是最长的汇编，也是最吸引历史学家注意的书，但是并没有从书商那里获得大量的订单。(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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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济会和巫术相关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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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类，是一些已被现代读者抛得远远的书籍：披露共济会活动的书，和有关巫术施行法的书。共济会虽然起源于17世纪，但它在18世纪四处扩张，为一群渴望了解他们的秘密仪式和组织机构的大众读者所痴迷。有关共济会的书没有遭到图书贸易监管当局的严厉禁止，但它们的传播是不合法的，而也正因为它们是禁忌而具有一些吸引力。其中最经常得到订购的是：卡尔·弗里德里希·克彭（Carl Friedrich Koeppen）的《揭开共济会高层的最神秘的面纱》（Les plus secrets mystères des hauts grades de la maçonnerie dévoilés）、约瑟夫-热罗姆·德拉朗德的《共济会简史》和纪尧姆·德圣维克多的《接纳，或妇女共济会》。(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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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术的真相揭露和秘诀能引起广泛的好奇，所以相关的图书也有类似的吸引力。其中几种出自中世纪的哲学家和神学家艾尔伯图斯·麦格努斯（即大阿尔伯特）的所谓炼金术的著作，它们在新时代下被重新包装，并在像《大阿尔伯特》（Le Grand Albert）、《小阿尔伯特》（Le Petit Albert）这样的标题下被通俗化了。还有几种源自16世纪的博学家科尼利厄斯·阿格里帕（Cornelius Agrippa）。纳沙泰尔出版社获得的订单中最常见的是蓬斯-奥古斯坦·阿莱茨的《现代阿尔伯特，或已经得到证实的合法秘诀汇编》和阿尔贝蒂·帕尔维（Alerti Parvi）的《小阿尔伯特合理而神秘的巫术神奇秘诀》（Secrets merveilleux de la magie naturelle et cabalistique du Petit Albert），以及匿名作者的《炼金术揭秘》（Le Grand Œuvre dévoil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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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旧制度时期最后几年图书市场需求的概况。拿起里科博尼夫人的小说、布干维尔的游记、雷纳尔神父的《哲学和政治史》，或瓦尔蒙·德博马尔的博物志词典，您就会被带进另一个世界：存在于两百多年前的书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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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州档案馆：纳沙泰尔身份登记处，婚姻，EC158。州档案馆，公证登记册，F9和F10（让-雅克·法瓦尔热的登记表），1779年8月26日，1780年1月28日，1782年11月20日，1783年12月10日，1795年6月24日和1796年11月30日的交易记录。亦见B654登记册（克洛德-弗朗索瓦·博韦的登记表），1776年7月13日，1777年5月13日和1777年10月21日的交易记录。在纳沙泰尔地区，法瓦尔热是一个常见的姓，识别有关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职员和销售代表让-弗朗索瓦的文献并不容易。也许会发现一些额外的资料，但是我查阅了1769到1789年间最重要的公证人的登记表——西蒙-皮埃尔·安德烈、让-亨利·贝图、弗朗索瓦·博诺特、让-弗雷德里克·博塞、亚伯兰·布尔热瓦、克洛德-弗朗索瓦·博韦、亨利·布雷盖、雅克·克洛蒂、达维德·科兰、萨米埃尔·蒙韦、皮埃尔-达维德·库尔瓦西耶、路易-弗雷德里克·迪普朗、让-雅克·法瓦尔热、纪尧姆-皮埃尔·伊韦诺瓦和纪尧姆·让南。1780年3月15日，当时正在去巴黎出差的奥斯特瓦尔德和博塞在写给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信中警告说，法瓦尔热不应该让他自己生意上的利益干扰他为出版社所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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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对书籍的调查以及对19世纪以前法国的书籍生产估量的讨论，见我最初发表的论文，“18世纪法国的阅读、写作和出版：书籍社会学的一项案例研究”（Reading，Writing，and Publishing in Eighteeth-Century France：A Case Study in the Sociology of Literature），《代达罗斯》（Daedalus）1971年冬季刊，第214—256页；此文在我的《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Literary Underground of the Old Regime，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82）中重印，第167—208页。更多的资料可在网站robertdarnton.org上的“书籍需求：货源和方法”（“Literary Demand：Source and Methods”）部分查阅。关于英国书商公会的登记不全，见D. F.麦肯齐（D. F. McKenzie），《创造意义：“思想的印刷机”和其他论文》（Making Meaning：“Printers of the Mind”and other Essays），艾默斯特：马萨诸塞州大学出版社，2002，第4章和第5章。关于法兰克福和莱比锡书市书目的非代表性的方面，见赖因哈德·维特曼，“作为文学生活之镜的早期的书商杂志”（Die frühen Buchhändlerzeitschriften als Spiegel des literarischen Lebens），《书籍业历史档案》（Archiv für Geschichte des Buchwesens），13（1973），第614—932页；和赖因哈德·维特曼，《德国书籍销售史：概况》，慕尼黑：C. H. Beck，1991，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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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在《书籍审查官：国家如何塑造文学》（Censors at Work：How States Shaped Literature，纽约：Norton，2014）中详述了这个论点。亦见雷蒙德·伯恩，《18世纪法国的王国书籍审查制度》（Royal Censorship of Books in Eighteeth-Century France），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2。1777年8月30日法令，除了其他目的外，还试图改革早期的有利于法国书商行会的法律，而这些法令确实刺激了专卖权被废止的书籍的重印；但是，我没有找到多少证据能够证实它们在1777到1789年间使外省的出版业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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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作为法国图书管理者关心经济的事例，见克雷蒂安-纪尧姆·拉穆瓦尼翁·德马勒泽布，《出版业备忘录》（Mémoires sur la librairie），罗杰·夏蒂埃编，巴黎：Imprimerie nationale，1994（原文本撰写于1759年），第85—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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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包含大量其他瑞士出版商的书目，更多的书目可以从法国国家图书馆、芝加哥的纽贝里图书馆和其他图书馆查阅。尽管我经常查阅这些书目，但我没有考虑对它们进行统计。一次系统性的研究就很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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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见维特曼，《德国书籍销售史：概况》，第3章和第4章；和约翰·阿道夫·戈尔德弗里德里希，《从异族统治之初到新德意志帝国的书商协会改革的德国书籍销售史》（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 vom beginn der fremdherrschaft bis zur reform des Börsenvereins im neuen Deutschen Reiche），莱比锡，1886-1909，第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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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在“盗版的技巧：18世纪出版业的一个关键要素”（The Science of Piracy：A Crucial Ingredient in Eighteenth-Century Publishing）中更充分地阐述过这个论点，见《关于伏尔泰和18世纪的研究》，12（2003），第3—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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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详细的统计数据可以在网站robertdarnton.org上查阅。为了防止误导性的比较，在统计表中，纳沙泰尔出版社版书籍的书名用彩色字体区分开，而需求最大的书籍的清单以两种形式列出：一份清单包含纳沙泰尔出版社出版的和存货中的所有书籍，一份清单只包含纳沙泰尔出版社出版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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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纳沙泰尔出版社致卢加诺的阿斯托里”，1775年4月15日，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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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夏尔梅夫人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84年8月16日，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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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我发表过一篇关于这种书商中的一位代表布律扎尔·德莫韦兰的详细研究论文：“禁止的生意：法国大革命前夕一个地下书商的生活”，见《扩大的圈子：关于18世纪欧洲书籍传播的论文集》，保罗·J.科辛编，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76，第1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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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这些批评尤其适合于西蒙·伯罗斯编的《启蒙运动时期欧洲的法国图书贸易（1769—1794）》（The French Book Trade in Enlightenment Europe［1769-1794］），2012，在线发表于http://fbtee.uws.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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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见贾尔斯·巴伯（Giles Barber），“日内瓦的克拉默出版社及其在1755到1766年间在欧洲的贸易”（The Cramers of Geneva and Their Trade in Europe Between 1755 and 1766），《关于伏尔泰和18世纪的研究》，30（1964），第377—413页；和乔治·博南（Georges Bonnant），“18世纪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日内瓦出版业”（La Librairie genevoise dans la péninsule ibérique au XVIIIe siècle），《日内瓦》（Genava），9（1961），第104—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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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见戈尔德弗里德里希，《德国书籍销售史》，第3卷；维特曼，《德国书籍销售史：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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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见杰弗里·弗里德曼（Jeffrey Freedman），《启蒙时期欧洲的无边界书籍：法国的世界主义和德国的图书市场》（Books Without Borders in Enlightenment Europe：French Cosmopolitanism and German Literary Markets），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2012，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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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见罗伯特·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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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对该篇论文的详细批评，见我的短评，“启蒙运动时期欧洲的法国图书贸易（1769—1794）”，《历史评论》（Reviews in History），2012年12月，http://www.history.ac.uk/reviews/review/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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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在被称作“代理账簿”的账簿中，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职员把订单记在登记簿的左边（反面）页，把货物记在右边（正面）页。相对的两页之间的差异表明纳沙泰尔出版社常常未能交齐订货。不过，在十八位书商的记录中，订单和销售量通常还是十分相符的。夏尔梅的记录有点特殊，数字存在出入，因为他有时出差到纳沙泰尔亲自下订单。所以他的信函以及根据他的信件汇总的统计数据中，就反映不出这些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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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有关其他瑞士出版商的卷宗含有来自伯尔尼出版社的631封信；来自洛桑出版社的223封信，另有其狡诈的经理让-皮埃尔·厄巴克独自写的151封信，以及他的同事让-皮埃尔·贝朗热的83封信；来自洛桑的弗朗索瓦·格拉塞的421封信；来自日内瓦的巴泰莱米·希罗尔的207封信；来自日内瓦的让·亚伯兰·努费的130封信；和来自巴塞尔的C. A.塞里尼的75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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