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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在“盗版的技巧：18世纪出版业的一个关键要素”（The Science of Piracy：A Crucial Ingredient in Eighteenth-Century Publishing）中更充分地阐述过这个论点，见《关于伏尔泰和18世纪的研究》，12（2003），第3—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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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详细的统计数据可以在网站robertdarnton.org上查阅。为了防止误导性的比较，在统计表中，纳沙泰尔出版社版书籍的书名用彩色字体区分开，而需求最大的书籍的清单以两种形式列出：一份清单包含纳沙泰尔出版社出版的和存货中的所有书籍，一份清单只包含纳沙泰尔出版社出版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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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纳沙泰尔出版社致卢加诺的阿斯托里”，1775年4月15日，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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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夏尔梅夫人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84年8月16日，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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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我发表过一篇关于这种书商中的一位代表布律扎尔·德莫韦兰的详细研究论文：“禁止的生意：法国大革命前夕一个地下书商的生活”，见《扩大的圈子：关于18世纪欧洲书籍传播的论文集》，保罗·J.科辛编，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76，第1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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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这些批评尤其适合于西蒙·伯罗斯编的《启蒙运动时期欧洲的法国图书贸易（1769—1794）》（The French Book Trade in Enlightenment Europe［1769-1794］），2012，在线发表于http://fbtee.uws.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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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见贾尔斯·巴伯（Giles Barber），“日内瓦的克拉默出版社及其在1755到1766年间在欧洲的贸易”（The Cramers of Geneva and Their Trade in Europe Between 1755 and 1766），《关于伏尔泰和18世纪的研究》，30（1964），第377—413页；和乔治·博南（Georges Bonnant），“18世纪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日内瓦出版业”（La Librairie genevoise dans la péninsule ibérique au XVIIIe siècle），《日内瓦》（Genava），9（1961），第104—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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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见戈尔德弗里德里希，《德国书籍销售史》，第3卷；维特曼，《德国书籍销售史：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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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见杰弗里·弗里德曼（Jeffrey Freedman），《启蒙时期欧洲的无边界书籍：法国的世界主义和德国的图书市场》（Books Without Borders in Enlightenment Europe：French Cosmopolitanism and German Literary Markets），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2012，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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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见罗伯特·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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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对该篇论文的详细批评，见我的短评，“启蒙运动时期欧洲的法国图书贸易（1769—1794）”，《历史评论》（Reviews in History），2012年12月，http://www.history.ac.uk/reviews/review/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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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在被称作“代理账簿”的账簿中，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职员把订单记在登记簿的左边（反面）页，把货物记在右边（正面）页。相对的两页之间的差异表明纳沙泰尔出版社常常未能交齐订货。不过，在十八位书商的记录中，订单和销售量通常还是十分相符的。夏尔梅的记录有点特殊，数字存在出入，因为他有时出差到纳沙泰尔亲自下订单。所以他的信函以及根据他的信件汇总的统计数据中，就反映不出这些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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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有关其他瑞士出版商的卷宗含有来自伯尔尼出版社的631封信；来自洛桑出版社的223封信，另有其狡诈的经理让-皮埃尔·厄巴克独自写的151封信，以及他的同事让-皮埃尔·贝朗热的83封信；来自洛桑的弗朗索瓦·格拉塞的421封信；来自日内瓦的巴泰莱米·希罗尔的207封信；来自日内瓦的让·亚伯兰·努费的130封信；和来自巴塞尔的C. A.塞里尼的75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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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这里不列出这个大主题的参考书目，但是读者可以去查阅两部集体著作中的大量参考资料：一部是让-达尼埃尔·康多（Jean-Daniel Candaux）和贝尔纳·莱斯卡泽（Bernard Lescaze）编的《日内瓦印刷业五百年》（Cinq siècles d’imprimerie genevoise），日内瓦：历史与考古学会，1981；另一部是雅克·里什内和米歇尔·施吕普编的《纳沙泰尔图书业的诸方面》（Aspects du livre neuchâtelois），纳沙泰尔：公共与大学图书馆，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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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戈斯的卷宗有59封信，布贝的卷宗有35封信，普隆托的卷宗有15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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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见弗朗索瓦·菲雷，《18世纪法兰西王国的“出版业”》（“La‘librairie’du royaume de France au 18e siècle”），载《18世纪法国的书籍与社会》，第1卷，巴黎：La Hay，Mouton& Co.，1965，第213—291页。1790年以前的四十年间有三千种新书问世，这个估计或许过高，因为许多对专卖权、官印许可和默认许可的申请，并不导致实际的出版物产生。另外，许多申请涉及的是专卖权已经过期的书籍的重印。至于临时的授权，如“简单允许”（simples tolérances）和“警察许可”（permissions de police），则没有记录可查，但它们主要涉及应时印刷品。当然，所有官方记录都把非法书籍排除在外。纳沙泰尔出版社销售了大量不会得到国家许可的书籍，但是它盗印了更多的合法和准合法的书籍。它还销售在它创建之前就已经出版的书籍，不过，它的生意更多的还是集中在新近出版的书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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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纽约时报》列出的畅销书单基于所选书商的重复订购，而不是基于实际销量，而尼尔森Bookscan的统计则依赖于所选零售商的条码销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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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关于知识分子的立场是18世纪的书籍出版和贸易的决定因素这种观点，见伊丽莎白·艾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国外的文丐：从路易十四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世界性出版业全貌》（Grub Street Abroad：Aspects of the French Cosmopolitan Press from the Age of Louis XIV to French Revolution），牛津：Clarendon，1992。我没有找到多少证据支持这种观点，但我承认存在几位出版商专营启蒙运动的著作。见雷蒙德·伯恩，《皮埃尔·卢梭和布永的启蒙运动哲学家》（Pierre Rousseau and the Philosophes of Bouillon），日内瓦：伏尔泰研究所和博物馆，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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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博塞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80年4月1日，见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的博塞·德吕兹的卷宗。关于纳沙泰尔出版社股东们的传略，见《纳沙泰尔人传》（Biographies neuchâteloises），米歇尔·施吕普编，第1卷（1996），第197—201页；和《启蒙运动时代纳沙泰尔的出版业：纳沙泰尔出版社（1769—1789）》，罗伯特·达恩顿、雅克·里什内和米歇尔·施吕普编，纳沙泰尔：纳沙泰尔公共与大学图书馆，2002，第67—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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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尽管我对下面所讨论的全部书籍在订单中的册数进行了统计，但是我决定在讨论它们时不把这些数字包括进去。那样做会给人一种表面上精确的印象，特别是当数字比较小时。因此，我把评论限制在对需求范围作出大体的说明。任何读者都可以在网站上查询到精确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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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我在文章“博客，此时与彼时（250年前）”（Blogging，Now and Then［250 years ago］）中说明了根据资料片段来拼凑书籍的过程，见《欧洲浪漫主义评论》（European Romantic Review），24（2013），第255—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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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我在《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纽约：Norton，1995）中最透彻地阐述了这个论点，该书仅限于讨论绝对非法的书籍，并未尝试描述图书贸易总体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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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如第十章所说明的，纳沙泰尔出版社在进行“哲学书籍”清仓时，马勒布和它商定，以很低的折扣大量订购这类书籍。由于那份订单并不代表马勒布正常生意过程中的客户需求，因此没有纳入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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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由于霍尔巴赫及其朋友们的著作都是秘密发表的，因此很难对与这个团体有关的著作和作者进行辨别，团体成员并不都支持霍尔巴赫本人那种彻底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见艾伦·科斯（Alan Kors），《霍尔巴赫小团体：巴黎的启蒙运动》（D’Holbach’s Coterie：An Enlightenment in Paris），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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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在把马勒布的订购数量扣除，并把纳沙泰尔出版社版的《自然的体系》排除之后，对霍尔巴赫派著作的需求可以排名如下：《揭开面纱的基督教》（订购总数为77册），《自然政治论，或论政府的真正原则》（44册），《神圣的传染》（Contagion sacrée，32册），《论宗教的残暴》（De la Cruauté religieuse，31册），以及《健全的思想》（23册）。其他霍尔巴赫派著作的订购都少于20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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