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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陆灏把杂志“具象化”—把编辑部化作他的会客厅。他的客厅被烘托出一种“家”的感觉，“一些老少文人就像进了自家客厅，便全身放松，卸去强大、坚硬的武装，开始了自娱自乐、自伤自恋的软弱情怀”（钱红丽语）。老的有黄裳、舒芜，少的有毛尖、巴宇特，香江彼岸有董桥、林行止，大洋彼岸有李欧梵、黄仁宇，死的有陈巨来，不见面目的有小白。他们乱纷纷宽衣解带、翻云覆雨，在虚幻的文字空间中操练、舞蹈。陆灏自然地站在一旁，热情地迎来送往，真诚地服务到家。有人问：“老是那么几个人，不厌烦吗？”陆灏答：“不会。朋友不在多，而在谈得来。”再诘问：“老是那几个人唱戏，会审美疲劳的！”答：“有人一辈子只看梅兰芳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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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象》创刊号（199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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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陆灏的培育下，《万象》塑造了一个“文人小意趣”的天堂。陆灏说是在“求俗”，而且求的是一种“甜俗”。何谓“甜俗”？不同的人，理解自然不同：有人说是“精神上伤风怜月的奢靡消费”；有人说是“越堕落越快乐，似乎鸦片真的成了精神上的良药”；也有人赞誉《万象》，“那样优雅、端庄，偶尔出出轨，好比高贵的少妇偶尔趁人不备小偷一情”……再如“小资读本”“老资杂碎”“波波入门”“腐朽的甜腻的枕边书”“西洋镜加老照片”“不做作的飘发女人”“可用于泻火”云云，不一而足！那么，陆灏自己怎么说？他说：“甜俗的感觉，就像《万象》的封面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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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陆灏有些怪气。那还用说，只是他怪而讲理，怪而可爱。记得最初谈合作时，他对我说：“今天我们用荤话说事儿。你说，我与沈公是做你的大小老婆，还是做你的情人？”我说：“这样的出版环境，婚姻是做不成的。”所以，他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与出版社的关系，好比是情人关系——有感情的时候就厮守在一起，一旦没了感情，就分手。”这话就出自我们最初的“君子协定”。在工作中，当陆灏有了不愉快的时候，他会骂我是“昏君”；他还会嚷道：“这些年，我为《万象》付出了多少青春！”牢骚归牢骚，我心里清楚，陆灏是深爱《万象》的。当听到人们称赞《万象》“一些些知识分子的端庄，一点点晚来风急的人性化”的时候，我不信，陆灏的“沪式娇嗔”还发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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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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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1704852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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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新世纪万有文库”十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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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问：“作为一个出版人，在过去的10年间，你所编辑的最难以忘怀的图书是什么？”我一定回答：“新世纪万有文库”！不会是别的，即使在我整个的出版生涯中。为什么？因为这套书中包含了太多的人与书的故事，太多的快乐与感伤，太多的世事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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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一个小人物的情绪是不值得公众化的。关键是这里面有一个重要词汇意蕴悠长，它甚至贯通了中国百年出版的脉络，那就是—“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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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最初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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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要回溯到1995年。那时我已经在辽宁教育出版社做了3年的总编辑，正处在工作的兴头上，像“书趣文丛”和《牛津少年儿童百科全书》等，都是我当时操作的项目。一天早晨，总编室主任王之江说，马路湾古旧书店正在处理当年老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其中有不少好书，不妨去看一看。我就去挑了几本，有三上义夫的《中国算学之特色》、戴震校的《算经十书》、江永的《数学》以及《古微书》《世本》《孟子杂记》《五色线》《诗地理考》等，都是我个人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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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翻看之间，我偶然读到书前的一篇文章，心绪为之激荡得东倒西歪。那就是主编王云五所写的《印行“万有文库”缘起》一文，他讲述了编辑此书的要点：论规模，“冀以两年有半之期间，刊行第一集一千有十种，共一万一千五百万言，订为二千册，另附十巨册”；论范围，“广延专家，选世界名著多种而汉译之。并编印各种治学门径之书，如百科小丛书，国学小丛书……”；论市场经济，“一方在以整个的普通图书馆用书贡献于社会，一方则采用最经济与适用之排印方法，俾前此一二千元所不能致之图书，今可以三四百元致之”；论参与者，胡适之、杨杏佛、张菊生等均在其中；论编辑，“更按拙作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刊类号于书脊；每种复附书名片，依拙作四角号码检字法注明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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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看着，我不由得自卑起来——人家的编辑思想多么完整！在出版的意义上，我无论如何都想不出超越他们的自信！正一阵长吁短叹之际，恰好湖北的王建辉来电话，他说《中国出版》要开一个栏目——“青年编辑谈如何跨世纪”，约我写一点东西。我带着上面的情绪叹道：“我们的所作所为，远不及老辈的胆识和业绩，哪有谈论跨世纪的脸面！”建辉兄笑笑说：“你的思考总会与众不同，就写这不同吧。”于是我写了《向老辈们学习》一文，其中充满了对王云五及“万有文库”的崇敬和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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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编辑新“万有文库”的想法已经在我心中萌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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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最重要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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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我把这想法向扬之水倾述，她向我推荐了第一位重要人物——杨成凯。杨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研究员，吕叔湘的弟子。他的学术功力见于他的专著《现代汉语语法理论研究》，而我们更看重他广博的版本学知识。他知道许多古代典籍的价值，知道哪些版本应该重印、应该抢救，甚至知道它们辗转世间的踪迹，知道如何按图索骥找到它们！王之江就曾经几次陪伴杨先生去江南民间寻书。那种体验，自然包含着我们这一代出版人的追求，以及追随前辈的热情和勇气。当然，在杨的身后还有一大批高人参与，如傅璇琮、袁行霈、王学泰等，更多的名字可以在书中见到。后来，“新世纪万有文库”古代部分的书目，正是在这些人的手中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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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重要的或曰最核心的人物是沈昌文。因为“书趣文丛”的出版，我那时与沈公已经交往甚密，想做如此浩大的项目，怎么会不求教于他呢？最初谈论此事时，不知为什么，沈公的表情有些复杂，后来在他的文章中我才了解到，他想到了老商务的资源，想到了王云五的种种背景。我却处在一个懵懵懂懂的状态，只看一点，不及其余。等沈公回过神来，却一反往日的悠然神态，表现出极度的认真和热情。我们经常为此开会到深夜，可以说，我一时的冲动，只有到了沈公的手上才成为现实。此中有很多细节，都是沈公亲自操作的。比如文库的名字，最初叫“跨世纪万有文库”，后改为“新世纪万有文库”；请陈原、刘杲等出山做总顾问，还开列出一个庞大的编委会名单；将文库分为三个文化系列：古代、近世、外国；确定文库的宣传口号为“我读故我在”；撰写文库每一集的“前言”等等，都是沈公的工作；“外国文化书系”也是他亲自操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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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有一件事情让我有些得意。那就是在文库的组织过程中，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无奈的万有》，表达我对出版前辈和一些编辑高手的敬重，以及自己功力不够而无法超越他们的无奈心态。文章的结尾处写道：“我们正在做一件好事情。先人们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还要老老实实地做下去，力争好起来！”对于这段平淡的叙述，沈公大为欣赏，将其引为文库序言的开头语——大概他又有了几分“孺子可教”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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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沈公又引出了另一位重要人物——陆灏。今日看来，由陆灏主持“近世文化书系”，无论是从他身处上海的文化地理优势来看，还是他本人的素质来看，都堪称绝配！从社会反响中也可以看到，读者对这一书系最为赞赏，因为许多上世纪初战乱时期四处流散的作品得以整理、重印，弥补了许多文化传承的缺失。这当然要感谢陆灏的出色工作，以及他那一大群支持者——黄裳、唐振常、周劭、金性尧、鲲西……当然，还有重要的陈子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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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个人号称“新世纪万有文库”的学术策划，实际上是真正的操盘者。他们在书上署的笔名：“王土”是沈昌文，“林夕”是杨成凯，“柳叶”是陆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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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难忘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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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新世纪万有文库”是一个十年规划，即自1996年至2005年，号称“十年计划，一诺千书”（柳青松语）。其实在一个半官制、半计划、半市场的行业里，谁能为这“承诺”咬上牙印？即使有那么多行家的支持，即使有那么多读者的期望，即使被列入国家“十五”计划，又有什么用呢？它还是夭折了，它还是在前辈的光焰下黯然失色！唉，怪就怪我们的“十年计划”订得太唐突、太盲目。你一个未入流的小机构，一个流水轮盘的主事者，做事如此大而无当，理想就会变成空想，计划就会变成骗局！想到这些，我感到无限神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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