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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改革开放30年，感慨的事情太多，可说的事情也太多。我不太习惯宏大叙事的描述，总喜欢在个性的阅读中，发一点“思古之幽情”。比如，有三本书，内容好，书名更好，很能反映30年来“思想解放”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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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本书叫《宽容》，荷裔美国人亨德里克·房龙写于1925年，1985年三联书店翻译出版。记得初见此书时，我的第一感觉是对“宽容”一词的生疏。在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贬义词。但正是这本书，唤醒了我的良知，使我进一步懂得了“解放思想”的意义。《大英百科全书》注道：“宽容：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念的见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没有宽容，何谈解放？没有宽容，何谈繁荣？记得前两年，当央视百家讲坛式的学者备受争议的时候，《宽容》的出版者之一沈昌文先生就说：“我觉得他们的工作有些像房龙，再读一读《宽容》，就会有所领会。”他的话一语双关，值得玩味。另外，我最喜欢《宽容》中的一些名句，诸如：“在野蛮的社会里，宽容的概念是不为人知的”；“为宽容的斗争，直到个性发现以后才开始”；“偏见和自诩正确的优越感，一旦加上怀疑和恐惧，会使最谦卑最温顺的人变成万物之中最残忍的畜生，以及宽容理想的最大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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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龙：《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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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本书叫《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作者是美国人保罗·福塞尔，是石涛主编的“另类丛书”第一本，也是后来最有影响的一本，出版于1998年。我觉得，对30年出版而言，这本书有着多重的意义。其一，它产生于“正源图书工作室”，自然有个性、多元与时代先声的文化价值。其二，“另类”一词从此流行，它不与主流抵触，而是与主流并行不悖、一路同行。正如书前石涛先生所言：“多年来，我们对译介主流思潮和经典学术所倾注的热情，使我们对其他有趣的思想和知识闭上了眼。读书人渴望从书中获得享受，一板一眼的论述和陈旧庞大的主题令人望而生畏。”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书的原名Class的译法，真是妙极了。记得“文革”时期，我们学习英文，最重要的词汇之一就是class struggle。那是阶级斗争的年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在许多时候，class是一个很恐怖的词汇。现在，那个时代结束了，“格调”一词的推出，软化了人际关系，呼唤着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社会阶层的界分。这一步，我们迈过了class的两个词义，同时也迈过了一个时代的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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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福塞尔：《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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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本书叫《万象》。其实它是一本杂志，我却总喜欢称它为书。一方面，因为它是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创造的结果；另一方面，它的形式也像书，尤其是多年来，总会有人读到新刊后，找到编辑部，再把它的过刊买全。《万象》的名字，原本是对上世纪上海“孤岛时期”一本老杂志的继承。它创刊于1999年，当时沈昌文先生给它起了一个英文名字“Panorama”，还征求了大翻译家董乐山先生的意见，董先生连声说好。我们试图将这个名字在全球注册，以避免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发生像《读者文摘》与《读者》那样的冲突。后来，全球注册没成功——这样的好词，早就被别人抢注得一塌糊涂了。记得前些年，我们与几个加拿大书商合作，在加拿大成立一个万象出版社，还试图用“Panorama”注册出版社的名字。那几个加拿大人也说这个词好，但一检索，发现这个词在加拿大也被别人抢注了。他们又推荐了另一个词“Vista”，结果注册成功。后来，微软还用“Vista”注册了他们的一个新操作系统，看来这词也不错。那它们究竟是什么意思呢？“Panorama”说的是“风景的全貌”，是对一个事物动态的、系列的观察。比如，《英国通史》即为A Panorama of English History。“Vista”说的是“从两排树木或房屋等中间看出去的窄长的景色”，引申为“一连串的追忆，一系列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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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象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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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象”一词在中文里是一个俗词，不用注释，大家都懂得它的词义；但正是这种语义含混的泛泛之词，最容易被人家“动手脚”。你看，沈先生等人就下手了——在“万象”的名下，衍生出一个《万象》杂志，一本《万象译事》，一套“万象书坊丛书”。他们宣扬的“指导思想”是：一时冲动，老店新张，在京海派，在海京派，可以卧读，众声喧哗，传统学问，新潮近说，大众文化，高头讲章，崇论宏议，闲情小品，卫道捍义，风花雪月，捞月而已……这样一通混说，反正都跳不出“万象”的范畴。读者可不要上当，其实这里边蕴涵着许多新鲜的时代意义。比如，将主旋律喻为“主食”，将万象之流自嘲为“菜篮子工程”；欢呼大众文化的流动，追寻小众文化的稳定；借助大学问家、大文化人的闲笔，推动阅读群体的思想觉醒与个性解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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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一路欢歌，一路呐喊，一路走下来，30年便弹指而去了。静下来，我仍然觉得这三本书和它们的书名很有趣。看到它们，总会引起我对“解放思想”新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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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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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1704852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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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别吵了，“索引时代”已经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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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20多年前，我初做编辑，在处理第一本译著《不等式启蒙》时，一位前辈对我说：“处理译稿，首先要学会做减法：一是不合国情的内容要删去，二是索引一般也要删去。”对于后者，我不太理解。因为当时我正在读M. 克莱因的巨著《古今数学思想》（上海科技出版社，1981），洋洋4卷本，每册都附有“名词索引”。如果删去它们，再想查找某一个词汇，那不成“大海捞针”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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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才渐渐明白，自从上世纪初“索引”的概念伴着西学进入中国以来，文化界就一直围绕着它争吵不休。最初的争论在于对索引有用与无用、正确与错误的判断。正方说，索引代表着一种科学的学习方法，它是我们应对“知识爆炸”局面的最佳对策；反方说，索引乃舶来之物，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与方法相悖，它只能帮助懒惰的人投机取巧，对于真正的学者而言，索引是无用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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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也有人把废除“索引”的责任归咎于出版社——一怕编排索引太麻烦，还容易出错；二怕增加页码，增加书的成本云云。奇怪的是，出版行业如此明显的“不良认识”，却听不到官方的批评，见不到行业的修正。即使有读者高呼“坚决不买无索引的学术著作”，出版界依然表现得很冷漠，删除译著索引的现象依然满视野，中国学者的专著依然十之八九不做索引。在国家的政策法规中，在图书的各类评奖活动中，都很少见到强调“索引”的规定或评定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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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这种现象，我觉得主要是一个文化差异与冲突的问题。比如，当我们赞扬一些前辈学者时，最常见的词汇就是“博闻强识”。钱锺书先生能背诵《十三经注疏》；陈寅恪先生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给学生上课，仍然可以准确地指出每一段引文的出处；金克木写文章，桌上没有一本参考书，因为他早已经把那些资料熟稔于胸了。更为有趣的是，在我国的文化氛围中，那些强记的大师们即使背错了引文、写错了文章，也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成为一时的佳话。前些年，有人指出钱著中引文不准确，就有人解释说：“钱先生是凭记忆引用古文的，出现一点笔误可以理解，这也是大师的风格。”由此，我想到梁启超先生写于1923年的一篇文章《阴阳五行说之来历》。梁先生在文中凭记忆默写《诗经》《尚书》《易传》等经书中带有“阴”“阳”“阴阳”等字词的句子，还在旁边注道：“这些引文信手拈来，没有核对原文，可能会有疏漏，请读者注意核对。”结果我发现，他果然不小心漏掉了《易传》中“阴阳不测之谓神”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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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儿时乃至成年后读到这些故事时，往往会自惭地想到：与大师比较，我们没有天赋，我们不用功，我们没受过私塾中“背书”一类的基础教育，我们只会四处查检资料。你看，正是大师们“博闻强识”的文化传统，始终影响着我们的思想方法与行为规范，使我们在自觉或不自觉中，迟迟不肯提升对“索引”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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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我们组织出版“国学丛书”时，总策划葛兆光先生等人坚持要编综合索引。作者中有响应的，如江晓原先生就在《天学真原》交稿信（1991年5月22日）中写道：“我打算搞一份综合索引，包括主题（某些重要书名也在内）、人名等。考之西人学术著作，这也是最常见的做法。”也有反对的，如《谶纬论略》的作者钟肇鹏先生来信（1991年7月4日）写道：“索引我没有时间做，这是技术性的，如果一定要做，我也得请人。别人提出：按国际标准编排是什么意思？索引的稿费怎么付？”这两封信，真实地记录了两类学者研究方法的冲突。究其根源，江先生所在的科学史研究领域，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化的产物；而钟先生的谶纬研究，则是再传统不过的领域了。在索引的问题上，一个是本学科功能的沿用，另一个则是外来研究方法的移植。值得提及的是，后来台湾洪叶出版社出版“国学丛书”繁体字版，竟然又删去了每本书的综合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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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热衷于编“索引”的人也是有的。写此文时，我翻阅了近几十年出版的图书，发现有两类图书索引做得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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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像商务印书馆等几家老牌出版社，他们对索引的编排是用了心思的。据沈昌文先生说，上世纪60年代，他们为了既保留外文书的索引，又避免修改页码的麻烦，就想出一个取巧的办法，即把原版书的页码印在中文版正文书肩的空白处，或称为“边码”。商务出版学术译著最多，他们大多是用这样的方法保留原书索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