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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3190 1989年我们组织出版“国学丛书”时,总策划葛兆光先生等人坚持要编综合索引。作者中有响应的,如江晓原先生就在《天学真原》交稿信(1991年5月22日)中写道:“我打算搞一份综合索引,包括主题(某些重要书名也在内)、人名等。考之西人学术著作,这也是最常见的做法。”也有反对的,如《谶纬论略》的作者钟肇鹏先生来信(1991年7月4日)写道:“索引我没有时间做,这是技术性的,如果一定要做,我也得请人。别人提出:按国际标准编排是什么意思?索引的稿费怎么付?”这两封信,真实地记录了两类学者研究方法的冲突。究其根源,江先生所在的科学史研究领域,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化的产物;而钟先生的谶纬研究,则是再传统不过的领域了。在索引的问题上,一个是本学科功能的沿用,另一个则是外来研究方法的移植。值得提及的是,后来台湾洪叶出版社出版“国学丛书”繁体字版,竟然又删去了每本书的综合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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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3192 当然,热衷于编“索引”的人也是有的。写此文时,我翻阅了近几十年出版的图书,发现有两类图书索引做得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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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3194 一是像商务印书馆等几家老牌出版社,他们对索引的编排是用了心思的。据沈昌文先生说,上世纪60年代,他们为了既保留外文书的索引,又避免修改页码的麻烦,就想出一个取巧的办法,即把原版书的页码印在中文版正文书肩的空白处,或称为“边码”。商务出版学术译著最多,他们大多是用这样的方法保留原书索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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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3196 不过那天读书时,我却发现了一件怪事。一本中华书局1978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他们编索引时似乎没有取巧,其中的页码已经是中文版的页码了。可是,当科学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此书时,他们的索引又改用了所谓“边码”的方式。起初,我还叹息他们在“走回头路”。后来发现,外国也有“边码”的用法,他们不是为了取巧,而是为了保留一些名著原始出处的页码,便于研究者查找,也是为那些学贯中外的学者,提供对照原著的方便。比如,我见到的“页码”最多的译著是《康德哲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1963),他们在书中标出了5种版本的页码,即一版、二版、1867年全集版、选读版和中文版。如此精细的做法,显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取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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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3198 再一是政治类的图书,那索引做得真是好上加好。我手边的一套《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6)就附有完备的“人名索引”。显然,为“马恩列斯”一类政治著作编索引,谁都不会也不敢争论或嫌麻烦。“批林批孔”时期,《论语批注》(中华书局,1974)的索引做得极好,既有“名词索引”,还有“人名索引”,比如一个“礼”字,它把《论语》中的50余条相关的句子,都标出了所在章节和页码,“批判”起来方便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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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3200 上世纪末,伴随着网络“搜索引擎”的出现,有人预言,新世纪将是一个“索引的时代”。如果说电子书正在冲击着传统的出版形式,那么搜索引擎正在彻底地改变着我们的阅读方式。据说,西方的索引专家们如今都成了抢手货,他们大多兼任着一些网站的工作,或者干脆离开了传统的部门,到“谷歌”上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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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3202 我们这些传统的出版人,还要为“索引”的事情争吵多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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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3204 (写于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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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3209 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1704852694]
1704853210 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旧三厄,新三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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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3212 鲁迅先生在《病后杂谈之余》中写道,除了水火兵虫之外,古书有“三大厄”。首先是清代陆心源所言“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后面“两厄”是鲁迅提出的:一是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再一是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着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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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3214 这已经是70多年前的声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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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3216 近30年,国运亨通,书业也跟随着发达起来,其中一景,正是古书出版的风起云涌。在这一段时间里,几乎全国所有的出版社,都或多或少地参与了这场商业争斗。我想,如此状况,一定不是70年前的鲁迅先生想像得到的。以他的学养,以他一贯的挑剔与尖刻,以他“三厄说”的判断,倘若他死去的魂灵可以醒来,看到这一轮轰轰烈烈的“思远古之幽情”,一定又会发出冷冷的笑声,再伴随着一连串乒乒乓乓的口诛笔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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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3218 鲁迅先生的“三厄说”是有道理的。我初读古书时,就有老师指点我学习的方法:首先是看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古籍为最好;其次是选择本子,最好看影印本,重排的东西总会有差错的概率;再次是看整理者,一定要选择行家的作品。回想1989年,我编辑出版《九章算术汇校本》,汇校者郭书春先生始终战战兢兢,不断强调不能有一处一字的桀误。我不太理解,还说:“国家规定,允许有万分之几的差错率;时下无差错的书,大概只有《毛泽东选集》了。”闻此言,郭先生正色道:“既然称汇校,重要的任务,就是要遍查古人的错。我辈原本习古不精,若又添新乱,哪还有自称汇校的脸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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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3220 出版“新世纪万有文库”,反响不小,其中古代文化部分,却陷入不讨好的境地。有人批评如此简体、白本、重排、横排,问题太多。网上甚至有人(网友谭伯牛)写道:“一个辽教,一个晋古,都属于‘好刻古书而古书亡’的典型案例。”这样的话,当然来自上述鲁迅先生“三厄”的说法。后来,《新京报》采访“新世纪万有文库”古代文化部分学术策划杨成凯先生时,杨先生承认,文库中存在一些问题,但他也引用鲁迅先生《关于翻译(下)》中的话加以反驳:“这苹果有烂疤了,然而这几处没有烂,还可以吃的。”那篇采访的题目就是《吃烂苹果有总胜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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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3222 说一点儿题外话。鲁迅的那篇文章中还谈到“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道理,最受毛泽东赞赏。据说在毛逝世的前一年8月,他还让身边的工作人员给他朗读此文,并且用颤抖的手,在《鲁迅全集》的封面上,写下“吃烂苹果”几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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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3224 俱往矣。如果我们把鲁迅先生的话称为“旧三厄”,对应时下的局面,显然它们的弊端尚未消去;遗憾的是,新的三厄又款款而来。何谓书之“新三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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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3226 一是白话。这当然是新文化运动的功劳了。近30年,古文今译之风大为盛行,几乎所有的古书都有了白话的本子。且不论译得对错,“今人好译古书而古书亡”,这话总是有道理的吧?不瞒你说,我也组织出版过“中国古代科技名著译丛”,包括《周髀算经》《洗冤集录》《天工开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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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3228 另外,我个人也收藏了不少白话版的古书,其中有三本书自认为最有特点。第一本是“文革”时中华书局版的《论语批注》(1974),它有三好:标准的索引注释、周到的白话翻译、几乎见不到错字。更值得收藏的是文中的批判词条,读起来能把你气死、笑死、呛死——那水平,那幽默,那政治,绝不是今日之学术明星们可以相比的。比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批判曰:“拉拢来自远方的反革命党羽”。“朝闻道,夕死可矣”,批判曰:“复古之道,复辟之道。”第二本是台湾学者孙振声先生《白话易经》(星光出版社,1981),我存的这一本还是影印的海盗版。它的好,表现在品质上,更表现在台湾民众的国学水平上。第三本是沈玉成《左传译文》(中华书局,1981),书名是沈雁冰题字,全书译得也好。我读此书时,曾与中华书局胡友鸣先生交流,谈到书中关于数术的翻译有不准确之处。友鸣兄说,像《左传》《梦溪笔谈》等横跨多学科的书最难译注,沈先生的译笔已经很难得了,读此书,权作一种阅读欣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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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3230 二是简体。关于此事,一直颇有争议。像《九章算术汇校本》,只能用繁体字,否则还汇校什么!当时东北没有一家印刷厂能排繁体字,最后还是到深圳排的版。后来出版《周一良集》,周先生也坚持全书繁体竖排。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本的出版,堪称是一个文化奇观,尤其是《汉书》,如果改为简体字,会是什么感觉呢?李学勤先生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简体横排,真是一件不得了的出版工程。是耶?非耶?反正我很喜欢。为什么?因为读中华书局两卷本影印版的《十三经注疏》,几乎弄瞎了我的眼睛——毕竟人有些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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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3232 三是网络版。几年前,我还不知道网络版的厉害。当时写《数与数术札记》,做笔记时每天敲字,字库中的古文字又不全,整天累个半死。后来读《五行志》,我手下的一位电子书编辑告诉我,网上什么古书都有。他给我弄来《二十四史》《十三经》《春秋繁露》……真是想什么有什么。我问:“这都是谁干的?还不收费!”他开玩笑说:“雷锋啊!”东北人哪是活雷锋?网虫们才是活雷锋呢。只要你不怕文中有错误,书目是应有尽有。我且喜且忧,心中却自然地想起鲁迅先生关于“烂苹果”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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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3234 (写于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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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3239 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1704852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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