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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威尔：《一九八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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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美妙的新世界”，它的美妙之处就在于：它与奥威尔预言的专制主义社会同样危害人类文化，但它采取的手段却更高明，不是监狱，而是欢乐。波兹曼指出，美国社会正在向赫胥黎式的乌托邦逼近。人们的“解忧丸”就是电视，它带给我们无限的娱乐。教育手段也是类同的，“一个40岁的美国人，已经收看了超过100万条广告”，而广告的手段大多是“伪寓言式”的：一对夫妇的衣服没洗干净，是因为他们不懂科学，没有选择技术更好的洗涤剂；他们受人奚落，于是忏悔，赶紧改过，于是绿草茵茵，遍地花开。娱乐之中，科学主义得到进一步的神化。就这样，美国向赫胥黎式的乌托邦社会一步步走去，没有斗争，只有笑声。因为“我们听不到痛苦的哭声，那又同谁去战斗？同满脸堆笑的娱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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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波兹曼的悲观主义情绪，中国的有识之士久已关注。关于“负面乌托邦”的问题，早在1979年，李慎之、陈翰伯、陈适五、董乐山等人就已经组织并译出《美妙的新世界》《一九八四》，刊登在《编译参考》上。其实这两部名著均属于“负面乌托邦三部曲”，另一部是扎米亚京的《我们》（1921）。还有一种“负面乌托邦四重奏”的说法（沈昌文语），即上述三本书，再加上费奥多罗夫的《共同事业的哲学》（1906～1913）。这4部书有3部已经在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中出版，只是《美妙的新世界》因为“文库”的夭折而未及面世。今天，它的清样还放在我的案头上，卢珮文译，其中有李慎之先生的序言《为人类的前途担忧》。现在此书已经有很多版本面市，题曰《美丽新世界》。可以说，为了客观地认识波兹曼，读一些背景性的文字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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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我国学者也有一个追踪的过程。它们的中文版出版人严博非回忆说，他早就听说波兹曼和他的著作，从1997年开始就寻找这两本书的版权，直至2004年才实现出版的愿望。但是，2003年10月波兹曼去世时，学者刘擎说：“他辞世的时候，我不曾读到任何中文的报道。在美国也有学者抱怨，说他的死讯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因为当时的传媒正热衷于施瓦辛格竞选州长的戏剧性进展。这对波兹曼来说可能并不是遗憾却反倒是安慰，因为这恰恰验证了他的理论。早在1985年，他在《娱乐至死》一书中就曾预言，政治竞选将越来越多地采用好莱坞的娱乐模式，而传媒将蜂拥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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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的文字以及所讨论的问题，显然不会给读者带来笑声。但是，我的耳边却不断地回响着波兹曼的声音：“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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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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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1704852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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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山谷间，飘来几只缤纷的彩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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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一套科学文化随笔集6册，名曰“火蝴蝶文丛”。看到书名，我的心里自忖着：真是难为几位科学文化人，竟然聚合在这样一个“类言情”的丛书名下！当然，幸好没有“鸳鸯”，否则一定会遭来那些科学主义者的唾骂，说他们是“反科学”“伪斗士”什么的，听起来就让人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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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办法呢？文丛的主持者江晓原、刘兵两位教授，从来就不是循规蹈矩的人。比如江先生，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天学真原》是由我出版的，这也是他早年的成名之作。江先生用功最勤，涉及领域极广，处处异响旁出，不落窠臼，《天学真原》即为一例。这本书为“国学丛书”之一部，当初我们在开列学科目录时，请他撰写“古代天文学”。他当即指出，“天文学”是一个科学概念，对中国文化而言，它不足以概括古人天象研究和活动的全部内容。所以他提出，应该将此科目改称“天学”，以求更全面地揭示历史之本来面目。此“一字之差”引导了一代学术新风，也是《天学真原》被誉为学术经典的重要因素之一。由此也可以看到江先生不阈成见、不讳观点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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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先生也不是安分之辈。记得在1987年夏天，我以出版人的身份，到厦门大学参加一个科学史会议。会上见到一些年轻学者，他们许多还是研究生，刘兵就是其中之一。那一群人很有朝气，时而在厦大美丽的校园内飘来飘去，时而在会上与前辈们争论不休，招来一些老学者的侧目。我隐隐约约地觉得，刘兵是他们自发拥戴的“头儿”。后来我们有信件往来，知道他成了“超导史研究”的专家，并且不断有新见解、新成果推出。1990年，我们出版“国学丛书”，其中江晓原的专著《天学真原》竟然请年轻的刘兵作序，而且那序写得真好，其中阐释“辉格解释”的理论，在学术界轰动一时，我也从中受益匪浅。我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我记得，这三篇文章或书》，回忆当年读《天学真原》和刘兵序时的感受。我由此认定，江刘二位都有不小的才气，且气味相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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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晓原：《天学真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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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我的阅读视野中，江刘二位愈发“不规矩”了。他们在《文汇读书周报》开了一个专栏——“南腔北调”，一开就是4年，用对话的方式一唱一和，你一句我一句，也就愈发不像文章了。不过，我时常听说，他们在学术圈里正在推动着一个重大的科学文化问题的讨论，问题的滥觞也与《天学真原》有一些关联。偶然见到江晓原，我有意问他近况如何，他却用一贯潇洒的态度说，大量时间都用在淘碟、看碟上。闻此言，我还有些不解。因为在我的观念中，只有那些闲居的人、无聊的人、多愁善感的人、事业不顺利的人等等，才会做这样的事，“浪费”自己的时间。他却表情诡异地解释：“是啊，有些时候，时间就是用来浪费的。”（吴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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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翻阅“火蝴蝶文丛”，我才豁然醒悟，原来江刘二位的行为都是围绕着一个大背景展开的，那就是关于“科学主义”的讨论。这是一个很学术的问题，在中国，有几个阵营都为此拼杀着。他们究竟拼杀什么呢？近现代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的飞速发展，人们便产生了“科学崇拜”的观念，觉得科学是一贯正确的、一贯美好的，我们的一切事情都需要用科学的尺子量一量，包括历史的、现实的和未来的，合乎标准的是好的，否则就要从人类文明中剔出去。像中医学，它的知识体系明显地不符合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的范式，所以“五四”以来，随着“赛先生”的强势，“废止中医”的呼声一直就没有停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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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种现象，“火蝴蝶文丛”的6位作者站在“反方”的立场上，坚决反对“唯科学主义”的观点，努力阐释着“科学崇拜”对于人类社会的严重危害。纵观“火蝴蝶文丛”的思想体系，他们共同的知识背景是“科学哲学”，阅历的相似性与认识的一致性，使他们彼此的论述丝丝相扣、首尾相连。另外，6位作者文化好恶、学术风格、思维走向等诸方面的差异，又使他们的写作表现出丰富的多样性和个性情怀。因此，当我通读“火蝴蝶文丛”的时候，脑海中自然地展现出“和而不同”的思想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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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蝴蝶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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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中，江晓原讲述了这样一个场景：今天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就像一列特快列车一样风驰电掣。我们坐在上面，开始是快乐的，如同《泰坦尼克号》中站在船头迎风展臂的那对青年男女。但人们逐渐地发现，我们对于这列“特快列车”的车速和方向都没有任何的了解和发言权，也没有控制权，列车越跑越快，窗外的景色令人眼花缭乱，我们只能茫然地坐着，就像被劫持的人质一样（江晓原《我们准备好了吗：幻想与现实中的科学》）。细细思想，那场面是极其恐怖的。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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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中，文字优美而充满激情的田松无意间作出了回答。“无论如何，我们首先要做的应该是停下来；至少，我们应该慢下来”，“让我们停下来，唱一支歌吧”。他甚至写道：“本书献给我的女儿田知雨。我悲观地预言，人类文明的最后阶段会在她这一代降临。希望她这一代的人类能够停下疯狂的脚步，找到新的生活方式和意义，并为之歌唱。”（田松《有限地球时代的怀疑论：未来世界是垃圾做的吗？》）可是，面对当下科学技术的强势，田松的呼号有用吗？怎样才能使科学技术的“特快列车”停下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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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中，当中国科学院于2007年2月发出《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时，刘兵赞扬它的进步意义。比如其中说，当科学技术的研究产生负面作用的时候，科学工作者就要自觉地“暂缓或终止相关研究，并及时向社会报警”。有的科学家不理解，认为科学研究是崇高与自由的事情，不应该受到限制。刘兵说，《宣言》中的一些限定，“恰恰是关于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很基本的社会伦理的标准要求”（刘兵《面对可能的世界：科学的多元文化》）。其实刘兵正是在说明，我们起码已经开始了使那“失控的列车”停下来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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