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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样的方法论，泰勒·考恩展开了他的文化经济学的论述。他指出，他的“文化多样性”思考是站在跨文化或曰“跨越社会边际”的立场上，其目的是“创造性地”打破一些落后社会的文化壁垒，为那些穷国的“文化菜单”添加更多的内容，从而实现他们的“文化多样性”。比如，在各个“本土文化”的目录中，添上好莱坞、麦当劳、肯德基、《哈利·波特》等等，有什么不好呢？其实今日美国的强盛与繁荣，也是昨天“添加”外来文化的结果。当然，“添加”的方式不同，带来的结果也不同。比如，美国对于多元文化的吸纳是“大熔炉式”的，加拿大却是“共存式”的。泰勒·考恩强调指出，无论怎样做，我们必须严格地遵循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比如自由贸易的原则，跨文化交流也必须严格遵守“自由选择”的玩法。所以，他极其鄙视和反对政府资助、干预、限制、封锁等行为。他暗示，那样做往往是打着保护本土文化的旗号，有意无意地培育着滋生独裁、专制、极端民族主义、地方封闭主义、复古主义、破坏世界经济秩序等现象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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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考恩进一步指出，其实贸易全球化带来的跨文化交流也不是美国人的发明，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一直都发生着。比如，今天的夏威夷，就“本上文化”而言，它已经变成了文化沙漠，甚至“比美国更像美国”；但是，夏威夷被毁灭的所谓“本土文化”，其实也是外来文化的综合产物，其中包含了太平洋、中国、美国、日本等许多的文化因素。所以，听到人们指责“贸易全球化的文化入侵，会毁灭穷国的一些本土文化”的时候，泰勒·考恩坦然地回答：“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俗语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它正符合“创造性破坏”的原理。又比如，全球化导致一些语言的消逝，但它并没有影响人类语言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英语的内涵不是更丰富、更具多样性了吗？应当清楚，在走出贫穷、奔向国际化的道路上，一些民族在自愿的状态下放弃了旧有的语言，创新出新的语言环境。像爱尔兰人，他们已经无法用“盖尔语”与祖母对话了，这是局部文化的悲剧。但文化发展是需要综合评定的，况且即使没有跨文化冲突的发生，人类的语言等文化现象，依然会在自然的生生灭灭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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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泰勒·考恩还指出，历史的经验证明，凡是跨地区贸易活跃、跨文化冲突激烈的时期，恰恰是文化创新与文化多样性发展最繁荣的时期。凡是经济衰退、国家闭关自守的时期，往往是“本土文化”消亡最多、最快的时期。像欧洲中世纪的黑暗，那时的文化哪有什么多样性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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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泰勒·考恩承认，贸易全球化对于文化多样性的发展，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但有利的一面是主流。总体而言，其一，它具有创新文化的功能。比如，二战期间，跨国石油公司将大量的油桶丢弃在西班牙港，结果却造就了特里尼达钢鼓乐队的产生；海地的一家美国金属片厂废弃了，当地人却用它的垃圾创造了巫毒艺术；西方先进的缝纫工具使摩拉艺术（一种精美的女士衬衫）名扬天下；先进的电子乐器使顿波乐得到创新和改造，使加勒比海一个小海岛成为试验世界电子音乐的领导者。其二，它具有拯救文化的功能。像音符、唱片、卡式录音机、电影等技术的广泛传播，使古巴音乐、蒙古喉音歌手等默默无闻的艺术走向世界；贸易财富的驱动，使已经衰落的波斯纺织品、印度地毯又获得新生。其三，它具有激励本土文化的功能。比如麦当劳、肯德基的风靡世界，催生出许多本土化餐饮形式的流行，如中国的兰州拉面、韩国的BBQ、日本的料理等等。其四，它具有发现文化的功能。一些穷国的人们常常不知道本土文化的价值，正是一些商人的发现和资助，才使他们认清了自身的价值。其五，它具有群聚文化的功能。像美国的好莱坞，它不单是美国文化的象征，更是文化多样性的一个群聚效应的标志。其六，它具有经营文化的功能。像台北故宫博物馆，没有商业化，它只有百分之十的文物被展出，而在经济发达的美国，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其七，它具有传播文化的功能。其八，它具有比较文化的功能……对此，泰勒·考恩的书中都给予了实证性的说明，这也是西方学者一贯的学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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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不利的一面，泰勒·考恩站在经济学家的视角，给出了一些让人震动的文化判断。其一，他发现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本土文化”常常会出现一种“密涅瓦模式”，这个概念转引自黑格尔的哲学判断——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才展翅飞翔。他的意思是说，当富国发现某种穷国文化之初，由于穷国文化核心气质的存在，吸引富国的投资与文化融合，往往会带来本土文化的爆发和繁荣；但是这样的繁荣有点像“回光返照”，随着文化交流的扩展，本土文化很快都衰落了。不过，这样的悲剧只会发生在一些小国、小文化的身上，“一个文化的人口越多，经济越强盛，被跨文化接触摧毁的可能性就越小”。其二，结合上面的讨论，泰勒·考恩认为，在穷国的本土文化消亡的过程中，真正的受害者不是这类文化的拥有者，而是那些富国的投资者和收藏家。其三，他客观地讨论了“名牌现象”对于文化多样性的伤害，主要是文化同质化的问题。其四，关于“低俗化”的问题。其五，关于“文化稀释”的争论。其六，关于“普世主义”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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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很多。泰勒·考恩运用经济学原理一一加以解构，从而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比如，同质化问题和低俗化问题的出现，这是由经济学的“最小公分母”原理决定的。商品经济所追求的终极理想是用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对于文化产品收益而言，“分母”是生产成本，“分子”是受众的人数。显然，人数越多，利润越大。怎样才能获得更多的受众呢？一是追求商品的“普世主义”，即让更多的人理解、接受你的内容。比如，美国大片中的英雄主义、个人主义和自我实现的价值观；风靡全球的打斗类商业片，像《红番区》为了进入美国市场，保留了成龙的打斗场面，却大段地删除了成龙与梅艳芳的“爱情故事”，因为美国人不知道梅艳芳，更不理解“中国人对于爱情的义务与忠贞的价值观，因为它不同于西方人的性爱浪漫”。再一是最大限度地降低作品的文化品位，正所谓“往下笨”（dumping down）。泰勒·考恩非常清楚，由于商业化的鼓动，那些笨拙无比的文化垃圾，像脱口秀、电视游戏等就会产生出来；那些毫无文学价值的作品，竟然久久地驻留在畅销书榜上。这是由它们的商业价值决定的，因为它们的受众更广泛，更符合“最小公分母”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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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怎样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呢？泰勒·考恩认为，出现这样的事情不能单纯地怪罪商业化，主要是受众自身文化素质低下的责任。他引用沃尔特·惠特曼的话说：“要有伟大的诗歌，就必须有伟大的读者”。他以精致的“法国大餐”为例进行说明。法国大餐之所以能够长久地保持高超的技艺和品质，就是因为世界上有一些挑剔的、极有品味的食客，他们精致的消费观念，直接地保卫着“法国大餐”经久不衰的品质。所以说，文化消费出现上述问题的责任不在国际化与跨文化交流，甚至也不在生产者，而在消费者。在自由贸易的前提下，泰勒·考恩将消费者分为“粗糙消费”与“精致消费”两类，前者是现实的“频道冲浪员”，后者是理想的、自觉的、业余的“文化监督员”。再辅以职业化的“文化评论员”，三者才真正地决定着文化的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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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这里，我敬佩泰勒·考恩的独出心裁，丰厚的经济学知识背景，为他的文化诉说增添了许多新鲜的怪味儿。我上面的阅读笔记有些一本正经，其实泰勒·考恩的全部思想，远比这些来得张扬且充满血肉。比如，他在另一本书《发现你内心的经济学家》中写道：“当你走在一个大型画廊中时，一定会产生一种压迫感。面对五光十色的展品，你该关注什么呢？我建议你幻想要偷出其中的一幅最值钱的画，它能够很好地刺激你发达的自私性消费主义冲动。你会偷哪一幅画呢？这样的想法能使你每次参观画廊时都打起精神。”有趣吧，这就是一个西方经济学家的行为论和艺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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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的论说中，他也会流露出一些傲慢与偏激的情绪。比如，针对甘地“抵制英货”的壮举，泰勒·考恩讽刺道，从前印度纺织品风靡世界的时候，甘地为什么不说话呢？何况甘地的这种“爱国行动”，不也是通过西方影片《甘地传》流传开来的吗？还有，泰勒·考恩批评法国人嫉妒美国文化的强盛，因为以巴黎为中心的法国文化已经不再是世界文化的领袖；加拿大人抵制美国文化是出于心理的恐惧与自卑，在外表上，美国人与加拿大人已经完全一样，加拿大的旅行者只好在背囊上插上一面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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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尖刻的观点，见于泰勒·考恩对于穷国的嘲讽。一些悲观主义者认为，富国的财富会毁灭穷国一些优秀的文化传统，泰勒·考恩反驳道：“除了理发、擦鞋或卖淫等行业，穷国要比富国发达，并且服务要比富国好之外，还有什么？”作为出身于一个年轻国家、一个暴富国家、一个移民国家、一个文化混杂国家的学者，他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并不奇怪，关键是他提醒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应该如何对待和珍爱自己的传统文化，如何自尊、自爱、自强。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反传统的极端情绪成为一种时尚的时候，当患得患失的经济学原理笼罩文化领域的时候，世界主义的暖风徐徐吹来，让我们的心灵在“杭州”与“汴州”、他乡与故乡之间徘徊。前些天在网上读到一首打油诗，读过之后心中涌起一股怪怪的滋味，不知道那“油”是五味瓶中的哪一味。这位网友（网名“鱼雷快艇”）写道：“今人望唐人，唐人望汉简。汉简望猿猴，猿猴翻白眼。”幽默，真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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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泰勒·考恩的诱惑，我赶紧找来约瑟夫·熊彼特的相关资料。我倒不是想学习他的经济学理论，虽然他与凯恩斯之间有“瑜亮情节”之类的八卦。我只是想看一看，资本主义通过“创造性破坏”和创新等自身生产的动力，不断革新、不断进步、不断发展，最终会走到哪里去呢？熊彼特说：“资本主义经济最终将因为无法承受其快速膨胀带来的能量而崩溃于其自身的规模。”这莫名其妙的话，让我惊出一身冷汗，心中不停地念叨着：“那文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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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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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1704852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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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风雪夜，我的一点岁末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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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的秋冬之交，几乎每年都会有这样的一天：白天，天空中阴云密布，冷雨霏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突然，如丝的雨线被一阵寒风扯断，摇曳在半空中的水滴，顷刻之间就幻化成大片大片的雪花，纷纷扬扬，飘然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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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渐深，雪停了。洁白的大地，间或露出一处处融雪的斑痕，裸露的地面上，漂浮着一丝丝袅袅如烟的轻雾。此时，你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在覆雪的大地中，蕴涵着某种温润的气息——那是昨日的秋阳，留下的一点温存的余绪。抬眼望去，你一定会惊叹，今夜的星光与灯光，竟然如此明亮，如此灿烂。夜色下的城市轮廓，甚至城外那远在天际的山峦，都在隐隐的天光与皑皑白雪的反射下，显得那样清晰可辨，一尘不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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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我独自一人，还在城市的街灯下漫步。伴随着脚下咯吱咯吱的踏雪之声，我清理着自己岁末的思绪。这一年，我的文化生活的轨迹似乎有些奇怪，除了依然随性、零乱与丰富之外，好像一切事情都到了一个小结的时候。比如，我花费3年时间整理的《我的编辑日志（1982～2002）》，终于完成数十万字的初稿。我近年来陆续阅读二十四史《五行志》，现在已经做出百余万字的读书笔记。我一直喜爱的随笔写作，今年又有了新的结果，刚刚推出文集《一面追风，一面追问》（台湾网络与书）。另外，我还在报刊上开设两个随笔专栏，在网络上开设4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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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去，这是一个不错的年景。一个文化人，一个出版人，能够安安静静地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实在是天帝的恩赐。但我深深知道，这样的状态不会持久，因为不变往往是一个短哲的过程，变化才是永恒的东西。正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系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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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我依然踏雪而立。气温已经骤降到零下20℃。你可以清楚地看到雪水越过固化的临界点，渐渐地演化成奇异的万种冰花。你听，脚下的踏雪之声也在发生着变化，它不再咯吱咯吱地悦耳，而是变得像踩在碎玻璃上一样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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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到，我们这一代人，幸运的事情不少，遗憾的事情也很多。最大的遗憾，就是早年基础教育的缺失。另外，我们的文化功底，我们的知识结构，我们的道德建设，我们所受的继续教育等等，都存在着一些致命的硬伤。而且，其中许多的“童子功”都是不可补救的。它们一定会影响到我们整体思想水准的提升，也会影响到我们未来文化生命的延续。最终，自然会影响到我们这一代人在一个时代乃至几个时代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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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而言，新生代的学人们就好了许多。比如，面对“70后”“80后”的作品，我最大的情绪不是轻视、拒绝或批判，而是羡慕他们受到了相对完好的基础教育，并且拥有了更多的文化自由度。整体而言，他们有能力轻松地说话，轻松地写作，轻松地构筑自己的文化生活。虽然他们的作品往往存在着思想浅薄、笔法稚嫩、故作另类、情绪偏激等种种问题，但这些都是后天可以补救的。其实有些也用不着补救，许多事情只是时空变幻的水到渠成而已。况且，他们的文化团队比过往的任何时代都要庞大得多，自由得多，激情得多，从量变到质变，未来出一点大成就，只是迟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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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叔阳：《西藏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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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寒风渐起，风中夹杂着星星点点的雪霰，打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的疼痛。我被折磨得有些受不了了，禁不住脱口喊道：“格萨尔王！”喊过之后，我的心中掠过一丝温暖的涌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