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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晕头晕脑地捧着《世界数学史简编》，半为掩饰地翻读起来，没想到一下子就读进去了。它本来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学术专著，梁先生的笔法却像讲故事一样，条理清晰，文字干净，注说完整，容易理解，妙趣横生。从那一刻起，我就爱上了数学史研究，并且后来在这一领域内徜徉了很久，读了很多科学史的书，编了很多科学史的书，还著译过几本相关的书，比如《自然数中的明珠》《数学经验》等。我常想，当年如果不是我更喜欢出版工作，一定会皈依梁先生的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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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稿门”事件之后不久，我向那位老编辑表示对梁著的敬佩。他把我领到书稿档案室，找出梁先生的原稿让我看。阅后，我更加折服得五体投地。整整40万字的书稿，用钢笔一笔一画写成，没有一个错字，没有一处涂改。怎么会这样完美呢？老编辑说：“梁先生写作，选用比较厚的稿纸，写错字时，他就会用刀片将错字刮掉重写，决不肯涂抹。另外，你仔细看梁先生的字，它们的笔画都是绝对准确的，‘点’就是点，‘捺’就是捺，决不会混淆。”接着，他还谈到注释，梁先生坚持在给外国人标注外文名字时，一定要首先标出他的母语国家的名字，然后再根据需要，标注英文或其他语种的译名。他还谈到索引，梁先生坚持一定要列出中文、外文两套检索，等等。实言之，对于一个青年人、一个小编辑来说，这样的书稿范例无疑会产生终生难忘的记忆。1992年，我写《数术探秘》时，通篇书稿真的就没有一处涂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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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梁宗巨先生成为我最重要的作者。他是辽宁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我多次登门拜访，坐在他窄小的书房里，了解他学术研究的思路和动态，甚至更愿意了解他充满个性的生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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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他，为什么选择“世界数学史”研究？他说：“这是一个学术空白，也容易出成果。你看西方的科学史名著，像丹皮尔的《科学史》、沃尔夫的《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等，都很少提到中国古代科学的贡献。《古今数学思想》的作者克莱因甚至在序言中明确写道：‘为着不使资料漫无边际，我忽略了几种文化，例如中国的、日本的和玛雅的文化，因为他们的工作对于数学思想的主流没有重大的影响。’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发现了这个问题，他毅然投身于中国科学史的研究，结果他的成就轰动整个世界。我们是中国人，更应该有所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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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他，那本《世界数学史简编》为什么写得如此流畅、如此完美，甚至超越了学术专著固有范式的窠臼？他说，这里面包含着一个人生命的意义，还浸润着生活的泪水和血水。其实梁先生早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就已经完成了一部40万字的《世界数学史》书稿。但是，“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打破了他宁静的生活，也摧毁了他的学术研究。他的妻子被说成是国民党特务，他的女儿受到造反派的惊吓而精神失常，他的哥哥梁宗岱被关进牛棚，他的书稿也被付之一炬……等到这一切都烟消云散的时候，他再拿起笔，心中的学问已经化成一种宗教式的崇高与冲动。生活与生命的意义都被结成文化精神的力量，支撑着梁先生那支神来的妙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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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他下一篇文章是什么？他说是《零的历史》。此文一发表，就轰动了数学史界。我问他下一部学术专著是什么？他说是《数学历史典故》。此书一出版，台湾九章出版社立即购买了它的繁体字版权。我问他再下一部学术著作是什么？他说是《世界数学通史》。我们马上签下此书的出版合同，渴盼着这部巨著的完成。1995年秋，他终于完成了《世界数学通史》上卷。但是，不久他就病倒了，再也没有了提笔的力气。当生命耗尽最后一点脉动的时候，他精神的支撑也在瞬间消散。1995年11月20日，梁先生溘然仙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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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1996年元旦的那天晚上，我打开自己的《编辑日志》，试图从“我的作者”栏目中划去梁先生的名字，禁不住热泪喷涌而出。后来，我这样感伤的情绪一直延续下去，直到《世界数学通史》上卷出版，直到梁先生的学生孙宏安、王青建接续完成下卷的写作，直到中国出版集团将这部大作收入“中国文库”，直到今天，我又一次伴着秋日的凉风斜雨，回望那一点书与人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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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宗巨：《世界数学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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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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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1704852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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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坚守理想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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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就这样快速地变化着。先是政事分开，接着就试点企业化；可“试点”还没有试完，一下子又全面铺开了。当然，有了“与时俱进”的观念，我们就不必慌张，一切自然在掌握之中。正值此时，我收到《中国编辑》的约稿函，说是要讨论一下“坚守编辑理想”的问题——真是一个好题目！我一个做了20多年出版的编辑，哪里是要坚守，简直是想赖着不走。现在却要讨论“坚守编辑理想”，看来这阵营中确实出现了某些思想的信风。那也是必然，正所谓“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只是我这个惯于“抱残守缺”的人，一谈到理想，就会想到那些兢兢业业的先辈们。他们历经沧桑，不为时势所动，抱着一个宗旨，终日伏案劳作。这样的精神，更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我更敬重他们！于是，冲动之余，就有了下面的一些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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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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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原先生刚刚离开我们。他是一位智者，更是我们的导师！如果他活着，此时我一定会发个“伊妹儿”，向他请教如何“坚守理想”云云。现在不行了，好在陈原先生的精神还在。你看，沈昌文先生参加陈原先生的追悼会，逢人却说：“我刚从陈老总的聚会上归来！”有人问：“你看到陈原先生面色如生么？”沈先生说：“没有啊，为什么如生？我看大家的面色都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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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陈原先生确实还活着。一说到编辑理想，我立即想到他的那句名言——“作为一个编辑，作为一个老总，他的自我修养的头一条，应当使自己成为‘书迷’。”为什么？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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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奉献给出版事业者，无一不是书迷。迷上了书，即迷上了这事业，百折不回头。局外人有取笑者，管他呢——水来土挡，因为迷上了书。钻入书林，迷上了书，然后知书味，知了书味，则什么闲言碎语，什么风险，什么打击，什么挫折，什么什么，都不怕了……书迷与文明共生，甚至过着一种淡泊宁静的自我牺牲生活，具备一种虔诚的殉道者精神。默默地勤劳，做出无私的奉献。不是为了黄金屋或颜如玉，决不只是具有“职业”道德，书迷已超过了“职业”，他的职业性责任感，已升华为对人类文明的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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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摘自陈原先生的一个讲演稿，名曰《总编辑断想》。我喜爱此文近乎痴迷，甚至专门为之出版了单行本。值得提及的是，沈先生的“后序”更是解得真切。他说：“陈老出版观念的许多新发展，我已不及实践，以是恨恨……从这里看，年轻的读者朋友，你们在还能把陈老的经验付诸实践的大好时光读到这本书，是有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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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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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段时间里，出版界还有一篇文章，振聋发聩，这就是刘杲先生的大作《出版：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刘先生是我们的老领导，身居高位，或高堂讲章，或指点江山，他从不讲官话套话。尤其是他的微笑，他的平和，他的从容不迫，让人体会到文化修养与文化传承的魅力。在刘杲先生那里，“文化”就是生命，是一个出版人的生命，是一个民族的生命，是人类的生命。例如，谈到“文化大革命”，他说：“陈翰伯的话给我印象最深，‘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是永远不要再搞文化大革命了’，一句话就说透了，有什么可分析、可争议的？什么‘二八开’‘三七开’‘四六开’，甭开了！”这话让我刻骨铭心。由此联想到眼下改革的热浪，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文化”这个精髓！有了这个基本精神的确定，“坚守”就不再是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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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杲先生还有一篇文章，着实让我激动了很久，即他为《中国编辑》创刊号所写的发刊词，题为“我们是中国编辑”。此文文采飞扬，充满激情。他不但激励着我们的斗志，更让人感叹一位职业出版家的情操，同时，我还想到“历久常新”的意义！其中一段，就足以鼓起我们“坚守”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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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编辑，堂堂正正，浩浩荡荡。在这支队伍的前边，我们望见张元济、邹韬奋、胡愈之、叶圣陶、陈翰伯等众多先贤的背影。前人霞光满天，后人朝气蓬勃。我们前赴后继，鹏程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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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体会到一种纯洁的情感，一种坚强的意志，一种即使历尽人间遭逢，依然百折不回的人生态度。我们这一代人，实在是太需要这样的“精神注入”了。我还建议，若有闲暇，就再读一读刘杲先生为《编辑人的世界》一书所写的序言——“美国编辑怎样看待编辑工作”。总之，他的理念是完整的，是一以贯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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