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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作，启正先生已经出版的《向世界说明中国》两大卷近70万字，生动地记载着他外事工作的经历和理念。他的另一部著作《江边对话——一位无神论者和一位基督徒的友好交流》，更像是一位苏格拉底式的大学者在潜心思辨，坐而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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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阅历，时代把启正先生推到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核心地带”，从上海市副市长、上海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到国务院新闻办主任，他接触了太多的外国人。在浦东工作期间，他一天曾会见过13批外国访问团，仅接见日本人，就达到3500多人次。他曾经出访过50多个国家，见过许许多多的国家元首和国际名人，如布什、希拉克、基辛格、默多克、西蒙·佩雷斯、阿拉法特、巴尔舍夫斯基、克莱斯蒂尔、路易·帕罗等等。他接触过的国际大企业、大财团、大媒体等更是多不胜数。用这样长期丰富的“亲身体验”，来填充《在同一世界》那100多个小故事，实在是绰绰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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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识，它正是启正先生更大的“创作魅力”所在。凡是接触过启正先生的人都会发现，他有着极好的读书习惯和方法。他说，这来自于早年父亲的教诲，父亲曾对他说，每天比别人多读一小时的书，十年后你就可以成为别人的老师了。他的母亲也是一位优秀的教师和诗人，经常发表中英文诗作，像“甘露寺前花径幽，我辈登临北固楼。试剑石开今尚在，望江亭下江自流”，读起来古风犹在，却不见点滴脂粉气。联想到外界对启正先生“学识渊博”“应对机敏”“引经据典”“出口成章”等赞誉之词，就有了文化承继的根据。前些天，启正先生把《在同一世界》的初稿传给远在美国的弟弟赵启光，启光先生赞道：“极高明而道中庸，心有江海而口谈溪流。”真是一奶同胞，一句话就点破了一位大才之人的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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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学识，启正先生自身的知识结构更为独特：一位核物理专家，一位拥有三项发明专利的科学家，一位具有极好的自然辩证法暨科学哲学基础的思想家。真实的知识背景，结合深厚的文化底蕴，使他的从政思维明显地不同于一般官员，更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所谓“技术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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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有了《在同一世界》，有了101个精彩的故事。美国宗教领袖路易·帕罗说：“无神论者的内心是很孤独的。”启正先生立即引用庄子与惠子“濠梁之辩”中的名言“子非鱼，焉知鱼之乐”予以优雅的反驳。帕罗又谈到有神论者的“终极关怀”问题。启正答道：“那么孔子应该是无神论者了，因为他说‘不知生，焉知死’。”最精彩的“案例”见于一段关于科学精神与宗教精神的“和谐论争”。帕罗说：“科学家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爬上第一座山找不到人生的终极答案，又爬上第二座山，还找不到，当他们爬上第三座山时，发现神学家们正在山上望着他们微笑。”启正先生答道：“不，第三座山也不是科学研究的尽头，科学家对于绝对真理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帕罗说：“你再往前走，还会看到神学家的微笑；即使你到了火星，神学家已经到了更高的天堂。”启正先生说：“实际上，科学家与神学家各有一座山。他们必须友好相处，彼此打招呼。”闻此言，帕罗点头称是。这是一段多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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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启正：《在同一世界——面对外国人101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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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正先生的故事始终贯穿着一个主题，那就是——文化。文化只有差异之分，没有高低、对错之分，这个认识是我们走出去与外国人打交道的重要基础。在基辛格初次来到中国的时候，是什么打动了他的心？是“中国人的微笑”。他说：“这是一个善良、纯朴、和平的民族……你看，街上的人脸上都洋溢着佛一样的微笑。”你知道，启正先生是用什么故事打动了基辛格？有一次，他和基辛格讨论幽默的民族性，启正先生说：“英国幽默像红葡萄酒，喝过之后还有一会儿余韵；美国幽默像可乐，一笑即逝，但也像可乐一样随处可得；德国幽默像威士忌，不是人人能品其味的，可一旦悟出，余味隽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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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良的习惯与传统是要批评和剔除的。取长补短、惩恶扬善、消除沟通的障碍，都在启正先生的故事中幽默地、和谐地、中庸地表述出来。他批评国骂“TMD”，说它恰好与“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英文缩写TMD吻合了，堪称“脏弹”。他告诫中国的美女们，当外国人夸你漂亮时，你一定不要回答“哪里哪里”，否则老外会很认真地说你的鼻子或嘴长得漂亮。与外国人交谈时要慎用古诗文，不要用缩略语、歇后语，比如“外甥点灯——照舅（旧）”，否则外国人就会问：“我们的事情与舅舅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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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启正先生的风趣与幽默之中，文化差异得到温和、细微的分析与调理。但有时也会不同。一位日本人说，他们认为人死即成神，不追究生前做什么，所以对于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他希望中国是否能从文化角度予以理解。启正先生答道：“中日两国在文化上确有差异。我国只会把诸葛亮、关羽一类的伟人和英雄称为‘神’，不能对所有人一概而论。岳飞墓前有一副对联说得好——‘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审稿时，我在这段故事下注道：“致敬，一条硬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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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稿编完了，我们都感到意犹未尽。不要紧，启正先生的谈兴正浓。前些天，我们不是在北京与陈平原先生共同讨论《中国人》的写作吗？前些天，我们不是共同来到上海瑞金医院，拜见病中的王元化先生，确定王先生与启正先生共同主编《认识中国》吗？前些天，我们不是还讨论，如何让美国人瑷秉宏夫妇的著作《如何与中国人打交道》与启正先生的《在同一世界》双剑合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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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当年启正先生有“浦东赵”“论坛赵”的美誉。现在呢？“外宣赵”？不，启正先生不喜欢外国人对“外宣”一词的曲解，他更喜欢用文化说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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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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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1704852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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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执君之手，在清风白水间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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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想，作为一个出版人，在生活的城市里，有像王充闾先生这样的一些大文人，是一件极大的幸事。我这样说，是因为几段往事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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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1995年岁末的京城，我与出版界的几位名流聚谈，其中有陈原、沈昌文、吴彬、扬之水。他们希望能在沈阳办一个杂志，名曰《万象》。我问：“《万象》是什么？我不懂。”沈先生说：“辽宁的王充闾一定懂，你可以试一试。”后来证明，充闾先生果然知道《万象》的文化背景。他告诉我，那是上世纪30年代上海很有名气的杂志，孕育了张爱玲、傅雷、柯灵、郑逸梅等许多文学大家。所以，他不但支持新时期的《万象》在沈阳创刊，还同意与柯灵、李欧梵、陈原共同出任杂志的顾问。如此“文化移植”的举动，在中国文化界引起不小的震动。我至今还时常感叹，有这样的结果，真是辽宁的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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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在这段时间，我们组织“书趣文丛”的出版。这套书网罗了国内外许多名家，有费孝通、胡绳、饶宗颐、龚育之、施蜇存、黄裳、董桥、金性尧、葛兆光、陈平原、李零等。丛书的总策划“脉望先生”提议，希望收入一本王充闾的作品。当时，我知道充闾先生的文学作品名满天下，从《清风白水》到《春宽梦窄》，后者还刚刚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以往辽宁教育出版社偏重教育与学术出版，沾不上文学作品的边儿。这次有了“脉望先生”的建议，我当然求之不得。充闾先生也欣然同意，将他的《面对历史的苍茫》放入“书趣文丛”之中。他也是丛书的60多位作者中，唯一一位身在辽宁的作者。有这样的幸事，我自然又会感慨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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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世纪之交，我们组织了一套精美的小书“茗边老话”，小开本精装，每本3万字左右。作者有张中行、资中筠、邓云乡、吴小如、唐振常、金克木、白化文、叶秀山等。这一次我也想到了王充闾，问他是否有这样的“闲情闲文”。2001年底，充闾先生交上了《碗花糕》书稿，是一组回忆早年生活的文字，其文风清纯质朴，与他一贯的抒情散文、大文化散文截然不同。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一次组稿影响了充闾先生的思想走向，让他的散文创作添上一枝旁生的花蕾。评论家们有了新鲜的惊艳之感，也有了新的分析噱头。而我对充闾先生也第一次由“高山仰止”转变为近观。读《碗花糕》，读《母亲的心思》，读《小好》，我的眼泪纷纷飘落。太真的情感，太善的情操，太美的文字，好啊！我还能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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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碗花糕》入手，我开始认真地审视充闾先生的创作思路，直至“王充闾作品系列”7卷本摆在我的案头上，我的脑海中终于清晰了一位大作家的文化影像。我知道，充闾先生最看重自己“大文化散文”的创作，那里包含了他对政治人生的深刻认识。一个个故事，一个个人物，都变换着同一个模式：悲剧，悲剧，悲剧。无论是对谨小慎微的曾国藩，还是我行我素的李鸿章，他都无情地揭露他们内心的龌龊与无耻，落笔近乎尖刻。诗意的李白也没能逃过他笔锋的剖析。出世与入世的磋磨，挤压出李白无限的落寞与孤独，充闾先生由此引出“文人从政，必遭罹难”的悖论；面对张学良，他有些笔软，不断地阐释着“英雄”的定义，用以掩饰内心对于世俗的厌恶。“英雄无奈是多情”也罢，“英雄大抵是痴人”也罢，“英雄回首即神仙”也罢，都表现出他对张学良人生遭逢的“理解之同情”，落脚点依然是“世事无常、英雄多舛”的必然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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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这里，当你大呼“深刻”的时候，充闾先生的笔触又向灵魂的深处落刀。他说，悲剧是必然的，但悲剧中依然有可爱、可敬、可亲的人物。像香妃，她遍体透着幽幽的清香，伴着她特立独行的个性，美艳绝伦；像纳兰性德，他的真情与真爱渗入绝世的诗篇，化成贯通古今的华章。还有李贺，他的人生也是凄苦的，但他不同于那些战战兢兢、甘为鹰犬、泯灭个性的为官之徒。李贺作诗，其母亲说：“是儿要呕出心乃已耳。”充闾先生赞道：“但这种苦吟，常常含蕴着无穷的乐趣。”注意，这一句貌似平淡的话，恰恰流露出他人生的价值取向。充闾先生进一步的思想升华见于他的《寂寞濠梁》——人生的最高境界不是孔子、老子、惠子，而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庄周。至此，充闾先生的悲剧人生观得到了清晰的诠释，他同时也给出了逃避世俗的“避难所”。不，不是避难，而是超越。个性与自由，让充闾先生的精神境界插上理想主义的翅膀，又翩然落脚于现实主义的笔端。在那里，层层叠叠的蔷薇花绕满蜿蜒的矮墙，花影间娇莺自在，戏蝶流连，远山青青，近水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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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这里，你可能还会用“深刻”一词描述自己的阅读感受。其实除了深刻的思想性，充闾先生的文章还在不断地探索着白话文写作的沿革与突破。在这一层意义上，我在敬重充闾先生“大文化散文”的同时，更喜欢他以游记为主的“抒情散文”。那一段段生花妙笔，给人以独步天涯的感觉，那一颗颗汉字的叠拼，疑似天人的绣手点破魔方的规则。最让我感动的是充闾先生对一种文体的传承。我们这些成长于“英雄时代”的人，看腻了俗世的血雨腥风。记得读小学时，我们班上转来一位上海的小姑娘。那天早晨，阳光透过高高的白杨树，在教室内映下摇曳的疏影。老师把小姑娘叫到讲台上，问她会背什么文章。她穿着美丽的布拉吉，羞答答的，轻轻地背诵起杨朔的《荔枝蜜》。读充闾先生的文章，我的眼前总会浮现出那悠远的一幕——那景色真美。长大了，学过哲学之后，我定义：这是中国式的人文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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