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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沈公并不沾亲带故。上世纪90年代初,我向三联书店投稿,写的是《数术探秘》,由此认识了《读书》杂志的编辑宋远。宋远又帮我结识了潘振平,他正在组织“中华文库”,就将我的稿子收进去了。那时沈公还在任三联的总经理,兼《读书》的主编,但是他并不知道我正在向三联投稿,因为《数术探秘》出版后他还说道:“哦!原来这个俞晓群就是那个俞晓群。”在这期间,我曾经与沈公有过两件事交往。一次是我向《读书》投过一篇介绍“谶纬”的小稿子,由于弄不准《读书》的文章风格,还被沈公在终审时退改了三次;再一次是我已任辽宁教育出版社社长时,恰逢《读书》杂志开始招揽广告,我们就做了他们第一个广告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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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以沈公当时的身份,是不必接见我这个小客户的。只是有一次我到《读书》编辑部办事,迎面碰上沈公纠集着他的“女兵们”去吃请,就打了招呼,寒暄几句。此后不久,宋远对我说:“沈公对你的印象很好,说你似乎与那些财大气粗的教育社社长不大相同。”她还说:“我们杂志社正在编‘读书文丛’,由于书稿太多,想找一家合得来的出版社再出一套书。”我马上问:“辽教社可以吗?”她说:“沈公也有此意。”这就是后来“书趣文丛”产生的起源。由此,也开启了我与沈公的深入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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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第一次约沈公吃饭是在天桥饭店。那天天气很热,沈公穿着一件汗兮兮的黄色T恤衫,单肩背着一个双跨肩式的背包,目光闪烁,谈话时也不是很用心。后来沈公对我说:“最初你们给我的印象有两点:一是你身后总是跟着几个彪形大汉;二是无论我讲什么,你们都不说话,不置可否。”其实“彪形”倒没什么,那是东北人的基本特征。至于“不说话”就有缘由了,实在是因为我本是数学系出身,多年来一直在编辑理科的书稿,所以对沈公说的那些人和事,当时我真的听不大懂,只好颔首不语。散会后我赶紧与王之江商量,因为他毕业于中文系,又好读书,是我们团队中“最懂”的一位。我觉得,当时沈公并没有非常看好我的团队,正如他后来为我的集子《人书情未了》所写的序言中表达的一样。那篇文章的题目就是《出于爱的不爱和出于不爱的爱》,可见,沈公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一个骨子里很高傲的人,也是一个十分包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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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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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沈公正在淡出三联的领导岗位,满身的精力和资源仍然需要释放。时任三联总经理助理的潘振平就曾经对我说:“你小子,抓住了老沈,就抓住了半个三联。”是的,当时我确实看到了这一点,并且对沈公其人有三点判断:第一,他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高手;第二,他是一个预判文化问题的专家;第三,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小老头。总之,在敏感的出版界,他是一个靠得住的长者。所以在几年间,我心甘情愿地在他的“领导下”编了一大批书,如“书趣文丛”“牛津精选”“剑桥集萃”、“新世纪万有文库”“万象书坊”“幾米作品系列”《吕叔湘全集》《万象》等等。沈公帮我编书也有一个原则,那就是他手头的书稿要先让三联挑选,剩下的再归辽教。我理解他的那一份“三联情结”,我自知就是那“剩下的”部分也比我乱闯得到的好,三联的品牌是有磁力的。后来沈公时常说:“那些年与晓群合作,我的心情真的很愉快,因为组稿的权力比我在位时还大。”他就是这样逐渐地爱上了我们,爱上了辽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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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我追随沈公的基本目的。当然我还有进一步的思考,那就是我本人很想做沈公那样的出版人,像他那样生活,那样工作。尤其是我很希望向商务、三联等老牌出版社学习,尽快地走上现代出版职业化的道路。我曾经说过:“像我们这种新生的、尚未入流的出版社,如果有陈原、沈昌文这样的高人带路,就可以少走许多弯路,就可以在业务上一步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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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的工作发生变动,不在第一线编书了。这使我的生活顿时失去了一种感觉,那种由于人与书的亲密接触而产生的种种冲动与享受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是其他活动无法替代的。所以我的心里一直潜藏着回归的愿望,希望能再活跃在编书的海洋中,希望能再有机会与沈公合作,聆听他的教诲,创造我们深爱的文化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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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样的心境,使我在见到陈原先生逝去的讣告时,独自黯然神伤了许久。也正是这样的心境,使我在听到沈公生病的消息时,血脉中涌动出几缕感伤的狂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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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好了,沈公痊愈了。我们又可以围坐在他的身边,听他浑说那些明明暗暗的事情。我们又可以收到他寄来的《迷失上海》(巴宇特)、《网络与书》等书。我们又可以见到他发来的邮件《陈冠中:看北京的100种视角》《郭正谊:外国人的风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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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公啊,沈公!你真的让人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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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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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梦魇中奋起的那一代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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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从《新京报》上读到一段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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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法对照版《九章算术》由法国Dunod出版社出版。这是《九章算术》首次出版中法对照本,该书厚1150页,售价高达150美元……该计划由中国科学院与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协同合作,具体工作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郭书春研究员和法方代表林力娜博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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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罢,我的情绪激动了好一阵子。因为作为一个出版人,我与郭书春先生有着多年的合作经历,这件事情我实在是再熟悉不过了,它也把我的思绪一下子拉到20多年前。那时我刚做出版工作不久,被安排编辑梁宗巨教授的《世界数学通史》。可以不夸张地说,在我结识的作者中,梁先生治学精神的严谨是绝无仅有的,甚至严谨得有些偏执。例如,他不允许自己的书稿中有一个错字,每一个字的笔画都不许缺少。一旦写错了字,他都会用刀片刮掉重写,决不涂抹。所以请梁先生推荐作者很难,因为几乎没有人能达到他的要求。不过有一天,梁先生却对我说:“我向你们推荐一位《九章算术》的研究者,他叫郭书春,很年轻,但做事极其认真,他的研究成果是靠得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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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章算术》(郭书春汇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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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们出版社非常信任梁先生,立即派我到北京去找郭书春。实言之,我第一次见到郭先生颇有些失望。他不像梁先生那样学究气十足,看上去倒很有些工人阶级的气质,谈话极其朴实、坦率,加上高高壮壮的身材,一副典型的山东大汉形象。当时,我们谈论的就是郭先生关于《九章算术》研究的全部计划,包括出版《九章算术》汇校本以及他与法国人合作翻译出版《九章算术》法文版等等。交谈中,我渐渐被郭先生的学术水平和工作精神感染了,理解了梁先生举荐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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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在1990年,为了出版繁体字《九章算术》汇校本,我们与郭先生一同去深圳排版校对。我们几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没有出过饭店,每天吃盒饭。天气极热,酒店的空调只是晚间才开放几个小时。那时的深圳已经是花花世界,但是郭先生每天都坐在房间里埋头校对,他说:“此书的宗旨就是校勘古今版本的正误,自然不能再出一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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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在1993年,我去西班牙参加第19届世界科学史大会。当时郭先生正在巴黎从事《九章算术》法文版的研究工作,我们相约在巴黎见面,再一同赴会。我独自一人乘机在戴高乐机场落地,郭先生把我接到他的住处——向当地华人租用的一个房子。它地处巴黎第13区,房间破旧得让我无法想像。但是郭先生在那里一工作就是两年,每天用功至极,还省吃俭用,甚至还不让家人前去巴黎探望。请记住,那时郭先生已经是这个项目的中方首席学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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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在1995年,我们请郭先生与刘钝先生一起主持《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的编辑整理工作,他为此整整忙了两年。一天,郭先生来电话说:“书稿终于编完了。我已经累得筋疲力尽,走出家门口都摔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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