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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有些时候，心灵是很值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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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陈平原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调侃说，“70年代人们打招呼是‘吃了没有’，80年代是‘托福了没有’，90年代是‘下海了没有’”。21世纪呢？陈先生说是“关键词了没有”。他这一说，我这一想，还真是的，在好长一段时间里，我也颇受“幽灵般的关键词”的诱惑。接着我就想，最近我在“关键”哪个词呢？赶紧在脑海中“百度”一下，跳出来的竟然是——“心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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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因是2007年9月莫斯科书展。那届书展的主宾国是中国，我国的文化人、出版人踊跃而至，搞了许许多多文化交流活动。我与苏叔阳先生也带着《中国读本》俄文版赶来助兴。“曲终人散”后，我问苏先生，在此次活动期间，最令人难忘的事情是什么？他说是在一次交流会上，当我们的代表大谈经济增长、文化体制改革的时候，一位彬彬有礼的俄国人站起来说：“我更想知道，谁是当代中国的托尔斯泰？更想听到，你们关于心灵问题的讨论。”闻此言，我这个被经济冲昏头脑的出版人还有些迷惘，禁不住反问道：“心灵问题的意义何在？”苏先生说：“你还记得书展期间，会展中心门前赶来参展的人群吗？莫斯科的市民们自费买票，自动排成蜿蜒的长龙，每天都站满展览馆的整个广场。辽阔的广场是寂静的，人们的表情是安详的，几乎每一个人都在默默地读着手中的书报，彼此间的谈话也都自觉地放低了声音。这样的民族是值得尊重的，也是让人敬畏的。这就是心灵的意义。”苏先生的这段话说得太好了。由此，心灵问题在我的心目中变得庄重起来，自然成为我文化思考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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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经济大热的情形下，讲上面的故事，讲心灵问题，好像有些不合时宜。一定会有人说：“你真是有闲心啊。都市场化了，试问心灵能赚钱吗？心灵能当饭吃吗？”我知道，我国的出版业正处在一个历史巨变时期，眼下的主题词是“自负盈亏”“企业化”“股份制”“商业化”“上市”“中小学教材招标”“采购”“免费”等等，这些事情似乎都与心灵问题风马牛不相及。何况我们出版人每天都被经济指标、生存问题、发展问题等压得喘不过气来，心脏狂跳不止，哪还有关注心灵问题的闲情。所以，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我心中的热情逐渐地冷却了，“民以食为天”，还是放一放空泛的理想，想一想现实中的吃饭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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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又使我的思想进一步地陷入矛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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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来，我在工作之余，一直为一家报社写一些关于读书的专栏文章，每月一篇。落笔之前，我总会与几位文化界的同仁坐在一起，讨论一些与出版相关的文化问题。那天，我们讨论的热点是文化普及问题，议论的焦点直接指向央视“百家讲坛”那一干人马。在感叹专业批评环境的缺失之余，我们对一个个演讲者加以闲适的文化判断：某人学识深厚，不愧出自名门；某人谈吐娴雅，未来必成一代名师；某人猎奇学史，哗众取宠；某人讲的是伪学问、真评书，水平却不如袁阔成；某人的风度与口才，有胜于他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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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着说着，就说到了于丹。大家谈论的焦点是她的《于丹〈论语〉心得》为什么会如此畅销。对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当在座的丁宗皓先生给出他的答案时，我一下子跳了起来。他说：“因为于丹谈的是心灵问题，很像西方流行的‘心灵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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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问题”——我的关键词！说实话，由于工作需要，我有一个收藏畅销书样本的习惯，但对于此类书，我基本上是不读的，只是放在那里，以备不时之需。所以我也收有一本《于丹〈论语〉心得》，也真的没读过。听到宗皓兄的话，我赶紧寻来翻看，阅后不禁暗骂自己“有眼无珠”。你看，此书的封面上、腰封上和书签上，都写着这样一段话：“《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且不说于丹对《论语》的这段评价是否准确，她的这本书，确实是在拿《论语》做引子，大谈心灵问题。她从“道不远人”起步，接着就讲了7个俗而又俗的所谓“人生之道”，更加明确的是，其中的第二个道，正是“心灵之道”。此书竟然印了400多万册！试问，谁说心灵不能赚钱？谁说心灵不能当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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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在逻辑上，我的反问是在偷换概念，有调侃的味道。但是，我的心情还是有些乱了，思绪像山坳间的晓岚一样飘来飘去。我想到文化普及问题——我们究竟应该普及什么？应该怎样普及？我想到大学教育改革——最近复旦大学率先提出“通识教育”的主张，它不是也被西方学者称为“心灵的攀登”吗？我想到眼下的出版改革——我们的商业化情绪是否有些过激过热？我们是否还应该多关注一些文化理想问题、心灵问题？我想到前面苏先生提到的那位俄国人——为什么他发言时的表情，显得那样高傲而平和？我想到2007年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温家宝同志的诗《仰望星空》，其中一段写道：“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自由而宁静；那博大的胸怀，让我的心灵栖息、依偎。”他为什么要仰望星空？天空与心灵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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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着想着，我的目光渐渐地空旷起来，心中又燃起文化理想的熊熊烈火，手中却捧着《于丹〈论语〉心得》，颇为俗气地在那里喃喃自语：“有些时候，心灵真是很值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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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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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大国学，一门公正与仁爱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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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散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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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国学”，我的思绪一下子被拉到18年前。那是1989年末，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在北京一家破旧的招待所里，拜见《光明日报》评论部的三位记者——陶铠、李春林、梁刚建。我问：“近来中国学术界有什么新动向？”他们说：“‘西学’遇到了问题，会有一段时间的沉寂。但是有人提出，现在正是重提‘国学’的大好时机，它可能是未来中国学术复兴的机遇所在。”我又问：“何谓‘国学’？”他们说：“我们去见几位专家，见几位大师。”于是，我们一同约见葛兆光、王炎、冯统一，又一同拜见张岱年、庞朴、梁从诫，开始了组建“国学丛书”的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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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国学”已经大热起来，热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学术界寻找“国学复兴”的源头，还是要提到上面这段故事。因为张岱年先生出任“国学丛书”主编，他写的序言《以分析的态度研究中国学术》于1991年5月5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这正是上世纪末“重提国学”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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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学”的定义，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张岱年先生这样定义：“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称中国学术为国学，所谓国是本国之义，这已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名称了。”他的界说大体上沿袭了章太炎、邓实、吴宓、胡适等人的观点，中规中矩。更多的定义似繁花或稗草，不胜枚举。比如，有人考证“国学”一词的出处，说它在《周礼》《礼记》中就有了。前者《春官宗伯·乐师》写道：“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后者《学记》写道；“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其实这里讲的是“学校”，并非今日意义上的学术与文化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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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人认为，国学就是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部分。或曰，国学就是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云云。还有些学者认为，国学一词无法定义。如钱穆在《国学概论·弁言》中说：“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陈独秀的观点更为偏激，他在《寸铁·国学》中写道：“国学是什么，我们实在不太明白。当今所谓国学大家，胡适之所长是哲学史，章太炎所长是历史和文字音韵学，罗叔蕴所长是金石考古学，王静庵所长是文学。除这些学问外，我们实在不明白什么是国学？”“国学”这一名词，“就是再审订一百年也未必能得到明确的观念，因为‘国学’本是含混糊涂不成一个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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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先生历来反对上面的争论。他说，“国学”是一个俗成的概念，除了“脑袋里有一只鸟的人”（德国俗语），大概不会再对这个名词吹毛求疵。但是季先生并非不考虑这个问题。今年3月，季羡林先生于95华诞之前在医院中接受采访，就提出“大国学”的概念。他说：“国学应该是‘大国学’的范围，不是狭义的国学。国内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就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这个观点算是一种大一统式的“文化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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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对于“国学”概念的解释，庞朴先生的意见比较客观。他认为，在“西学”传来之前，“国学”是指中国所有的学问，而我们今天所谓的“国学”，是相对于“西学”而言的，具有时代的特征。一般说来，今日意义上的“国学”概念，大约只有100多年的历史。这正如前些天我们请陈平原先生所撰写的《中国人》中的观点。他说，“我不能写5000年的中国人”，因为只是在近100多年来，伴随着近现代世界文化的交流，才有了今日意义上的“中国人”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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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的近百年间，曾经出现过两次“国学热”：一次是上世纪初，再一次就是今天。总结起来，它们都与西方文化的进入以及中西文化的碰撞有关。第一次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在失败的反思中，由“师夷长技”渐入学术文化上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危机。顾炎武指出：“国有学则国亡而学不亡，学不亡则国犹可再造；国无学则国亡而学亡，学亡则国之亡遂终古矣。”此观点唤起众多精英人物的共鸣，他们为“本国故有学术文化”的拯救与再造献计献策，并由此产生了相对于“西学”的“新国学”概念。在上世纪初的30余年间，“国学热”风起云涌，一代大师或宗师纷纷出现，形成中国近现代学术史最辉煌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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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重要时期就是上世纪末兴起的“国学热”了。这一次的社会背景是“文革”结束后的改革开放。国家的门户一开，涌进来的不单是强大的西方经济，还有趾高气昂的西方文化。于是，再一次“西学东渐”，再一次文化启蒙，打破了中国知识界的沉寂，思想的枷锁一下子被解开。有趣的是，历史的循环再造了上世纪初的境况。当文化的开放、引进和学习逐渐衍生出“全盘西化”等极端情绪的时候，文化的裂变再一次降临。它重重地撞击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胸膛，也使他们在迅速地陷入沉思之后，再一次迅速地找到精神依托——“国学”。上述张岱年先生的工作只是一个“先声”，国学真正的热潮发生于1993年。《人民日报》的两篇文章《国学，在燕园又悄然兴起》（3月16日）和《久违了，国学》（前文发表两天后），作为一种文化潮流的发端，大范围地激活了新时期的国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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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国学研究是思想解放的深化，许多当初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的问题，现在被摆到桌面上来。像文化的多样性问题，这是国学复兴的思想根据。西方学者汤因比说，“文明的河流不止西方这一条”。他总结人类历史，列出了23个社会文化形态；西方社会、东正教社会、伊朗社会、阿拉伯社会、印度社会、远东社会、古希腊社会、叙利亚社会、古印度社会、古代中国社会等等。季羡林先生说，还可以将世界文化划分为四个文化圈：欧美文化、闪族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而第一个文化圈构成西方文化体系，后三个文化圈共同构成东方文化体系。有了这样的类分，我们才有了探讨国学的依据和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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