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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家谱、鱼鳞图册、缙绅录等历史资料，我国过去重视不够，有的因为政治原因被称为“变天账”等而被销毁。后来戴逸先生发现，美国家谱学会竟然收藏我国家谱4500余种，其数量之多为世界之最。凡此种种，自然会不断地增添我国典籍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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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庞大的文化积累，近几十年来，我们的认识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最初叫做“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或者“批判继承”云云。上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带来文化繁荣，古籍整理的政策也有了些微调整，一些僵化的口号不见了，代之以比较温和的文化述说。比如，人们在强调“以文史哲方面的整理为重点”的同时，将“古代宗教研究”也纳入哲学的范畴。甚至有人提到，“子部”的术数门类，如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相、阴阳五行等，目前不需要花力量去整理，“除非‘民俗学’这门学问建立起来，才会去加以过问，现在还谈不上”（李一氓语）。显然，这样的说法大大地软化了“糟粕”与“精华”的提法。到了2000年，季羡林先生提出一个惊人的论点。他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精华”与“糟粕”是可以转化的。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视孔子与儒学为“糟粕”，而在今天，孔子名扬天下，谁能说儒学之中没有“精华”呢？这些思想观念的变化，正是今天“国学热”得以风行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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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内容的分类，也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在“西学”涌入之前，中国学术的传统知识分类比较复杂，但并无大的学理冲突。《汉书·艺文志》将典籍分为六类：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四库全书总目》分为四部：经部、史部、子部、集部；明清之际的方以智分为三种：质测、通几、审理；还有人分为义理、考据、词章及经世。上世纪初“新国学”概念出现，章太炎有一个关于国学内容的分类颇为有趣。他在《国学概论》中称，国学之本体是“经史非神话”“经典诸子非宗教”“历史非小说传奇”，治国学之方法为“辨书籍的真伪”“通小学”“明地理”“知古今人情的变迁”及“辨文学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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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学”涌入之后，按照所谓“现代学术”的概念来类分国学的风气十分盛行。张岱年先生就有这样的论说。他指出，中国学术大体包括哲学、经学、文学、史学、政治学、军事学、自然科学以及宗教、艺术等等，其中自然科学有天文、算学、地理、农学、水利、医学等。应该说，这只是一个研究方法的问题。比如，有观点认为，国学研究大致有三个途径：一是从古籍的整理的分类入手，二是着眼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学术主流的断代划分，三是按照现代学科分门别类展开论说。这样的观点融会了中西文化与古今学理的优点，有利于新时期国学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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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有人反对这种“中西文化协调”的方法。梁从诫先生指出，在知识的分类上，中西文化存在着“两个不重合的圈”，有些人想把它们嫁接在一起，搞什么“体用之说”，必然会落得失败的下场。他还认为，中国式的种种“知识分类法”，已经随着国际化的进程，露出了下世的光景，必将被西方式的“现代科学观念”所替代。我觉得，后一种观点有点偏激。数千年来，中国史家强调“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即从研究学术角度来叙录群书，使煌煌典籍得以流传至今。他们的学术创建与历史贡献，越来越受到国人乃至国际汉学界的重视，不能以“不合时代潮流”而加以轻易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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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国学著作的出版很复杂。从出版热情与出版物数量上看，当今是最好的时期。杨牧之先生说：“粗略统计，截至2002年，新中国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总计已逾1万种，是现存传世古籍总量的近十分之一。”不过，从学术研究与普及的品质上看，上世纪30年代的国学出版很有独到之处。那时推出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丛书集成》等大型古籍丛书，在近代出版史上形成了一个古籍整理出版的热潮。普及类的出版见于王云五先生的“万有文库”，其中包括“国学小丛书”60种、“国学基本丛书”400种、“学生国学丛书”60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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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我心动的是王云五先生编辑的“中国文化史丛书”42种，其中有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顾颉刚的《中国疆域沿革史》、胡朴安的《中国文字史》和《中国训诂学史》、李俨的《中国算学史》、白寿彝的《中国交通史》等。直到今天，这些书还在再版，仍然是某些学科的必读书或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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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由此想到上世纪80年代，李一氓先生提出：“古籍的整理工作最终结果应有一个归纳，就是要总结出一部有关学科的概论来，这种整理方法就是研究……研究也是整理，并且是很重要的整理方法。”他划分出文学、哲学、经济、艺术等10个门类，包括43个书名如《中国文学史》《中国音乐史》《中国绘画史》《中国小说史》《中国佛教思想史》等等。他深情地说：“假如有一天这40来种研究著作都出版了，我们的古籍整理的局面将大为改观。”以此与上世纪30年代王云五先生的工作比照，两者似乎“英雄所见略同”，但“顶天立地式”的大学者，却再难像王先生那样，聚合得那样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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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原典的数量太大，后学们的理论著作更是多如牛毛。我在1990年编辑“国学丛书”时，选书的工作主要是由葛兆光先生等人完成的。说是选书，其实主要是选人。再好的国学问题，没有好的专家撰写，也拿不出好东西。像《载道以外的文字》，本拟请钟叔河先生写，他不肯写，别人又写不了，结果未能得以出版。正如《系辞》所言，“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国学丛书”共出版20余本，成为“经典”的不多，其中有江晓原先生的《天学真原》，最近被收入“中国文库”。记得1995年，葛兆光先生与我讨论“国学丛书”的后续作品，提出一些冷僻的题目，诸如《中国历代植物志研究》《四裔志书研究》《近代乡绅与城市地主的互动》《近代中国民间信仰中的经济伦理》等，找不到名家执笔，只好作罢。所以，站在读者的角度上看，选书首先要看作者，这是一条重要的阅读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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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克木：《少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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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阅读国学的门径，金克木先生10年前写的《少年时》中有一篇文章《史学老话》，仅千把字，可作为很好的参考。他说：“史学指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所谓国学大致可以算是别名。”金先生总括1898～1948年间中国学术的状况，以人为线索，列出20个国学研究的主线。比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以古为今，以今为古；章炳麟—黄侃—刘师培：是古非今，以今谤古；蔡元培—胡适—冯友兰：移外为今，欲外体中用，结果仍是中体外用。其他还有傅斯年、顾颉刚、李济、夏鼐、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唐兰、陈寅恪、钱穆、马建忠、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王力、冯承钧、向达、陈垣、汤用彤、许地山、鲁迅、郑振铎、吴梅、李俨、钱宝琮等数十人，金先生一一点明他们的专长与学旨。后人按照这样的路径步入浩如烟海的国学领域，以人索书，以书知理，自然会产生“航标灯”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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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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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1704852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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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国学，使我们诗意地栖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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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散论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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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我国出现两次“国学热”：第一次发生在上世纪初期，第二次是自上世纪末延至今日的态势。究其共性，它们的发生都与西学的强势有关，“西盛东衰”的历史循环，自然地演化出两个递进的文化环节。在这样的热潮中，我们看到了许多表象的、局部的、片面的东西，但它们不足以说明一段历史的本质走向，更为深层的文化冲突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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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近百年来，西方经济的强势带来政治的强势，政治的强势又试图转化为文化的强权。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被认为有优劣之分，文明被认为冲突不可避免。冲突的结果自然是优胜劣汰，用所谓的“优秀文明”一统天下。于是，不同的“文明”有了等级之分，任何文明试图与西方文明对话，似乎都有伤于它们的高贵与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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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1月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31届会议通过了一个《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宣言，它的社会背景是“全球化”的滚滚洪潮，它的思想背景是上面那段“西方文明论”，它的学术背景是塞缪尔·亨廷顿的文章《文明的冲突？》（1993）以及以此文为基础的专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它的时事背景是刚刚发生的“9·11”恐怖事件。显然，对赞成文化多样性的观点而言，上述背景都是负面的，但也正是这些“负面背景”的激发，匆匆地催生出这个《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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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认为：人类文化的冲突是可以避免的；文化的对话是可能的和必需的，它是人类和平的最佳保证；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它正如生物的多样性一样，必须得到保护和尊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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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世界文化背景下，冷静地审视我们的“国学热”，我们一定会产生不同的感觉。应该说，面对如此国际化的文化探讨，中国文化界最为正式的回应，产生于2004年“文化高峰论坛”。会议的主题是“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它的形式是产生于民间的，但具有明显的官方色彩。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白先勇、周汝昌、杜维明等80多位学者签署并发表《甲申文化宣言》，再一次敲响了保卫与抢救中国文化的警钟。为什么说是“再一次”？因为类似的事情还有两次：一次是1935年1月，10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还有一次是1958年元旦，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4位教授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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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甲申文化宣言》，赞扬之声不少。曾敏之先生就认为，“这样的警示是极其必要的”。因为西方文化的强势表现已经变了味道，比如美国一位高官大卫·罗斯科普说：“未来世界文化一定要由美国文化来支配。”另一位美国人摩根在《国际政治》中说，文化扩张的目的“在于征服并控制人们的心灵，以此改变国家间的权利关系”。事实上，美国的传播势力所向无敌。有人统计，以美国为主的西方通讯社垄断世界新闻发布量的80％，美国电影票房占全球电影市场份额的80％以上，美国控制全球75％的电视节目和80％的互联网信息资源，全世界有50％的语言正在消失。曾先生说，面对这样严峻的局势，《甲申文化宣言》“为世界上许多古老民族、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文化命运深感忧虑”，绝非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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