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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体上接受一种三段论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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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它被称为具有启蒙意义的时代。这个“启蒙”，当然不是中国古代蒙学意义上的基础教育的启蒙，而是类比于欧洲18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其实这仅仅是一个类比，从历史文化背景到启蒙的意义，它们都有着许多不同；相同的，只是在出版的繁荣上。说起来，欧洲的思想启蒙运动是以此前的文艺复兴运动作为前奏的，而文艺复兴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正是13世纪古登堡发明活字印刷技术。首先，活字印刷术的流行创造了“作家”的概念，使人的个性表述成为可能；其次，它让人们走出教堂，使阅读成为个人的事情。这些都成为后来思想启蒙的重要因素。而我国上世纪80年代，也出现了一个出版大繁荣的时期，主要的特征是以我国的门户开放为背景，经济的开放带动了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热潮，一时间文化界大量地译介西方著作，同时也使我国传统文化学习得到复苏，人们的阅读热情更是空前的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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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阶段在上世纪90年代。它的社会背景是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强势发展，文化的走向是在80年代轰轰烈烈的启蒙之后，却经历一段思想的反思与重新起步。这一次的文化主线是国学概念的再现与传统文化类出版的兴起。它最初的表现是以学术研究为主导，侧重于“国故”的重现与整理。同时，它也带动了传统文化普及的热潮。但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文化的表现越来越多元化，尤其是西方“畅销书”概念的涌入，将市场化的观念融进我国的出版界，为后来出版改革的深化铺设了一些商业化的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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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是在世纪之交以来。在这一阶段里，有两个重要的词汇：一是“集团化”，一是“商业化”。集团化的意义十分丰富，它最初的表征是政企分开，接下来走出三条主线，即企业化、地域化和和管理的准行政化倾向。至于商业化，本来是集团化的伴生物，不料中小学教材的政策变化，冲破了“朝阳产业”憧憬中的姹紫嫣红，唤醒了出版人的生存意识。结果，出版业内出现两个极端的情绪：一个是“极端商业化”，它的标志性口号是“必须本本书挣钱”；再一个是悲观的情绪，认为书业本来就是一个微利产业，文化理想与商业利益本来就是针锋相对的。这样的认识是很值得商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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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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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俊耀先生问：“30年来，你接触过哪些难忘的学者和文化人，值得向台湾听众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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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意将他们划分为四代人。一是老一代，我结识过张岱年、金克木、周振甫、陈原、柯灵等人，如今他们大多已经过世了；二是中生代，他们接受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直至“文革”时期的教育；三是新生代，像葛兆光、陈平原、葛剑雄、江晓原等，他们是“文革”后涌现出的一代学人；四是晚生代，即“60后”以降，尤其是“80后”一代人，其产生之初被称为“见神杀神、见佛杀佛”，充满了弑父情结，现在就成熟了不少，世俗了不少，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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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难忘的是那老一代的学人，他们历经中国百年的蹂躏，依然思想完整，历久常新，我们不能不惊叹他们早年接受的教育的卓越与成功。记得“文革”结束后，压抑了10余年的大批青年人，积聚在一年中陆续涌入恢复招生的大学，其中产生了许多社会各界的精英分子。今天，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庆幸能够赶上聆听那一批老学者、老文化人的教诲。他们还感叹：为什么经历了那么长久、那么多次严酷的年代，这些老先生的思想与情操竟然没有一丝的改变呢？总结30年，抢救他们的遗存，整理他们的典籍，学习他们的思想，接续他们的理念，实在是眼下的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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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人与市场的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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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两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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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有关创作人的问题。刘俊耀先生说，希望了解大陆创作人的生存状况。我觉得，历经30年的演化，他们逐渐分化出两个阵容：一是作家，一是写手。前者基本上保存了传统作家的本色，其生存虽然受到网络、影视等多方媒体的挤压，基本队伍还在。相对而言，商业化对于职业作家的冲击更大一些，伴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化，所谓“铁饭碗”的作家愈来愈少。而生存或金钱的推动，正在改变着作家们的笔触，使这支队伍的思想意识和人员构成日渐复杂起来。去年我去俄罗斯参加书展，深深地感受到俄罗斯人从国家到民众对于作家的尊重。在他们的街市上、乡野间，经常可以看到普希金、托尔斯泰等大作家的雕像。另外，我们的许多活动，都是围绕着作家展开的。我想，任何国度、任何时代、任何状况，作家的受人尊重都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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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写手。这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热爱写作的前提下，他们大多以网络为门径，以论坛为基地，以网友为读者，从而构成了一个时髦、时尚和复杂的群体。一般说来，这个群体中荣耀的事情有两个：一是天文数字的点击率，再一是他们的网络文章被传统的出版社看中而出版纸质的图书。作为一个出版人，我很看重他们，即使这一群人往往鱼龙混杂、呼风唤雨、来去无踪、率性做事、草根出身、离奇梦想、文字古怪等等。我觉得，他们是30年改革开放为我们创造的时代活力，无视他们，就几乎无法把握眼下文化多元与多样性的脉络，实际上就会落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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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关于市场净化的问题，实际上是说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也就是反盗版的问题。世界上关于中国图书市场盗版猖獗的闲言碎语很多，比如有人说，一本书在台湾印了10万册，在大陆却只印了1万册。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观念问题，也是一个法制问题。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并且进步很快。记得上世纪80年代时，有一则笑话讲道：国内的一些科学家由于没有版权意识，把美国的一套科学名著翻译出版了，还在一次国际大会上，郑重地将中译本赠送给这套书的美国作者，当场引起一阵惊愕，一阵尴尬。还有一件事情很说明问题。那是在1994年，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版权局还正式下发过一个文件，制止个别出版社随意出版金庸作品的行为。应该说，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能够在短短的时间里，加强对民众的知识产权方面的教育，并且在相关立法与落实方面，能够迅速地取得如此巨大的进步，还是值得肯定与骄傲的。当然，还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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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杂志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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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俊耀先生让我推荐多年来大陆出版的最好的书、杂志和网络等等。我真的说不好，弱化一点，只能说一说我个人的所读、所编和所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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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书，我推荐《中国读本》，这似乎有广告的嫌疑。他问我原因，我讲了三点：其一，它是独立作家的作品；其二，它符合现行的国情；其三，它已经被翻译成10余种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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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杂志，我在看《三联生活周刊》《新周刊》《文史知识》《读书》《万象》《书屋》《人物》《新华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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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报纸，我在看《南方周末》《光明日报》《文汇读书周报》《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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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网络，我经常上天涯社区、新浪新闻中心与竞技风暴、网易博客、东方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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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与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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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俊耀先生问我，如何评价经典文化与流行文化？我说，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30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我们出版了许多经典著作，这方面的成就，我们可以在“国家图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获奖书目中找到。但是，在获奖的书目中，流行的图书、时尚的图书、畅销的图书，却几乎一本也找不到。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这种文化现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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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就文化整体而言，经典与流行有着各自存在的意义。打一个比方：流行文化，就像一湾蜿蜒流转的春水，充满活力和动感，源源不断；经典文化，就像一带绵延不绝的青山，巍然耸立，亘古不变。在我们美好的文化生活中，它们占领着各自的空间与时间，没有冲突，也没有压迫。就让我们的情操，一并包容下它们和谐的美景，挽一湾春水，望一带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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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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