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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展开刚刚送来的报纸，一条消息印入我的眼帘：“某社隆重推出马尔科姆·沃顿主编《工商管理大百科全书》（第二版）。”我轻轻地叹息道：“唉，又一套书被人家拿走了。”回忆当初我们引进这套大书，已经是10多年前的事情了。那是一个多么让人激动的时刻啊！这套书由国际版权大行家孙立哲先生策划，由国际顶尖的汤姆森出版集团授权，由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组织翻译，由朱镕基总理作序……我们不但出版了这套书的译著，还推出了它的英文影印版、简明版、袖珍版、分学科单行本、工具书等等，单是品种就有数十种之多。当时朱总理出访，还把它的中译本作为礼品，送给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现在，它们已经易主了。抚今追昔，我怎能不为好书的流失而叹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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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出版界，这样的版权流转并不奇怪。作者们辛辛苦苦写的东西，谁不想找到更好的出版人和出版社，从而获取更大的声名与回报呢？在这一层意思上，我非常理解作者“跳槽”的行为。但是，我还是控制不了自己波动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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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吗？当年我也是竞争版权的“狂热高手”，创造了许多自鸣得意的商业案例。我曾经通过跑教委，挖作者，抢过兄弟出版社的全国性教材，每年可以拿到数百万的利润；我曾经为了竞争“张光直学术著作系列”，一下子把版税提高到12％，与三联书店分得一杯羹；我曾经通过“特殊渠道”，拿到了《傅雷家书》的版权；我曾经运用人脉关系，拿到了台湾的《幾米绘本》，还有风靡一时的F4写真系列；我曾经打着承继前贤的旗号，沿用王云五先生“万有文库”的出版理念，推出“新世纪万有文库”；我曾经通过国际竞标，拿到了英国吉尼斯世界纪录公司在中国的全部授权，包括接受申报、审核记录、成立俱乐部、拍电视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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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当我们签下《傅雷家书》版权的时候，范用先生给我们写来一封信。他是此书最早的出版者，曾经创下100多万印数的业绩。在信中，他儒雅的风度与失去版权的伤感交织在一起，平和地与我们交流《傅雷家书》的相关事宜，字里行间的惜别之情，就像送自己的孩子上路一样。我还记得，当我们竞争F4系列之一《仔仔：流浪梦》的时候，当时正在操作这套书的白冰先生打来电话，批评我们哄抬版税，说到激动处，他几乎摔掉了电话。我更记得，当我“搜掠版权”正在兴头上的时候，一位朋友对我说：“当心，没准哪一天，你也会成为被搜掠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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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由于工作之需，我与这争争抢抢的“血腥书场”拉开了些许距离。不久，情况就发生了逆转。最初是王蒙先生的玄思小说《笑而不答》。此书出版时，我们就感到有些愧对王先生。它原本是一个大畅销书的底料，但是到了我们手上，却只印了几千本。后来王先生托人婉转地提出要拿走版权，我们无颜挽留。接着，以此为基础的《尴尬风流》出版，并且在市场上迅速走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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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古罗马和欧洲风化史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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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情况有些愈演愈烈，不断有书商、作者与我们商量，试图取走某些书的版权。几年之间，许多书的版权被别人拿走了。其中最有名的如古希腊、古罗马和欧洲风化史系列、《牛津少年儿童百科全书》《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工商管理大百科全书》“新世纪万有文库”“韦氏辞典系列”，还有“万象书坊”“书趣文丛”中的许多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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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书趣文丛”，它出版于上世纪90年代，共55册，颇受好评。时至今日，其中的半数版权都已经转手了。比如，李零先生的《放虎归山》（1996），今年刚刚增订出版，已经改换门庭。再如，去年的某一天晚上，我在京拜见陈平原先生，请他为我们写一本《中国人》。席间，他与夫人夏晓虹女士共同签名，送给我一本刚刚出版的《日本印象》（2006）。陈先生说，此书是在“书趣文丛”中《阅读日本》（1996）的基础上修订出版的。我接过书，一面赞美，一面隐隐地流露出一点依恋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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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北京的孟祥林先生温和地对我说，上世纪末他为我们主编的“世纪老人的话”的合同已经到期了，这套书很有重新出版的价值。我知道，祥林兄为出版这套书，曾经采访了许多大学问家、大名人，有张岱年、季羡林、费孝通、施蜇存、臧克家、严济慈、方成、王大珩、钟敬文、贾植芳、吴祖光、张中行、袁世海、冯亦代等等。采访的时候，他做了大量的录音、录像、照相、翻印资料等工作。后来，由于篇幅与时势所限，出版时使用的资料不是很多。时至今日，这些“世纪老人”大多已经不在人世了，许多采访已成绝版——这是一些多好的出版资源啊！我们若不能续签合同，版权的流转就是自然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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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一般说来，版权的进进出出，完全是一种正常的出版现象，也是我们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没有这样的流转与起伏，我们就会失去工作的激情与活力。所以说，作为一个出版人，我最怕失去的不是优秀的版权，不是成名的作家，不是才华横溢的策划人，不是绝顶精明的推销商。那是什么呢？我告诉你，我最怕失去的是一个出版人的信誉与品位。记得在一次会议上，我对一位大领导开玩笑说：“会后我请您吃饭。”此时，我身边的一位出版社社长也接话说：“我也要请您吃饭。”那位领导对那位社长说：“晓群的饭我可以吃，你的饭我却不敢吃。吃晓群的饭，他是让我帮助他出好书；吃你的饭，一定是你又惹了什么麻烦，让我帮你解决问题。”说实话，听到这样的评价，我真的高兴了好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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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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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170485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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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去职业化”影罩下的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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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商务周报》约请我探讨一下近两年出版人才结构转型的问题。我的脑海中，立即蹦出两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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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近年来出版队伍建设的主题是什么？我想到了一个“跳”字。这也不是我胡乱想的。这些天我们引进一本书，名曰Ping, A Frog in Search of a New Pond，此书的中文繁体字译本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书名译为《青蛙为什么要走路？》。其实，它的直译应该是“寻找新池塘的青蛙”。此书在西方颇为流行，因为它所叙述的正是我们所面临的跳槽问题。在“跳”的主题下，我们的“人才结构”已经变成了一个“活体”，它表现为三大特征。一是跨地区的“跳动”，其口号为“到北京去，到上海去”。这一风潮的直接结果是，以地域为分割的计划性出版格局开始出现“文化崩解”的迹象，因为人才的流动必然引起产品的流动。地方出版产业实施的拯救方法是进行资产流动，像广西师大、上海世纪那样，将他们的触角伸向北京，伸向文化中心。二是跨行业的“跳动”。“跳出”的就不说了。对于“跳入”的，跳入出版局等这一类政府管理部门的就不说了，刚出校门的也不说了，值得关注的是那些社会上、商场上的“熟男熟女”，比如对职务与教材利润感兴趣的行政职员、将图书称为“快速消费品”的推销员、深陷“网络思维”的网虫、仅精通外语的“版权经理”、“行业通吃”的MBA们等等。他们的“跳入”是一种进步——商业化的进步，实用主义的进步！三是“跳动”的现实，将出版人才结构推向“动荡”的状态。如果这种动荡也算是一种“转型”，那么它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出版资历”的贬值。“资历”二字是褒义还是贬义？出版行业的个性化品质、职业化精神是否还有意义？出版社管理是否就等同于工厂的管理？编辑是否就等同于工程师？书商是否就等同于杂货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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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g，A Frog in Search of a New Pond》（青蛙为什么要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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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再谈谈出版人才结构转型的问题。首先，出版社社长的选拔和使用，应该是目前出版界人才建设的重中之重。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出版产业的发展和命运，更多地是维系在这500多人的手中。所以，选好社长是重要的，同时还应该稳固社长的地位。不能因为出版布局的变化，而弱化社长的工作环境，进而淡化社长的社会、文化和经济责任。其次，许多行政专家进入出版行业，带来规范化管理的新鲜空气，对于党的喉舌与阵地建设很有意义，但同时也要注意过度行政化的倾向。因为出版行业毕竟是一个游离于事业与企业之间的“文化产业”，它鲜明的行业特征和专家化的人才结构，决不能忽视或轻视。第三，许多经济行业的人才进入出版行业，打破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大陆出版业的“极端事业化单位”的格局，助推着整个出版行业向市场化转型。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在商业评估的链条上，出版行业的加权指数太多，它经常表现出对通常的商业规则的摩擦或抵触。比如：畅销书是好商品，但不一定是好作品；一般商品越新越好，有些图书却越旧越好；一般的工厂只生产一种商品或一类商品，而一个出版社一年却要生产几十种，甚至上百种、上千种图书，并且千书千面；一个出版社的图书不可能本本挣钱，它的产品结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长中短三线与“盈亏”搭配结合起来，构成一个良性的商业运行机制。所以，有观点认为，出版是一个经验型的行业，它需要学术专家、文化专家、商业专家的参与，但更需要出版专家的总汇，最终作出经验性的商业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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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我想套用两个备受批评的流行概念——“去历史化”和“去中国化”，来调侃出版界的“去职业化”倾向。总之，出版行业是最讲“传承”二字的，内容上的文化传承与人才上的师徒传承结合在一起，才是结构调整的根本所在。有一则故事讲道：一位经济专家被任命为一个出版社的CEO，他称封面为封皮，他称教辅为教材。这倒也罢了，关键是他说：“为什么要编那么多的书？我们追求的是一本书打天下！”他还动员全社编辑找出最盈利的图书门类。于是，有人偷偷地送给他一本《花花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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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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