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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前无古人的巨著，在1993年和1994年相继完成出版，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传承的力量。即使是在“十年动乱”期间，人们也从未停止过对于文化建设的追求，其历尽艰辛、百折不回的精神，让我们这些后来者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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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步入了1995年。此后的10年，可以说是出版大繁荣的10年。其“大”不仅在出书多，而在于文化环境的日渐完好，出版人有了更加宽广的操作空间。但是，要想在如此丰富、如此漫长的“文化断代”中，理出一个明晰的头绪，实在不容易！思来想去，还是列出几个所谓“文化作用于出版”的实例，作一点描述，作一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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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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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左手举着王杖，右手举着书，这就清楚地向人们展示，没有人可以正确地统治一个国家而不依赖书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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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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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中国出版年鉴》，书中每一卷都有“出版纪事”栏目。国家每年发出的诸多出版法规、文件，这也是一种文化，其中不乏一些与书相关的有趣的信息。例如，据《中国出版年鉴》（1995年卷）记载，1994年10月8日，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版权局联合发出《关于不得继续发行、销售未经授权出版的金庸武侠小说的通知》。细想一下，这个通知颇值得玩味：一是中央专为“金庸”发文件，可见其人其书的影响力；二是“未经授权出版”就是侵权，就是盗版，而那时“盗版者”却是公开地做，我们还要“通知”，足见当时相关法律的缺失！时至今日，人们言必称“知识产权”，授权出版已经成为常识性的东西。这正是历史与现实的比照！我们不由得感叹：短短10年间，时代确实进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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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归正传。国家重视出版的事例很多，我很想举一例而反映全貌。我在掠过岁月留影的字里行间，发现一个好让人感动的“频发行为”，那就是国家领导人为体现“尊重知识、支持出版”而做出的一些重要活动，如为新书的出版而题写书名、贺词、序言等。这些活动“频发”到什么程度呢？几乎每个月都有。仅从《中国出版年鉴》《中国图书年鉴》的“纪事”中统计的次数看，我们就可以体会到领导们“在日理万机的同时，还要关心文化事业”的感人之处。请看近年间，相关的题字、题词、贺信、讲话、写序、座谈、庆典等的记录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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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1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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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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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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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1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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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1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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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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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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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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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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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地说，这个统计数字一定不准确，当然不会记多，一定是记少了。例如，我经手编辑出版的书中就有两套是由国家领导们写的序。一是1994年出版的《世纪之交，与高科技专家对话》，这本套是请李鹏同志写的序，还有“国外的领导”——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的致词，但“纪事”中却未提到。再一是1999年出版的《工商管理大百科全书》，其中有朱镕基同志的文章“代序言”，“纪事”中亦无记载。由此可见，领导重视的程度还将有胜于此数据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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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对这些活动作一点分析。首先，此中以纪念革命前辈的活动居多，几乎包括了所有重大的纪念活动。像毛泽东百年诞辰、朱德107年诞辰、李大钊110年诞辰、王稼祥90年诞辰等等，都伴以各种书籍的出版，自然要请领导们签字、题词……其次，是一些重大事件的纪念活动，像红军长征、抗日战争等等，情况与前述类同。还有一些是与出版直接相关的活动，像商务印书馆百年诞辰、新华书店60年诞辰、《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出版、《汉语大词典》的出版、《中华大典》的出版等等，也免不了请领导出面，庆贺有加。有言道“盛世修典”，10年盛世，各类典籍果然纷纷出笼，政府又重视，故而忙得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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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纪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颇具人情味的事情。比如，《中国通史》出版之际，江泽民同志给白寿彝先生发去贺信；朱镕基同志也曾经致信为萧乾先生90华诞祝寿，并祝贺《萧乾文集》（10卷本）的出版；等等。这些活动其形式与内容都是感人的，是为官者做人做事的楷模！另外，国家领导人题写书名，涉及面十分广泛，像《中国台湾问题（干部读本）》《学子之路》《保险知识读本》《科学与艺术》《共和国十大将》《马万祺诗词选（二集）》《舒同书法集》等等。见于“纪事”中的精彩题词也有很多。例如，江泽民同志为《彭雪枫军事文选》及《彭雪枫将军》画册题词：“文武兼备一代英才，功垂祖国泽被长淮。”李鹏同志为商务印书馆百年诞辰题词：“词源开新宇，名著集大成。”又为《中国传统道德》题词：“弘扬精华，除弃糟粕，广征博引，治学严谨，以教兴国，精神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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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的内容还有许多，非常丰富。这让我想起柏拉图的一句话：“国家如果被学者统治，或者其统治者研究哲学，那么国家将会非常幸福。”这大概是一种传统，一种追求，抑或是一个时代独具的文化现象。毕竟我们刚刚经历过那样严酷的“文化寒冬”，来一点文化关怀的“矫枉过正”，也是必要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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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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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是以思维、言语和书写的三种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三者之中，似乎以在书中的表现更为有效，更为果实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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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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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文化环境对于出版的影响因素很多，我想择其要而单单说一说“获奖”这件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图书评奖活动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早期的评奖活动都是自发、自为地进行的，名目繁多而无章法。近10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评奖活动基本由政府、学会以及学术部门出面组织，逐渐形成一个“大一统”的评价体系。如果我们站在社会文化的层面上审视这个体系，就会发现，我们评奖的目的是在鼓励或曰确立“今日中国主流文化的构成”，而其表现形式正是对书与人的一种评判！或者直白地说，国家大奖告诉我们应该出版哪类书和哪些人的书，应该读哪类书和哪些人的书。这里面，有传统的东西，有现时代的文化政治因素，更有中华文明接续不断的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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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看到，在出版的意义上，主流文化与时尚或流行文化有着相当大的差异。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后者更像大自然每天变化的阴晴圆缺、风霜雨雪；而前者塑造的却是相对不变的高山与江河。我翻看了近年来畅销书榜单，无论是文学类还是非文学类，在前100名中，几乎没有一本可以获得“国家图书奖”！不是这些书不好，而是文化系统不同。其实，越是在宽容的社会环境中，这种表现就越丰富。所以，在现实的书业中，我们可以同时看到两副面孔。一副是市场的面孔。它可以让西风强劲，使“全球化出版”成为现实；它也可以让韩寒、郭敬明之辈甚嚣尘上，在商业上成功地“超越父辈”，甚至引得某些“父辈”也跟着发飙。另一副是主流文化的面孔，其阶层构成不言自明。在久远、巍峨的文明殿堂里，那些晚辈、小辈、杂辈们无半点儿立锥之地，而国家大奖的评定正是其重要的表现方式之一。实言之，这“两副面孔”都表现得非常活跃，也非常残酷，在各自的领域内，它们分别举着客观主义的大旗，干着存在主义的“勾当”，彼此之间毫无说理的余地。然而，社会却在这文化两极的竞争下，达到活跃和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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