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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丰富的10年中，终日与书相伴，难忘的事情自然很多。如果问到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我的头脑中自然会呈现出“商务百年”的字样。因为这决不仅是一个出版社的事情，而是中国现代出版业一个盛大的节日！当然，我所难忘的不仅是商务印书馆在中国出版界的崇高地位，更是它丰富的历史与现实的精神内涵——难忘张元济，难忘王云五与他的“万有文库”，难忘《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字典》，难忘《牛津词典》系列，难忘陈原和“汉译世界学术名著”，难忘《赵元任全集》的组织和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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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是一杆旗帜，它应该成为我们这一代出版人的精神支柱。其实我早就感叹，在出版的意义上，无论我们如何变换手法，比照起来，大多跳不出前辈们的“窠臼”。记得在1995年，我发誓效仿商务印书馆而启动“新世纪万有文库”的时候，陈原先生就告诫我：“走商务的路，至少需要20年的努力！”他实际上是让我们静下心来，守得住寂寞，一点一滴、扎扎实实地做一点事情。因为在这一片圣地里，没有投机取巧、偷工减料的道路可走。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出版人应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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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在《中国出版年鉴》（1995年卷）的某一页上，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一页连着记载了两套大书的出版。一个是商务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它历经10余年辛勤劳作，终于汇成7辑300种大作。一个是海南版的《传世藏书》。它被列入国家“八五”计划，要在两年内“精选中华文化要籍1000余种，2.5亿字”而迅速出版。两相比较，当然是后者的本事大。时光飞逝，有一天我蓦然发现，在《中国出版年鉴》（1999年卷）的某一页上，又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它也是连着记载了两条消息。一个消息是，商务印书馆获得“优秀出版社”的表彰。另一个消息是，经抽查，《传世藏书》的差错率达到0.6082‰，严重超标，因此新闻出版总署作出停止发行《传世藏书》的决定。对于这些事情，我们业内的人都很熟悉。曾几何时，《传世藏书》多么显赫，既有“上市”概念，又送联合国收藏。记得当时我在一篇文章中说了一句“大而多误的《传世藏书》”的话，发表时都被编辑删去了。然而，文化的传承犹如大浪淘沙，来不得半点含糊，否则，你就会受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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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难忘的事情就是这样喜忧参半。如果说《传世藏书》还是好心办了不好的事情，那么王同亿呢？就更让我们哭笑不得了。在出版界，他的故事几乎“妇孺皆知”，被称为“王同亿现象”。自1993年起，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社就状告其种种侵权行为，1998年新闻出版总署还专门发出《关于不得继续印制、发行和销售〈新现代汉语词典〉等三种侵权图书的通知》。奇怪的是，到了2001年，王同亿竟然能够卷土重来，继续编写词典，其中依然有“惊世骇俗”的注释出现。例如，将“暴卒”释成是“凶暴的士兵”，将“不破不立”释为“公安机关受理的刑事案件，能侦破的，就立案，不能侦破的，就不立案”，等等。这简直可以作为相声小品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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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难忘的事情还有许多，无非是难忘的书、难忘的人。但是，在发达的传媒时代里，相关的评论真是太多太多，我说不过它们，就不说了。只是有几个逝去的人，忍不住还要说出来，因为近来出现的一些相关评论，真让人拍案叫绝！例如董乐山。他原本是一个极其儒雅的人，既翻译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又翻译了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所以有人在董先生逝世两周年之际，发表《红星照耀一九八四》的文章。林贤治更是在《只有董乐山一人而已》中写道：“在当代中国……论翻译界，我知道的是，只有董乐山一人而已。”我出版过董先生的几部重要著作，听到上面的评论，自然激动了很久。再例如陈原。他的去世震动了文化界、出版界，人们写了许多精彩的纪念文章，其中以我们的老领导宋木文先生的《思念陈原》一文最让我感动。他那一句“陈原同志，我想念你”包含了何等深切的意义！还有，沈昌文先生在《陈原的几句外国话》一文中说：“这位最善言辞的智者，到生命的最后关头，竟然不能说话。起先说不了北京话，还会说广东话——他幼时说的语言。最后一年光景，就似乎啥也不能说了。”据说由于没有了“语言”，陈原先生经常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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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离开我们的人，还有周振甫、张岱年、张光直、金克木、施蛰存、柯灵、唐振常、李慎之……他们都让人难以忘怀。写到这里，一缕忧伤的情绪不觉笼上心头。可是，一想到他们都是豁达的人，一想到老年依然美丽的黄宗英携着二哥冯亦代轻快地“归隐书林”，一想到张中行先生那句绝妙的幽默之言——“我已经度过了老年”，心情才轻松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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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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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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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秩序之神圣庄严的奉献是惯于精心地护理书籍和在书中得到快乐，仿佛那是他们仅有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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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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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观点认为，10年之间，人们对“阅读”的认识发生了最深刻的变化。不是说变好了或变坏了，而是说变得轻松了、自由了、多元了、复杂了。我们出版人，最受阅读文化的影响，怎么可以不作一点深层的分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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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读书”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读书无禁区”的讨论，二是“读书致用”与“读书不立即致用”的观点的流行，三是“读书成为一种自由的生活方式”的观点的倡导。眼下，我们正处于第三个阶段。其实，在中外历史上，这些观点都不新鲜。西汉扬雄说：“爱书如好色”；福楼拜说：“阅读是为了活着”；培根说：“过度的求知欲望使人类堕落”；蒙田说：“阅读只是为了解除烦恼”；秦始皇为了防备人们造反而焚烧书籍；马基雅维利为了销蚀人的意志而劝人读书……这些先辈们，把该说的话都说了，该做的事都做了。我们从“十年动乱”到“思想解放”，只不过是又重复了一次人类文化变革的轮回。所以，即使我们获得了更大的阅读空间，也没什么值得骄傲的，只是赶上了一个好的“轮回”，可以相对自由地思考、操作和言说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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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改变环境。在这10年间，书业真的很活跃——书多、书人多、观点多，许多话说出来，还真有点“名言”的味道。诸如“读书是一件私事”（朱正琳语），“每个人都有庸俗的权利”（小宝语），“读书即消费”（程三国语），“世间没有完美的女人，也没有完美的书”（石涛语），“20年不足以承载经典”（窦文涛语），“与其说无书可读，不如说无书可共读”（黄集伟语）……说得都不错，许多见解直追古人。但是，我更欣赏陈原先生的一段话：“书迷与文明共生，甚至过着一种淡泊宁静的自我牺牲生活，具备一种虔诚的殉道者精神。”还欣赏王强的话：“我的书同我的心将永远不分离。”当然，这两句与前面那些“名言”，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语境，我无意于比较他们境界的高低，只是希望找出一些关于书的“唯美主义”的情操、理想主义的情结，让我面对当世的纷乱，可以静静地吟道：“回归哟，来占我空心！”（殷夫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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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出版人，我在呼唤什么“回归”？当然是文化精神。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刘杲先生说：“出版，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沈昌文先生称赞：“此语是名言，我们需要这样的黄钟大吕。”正是在这样的主题下，我们才能够建立起一些健康、自由、个性的阅读空间。在这里，我很想推荐两本书或称“杂志书”（Mook），即《阅读的风貌》和《阅读的狩猎》。它们堪称“当代出版人的读本”，讲的是门径，讲的是方法，讲的是理念，其中还有浓浓的感情。它们使我深深感悟到，要想让读书成为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确实需要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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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点儿题外话，或曰“一段书人的趣事”。在翻阅《阅读的风貌》时，我曾经记下梭罗谈“阅读”的一段话，大概是郝明义先生的译笔。那段话译得精妙极了，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还读过徐迟先生的译文，就比照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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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我们多么崇拜演说家的妙语如珠，最高贵的书写文字比起那些飘浮的口语，就像是高远的星空之于低处的浮云。看！星星就在那儿，能读的人就读吧！（郝明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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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我们如何赞赏演说家有时能爆发出来的好口才，最崇高的文字还通常地是隐藏在瞬息万变的口语背后，或超越在它之上的，仿佛繁星点点的苍穹藏在浮云后面一般。那里有众星，凡能观察者都可以阅读它们。（徐迟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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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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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不可能钟爱黄金，又钟爱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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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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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就这样过去了，《中国图书商报》也一点点成熟起来。可是，看一眼时下的书业，我却有些迷惘了。从当年李洪林先生在《读书》上一句如石破天惊的“读书无禁区”到如今《新周刊》上血红的大标题——“无书可读”，中国出版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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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只不过是杂志的一次炒作罢了。今天的文化人已经不像前辈们那样老实，那样崇高。严博非就批评《新周刊》是无稽之谈，“是不读书的人才说的话”。《出版经济》也说他们是“拿出版界开涮”，至于《新周刊》还将《万象》杂志评为当年的“年度新锐图书”，那是“拿出版界再次开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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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什么事情都发生着。不然，为什么李欧梵叹息“当代已经没有知识小说”？为什么李敬泽指出“报告文学在遗忘中老去并枯竭”？为什么林贤治宣称李慎之是“永不回来的娜拉”？为什么黄宗英亲耳听到毛泽东与罗稷南的对话，“吓得肚里娃娃险些蹦出来”？为什么余秋雨要闹着“封笔”？为什么“长江读书奖”遭到质疑？为什么《读书》出了个“中国公务员版”？为什么冯象希望“每三年将《神曲》重读一遍”？为什么葛兆光写完《中国思想史》，却说“无论别人怎样看，我已经是筋疲力尽”？为什么汤姆森学习集团如此重视辛广伟的Publishing in China？为什么沈昌文、吴彬说“办《读书》的经验是无能、无为、无我”？为什么“性”“心灵”和“死亡”成为当代出版的三大热门话题？为什么安波舜被称为“布老虎之父”？为什么陆灏又在抱怨“我为《万象》付出了多少青春”？为什么李慎之最大的遗愿是编一套《中国公民读本》？为什么说“80后的小孩见神灭神，遇佛杀佛，充满了弑父情结”？为什么“八卦文化”不可遏制？为什么沈浩波要写那么恶心的《心藏大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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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迷惘”又让我浮想联翩，夜不能寐——脑海中的问号一串一串地涌现出来。不必理我，一会儿就过去了。维特根施坦说：“一个人对于不能说的事情就应当沉默。”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