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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4862 我觉得,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读书”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读书无禁区”的讨论,二是“读书致用”与“读书不立即致用”的观点的流行,三是“读书成为一种自由的生活方式”的观点的倡导。眼下,我们正处于第三个阶段。其实,在中外历史上,这些观点都不新鲜。西汉扬雄说:“爱书如好色”;福楼拜说:“阅读是为了活着”;培根说:“过度的求知欲望使人类堕落”;蒙田说:“阅读只是为了解除烦恼”;秦始皇为了防备人们造反而焚烧书籍;马基雅维利为了销蚀人的意志而劝人读书……这些先辈们,把该说的话都说了,该做的事都做了。我们从“十年动乱”到“思想解放”,只不过是又重复了一次人类文化变革的轮回。所以,即使我们获得了更大的阅读空间,也没什么值得骄傲的,只是赶上了一个好的“轮回”,可以相对自由地思考、操作和言说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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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4864 阅读改变环境。在这10年间,书业真的很活跃——书多、书人多、观点多,许多话说出来,还真有点“名言”的味道。诸如“读书是一件私事”(朱正琳语),“每个人都有庸俗的权利”(小宝语),“读书即消费”(程三国语),“世间没有完美的女人,也没有完美的书”(石涛语),“20年不足以承载经典”(窦文涛语),“与其说无书可读,不如说无书可共读”(黄集伟语)……说得都不错,许多见解直追古人。但是,我更欣赏陈原先生的一段话:“书迷与文明共生,甚至过着一种淡泊宁静的自我牺牲生活,具备一种虔诚的殉道者精神。”还欣赏王强的话:“我的书同我的心将永远不分离。”当然,这两句与前面那些“名言”,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语境,我无意于比较他们境界的高低,只是希望找出一些关于书的“唯美主义”的情操、理想主义的情结,让我面对当世的纷乱,可以静静地吟道:“回归哟,来占我空心!”(殷夫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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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4866 作为一个出版人,我在呼唤什么“回归”?当然是文化精神。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刘杲先生说:“出版,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沈昌文先生称赞:“此语是名言,我们需要这样的黄钟大吕。”正是在这样的主题下,我们才能够建立起一些健康、自由、个性的阅读空间。在这里,我很想推荐两本书或称“杂志书”(Mook),即《阅读的风貌》和《阅读的狩猎》。它们堪称“当代出版人的读本”,讲的是门径,讲的是方法,讲的是理念,其中还有浓浓的感情。它们使我深深感悟到,要想让读书成为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确实需要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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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4868 说点儿题外话,或曰“一段书人的趣事”。在翻阅《阅读的风貌》时,我曾经记下梭罗谈“阅读”的一段话,大概是郝明义先生的译笔。那段话译得精妙极了,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还读过徐迟先生的译文,就比照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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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4870 无论我们多么崇拜演说家的妙语如珠,最高贵的书写文字比起那些飘浮的口语,就像是高远的星空之于低处的浮云。看!星星就在那儿,能读的人就读吧!(郝明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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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4872 不管我们如何赞赏演说家有时能爆发出来的好口才,最崇高的文字还通常地是隐藏在瞬息万变的口语背后,或超越在它之上的,仿佛繁星点点的苍穹藏在浮云后面一般。那里有众星,凡能观察者都可以阅读它们。(徐迟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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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4874 迷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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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4876 一个人不可能钟爱黄金,又钟爱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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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4878 ——《书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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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4880 10年就这样过去了,《中国图书商报》也一点点成熟起来。可是,看一眼时下的书业,我却有些迷惘了。从当年李洪林先生在《读书》上一句如石破天惊的“读书无禁区”到如今《新周刊》上血红的大标题——“无书可读”,中国出版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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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4882 可能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只不过是杂志的一次炒作罢了。今天的文化人已经不像前辈们那样老实,那样崇高。严博非就批评《新周刊》是无稽之谈,“是不读书的人才说的话”。《出版经济》也说他们是“拿出版界开涮”,至于《新周刊》还将《万象》杂志评为当年的“年度新锐图书”,那是“拿出版界再次开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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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4884 也可能什么事情都发生着。不然,为什么李欧梵叹息“当代已经没有知识小说”?为什么李敬泽指出“报告文学在遗忘中老去并枯竭”?为什么林贤治宣称李慎之是“永不回来的娜拉”?为什么黄宗英亲耳听到毛泽东与罗稷南的对话,“吓得肚里娃娃险些蹦出来”?为什么余秋雨要闹着“封笔”?为什么“长江读书奖”遭到质疑?为什么《读书》出了个“中国公务员版”?为什么冯象希望“每三年将《神曲》重读一遍”?为什么葛兆光写完《中国思想史》,却说“无论别人怎样看,我已经是筋疲力尽”?为什么汤姆森学习集团如此重视辛广伟的Publishing in China?为什么沈昌文、吴彬说“办《读书》的经验是无能、无为、无我”?为什么“性”“心灵”和“死亡”成为当代出版的三大热门话题?为什么安波舜被称为“布老虎之父”?为什么陆灏又在抱怨“我为《万象》付出了多少青春”?为什么李慎之最大的遗愿是编一套《中国公民读本》?为什么说“80后的小孩见神灭神,遇佛杀佛,充满了弑父情结”?为什么“八卦文化”不可遏制?为什么沈浩波要写那么恶心的《心藏大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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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4886 对不起,“迷惘”又让我浮想联翩,夜不能寐——脑海中的问号一串一串地涌现出来。不必理我,一会儿就过去了。维特根施坦说:“一个人对于不能说的事情就应当沉默。”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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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4888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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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4890 因为它主要讲述热爱书籍这一主题,我们根据古罗马的时尚,充满深情地以希腊名词“Philobiblon”来作为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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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4892 ——《书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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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4894 本文所引用的《书之爱》的作者,名为理查德·德·伯利,是一位大主教。其实,还有一本《书之爱》,它的作者叫王强,就是“新东方”的那位才子。正是王强在自己的《书之爱》中,充满激情地介绍了伯利的《书之爱》,沈昌文先生才一路追踪,找到那本书,请来译者肖瑗,将它出版。于是,我们有了两本Philobib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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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4896 (写于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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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4901 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1704852736]
1704854902 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文化与出版,是谁发出了S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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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4904 近年来,随着出版改革的发展,我们这些“贩卖文化的人”一直被“企业化”“集团化”“商业化”“市场化”之类的主题词围困着,而文化本身却有些受到冷落。其集中的表现是,一些人将出版类比为一般的商业企业,将图书类比为一般的商业产品,单纯地用利润判断图书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从而导致出版行业中“极端商业化”思潮的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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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4906 这种现象的出现并非无人警觉。早在2003年,刘杲同志就连续发表几篇文章,主题只有一个:“出版: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命题,恰恰是在刘杲同志为我的集子《人书情未了》所写的序言中。那篇只有1000多字的短文,几乎通篇都是在大声疾呼:“文化是出版的魂,是出版的命……如果背离了文化建设这个根本目的,经济手段对出版有什么意义呢?什么积极意义也没有。”沈昌文同志读到这些文字,也立即大声疾呼起来,他给刘杲发邮件说:“你的‘对出版来说,经济只是手段,文化才是目的’是名言,佩服佩服!现在正需要这样的黄钟大吕。”说实话,当时我很茫然,并没有真正理解他们“大声疾呼”的深意,虽然刘杲同志还称赞我“在骨子里却是个醉心于文化的文化人”。但是,我从直觉上感到,这种“疾呼”很有SOS的味道,而且是文化的求救!尤其是沈昌文同志已经用上“黄钟大吕”这样的顶级词汇,看来问题确实有些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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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4908 2005年,在制定“十一五”规划的过程中,刘杲同志又对出版界的“跨越式发展”的口号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他说,出版业提出“跨越式发展”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并不能鼓舞士气,只能激发浮夸风气”。所以他建议,应该提倡“平稳较快发展”,这才符合科学出版观的原理。接着,巢峰同志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所谓“跨越式发展”就是要越过某个阶段跳跃式发展,与“大跃进”实为异曲同工。“精神产品生产,除了上述制约因素(原材料和市场)外,还要受思想性、学术性、艺术性的制约。文化产品的思想性、学术性、艺术性,潜移默化,传承创新,一般以渐进形式向前推进,而不是‘跨越式发展’。”于是,我们又回到了“文化”这个主题。显然,“跨越式发展”的冲动也是极端商业化思潮的产物。请问,文化怎么跨越?高雅与通俗、学术与普及、经典与流行、传承与创新,它们有机地交融在一起,既无法跨越,也无法剪裁。这大概是清醒的出版人又一次“黄钟大吕”,大概是文化的又一次S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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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4910 写到这里,我隐约地觉得,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呼救,似乎有一点“文化乞求”的感觉——好像文化拖了经济的后腿;好像出版企业的管理落后于其他企业;好像出版人都是书呆子,不懂MBA,不懂IMF;等等。应当看到,冲突的发生不是“经济”这把尺子的错,而是商业理解上的形而上学。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现象还说不得,否则动则就会批评你“思想陈旧”“你看人家西方如何如何”!西方究竟如何呢?近来我读到贺圣遂同志的几篇文章,其中许多观点让我有茅塞顿开的感觉。他的好文章《关于科学出版观的思考》就不用说了。前不久,他接受《文汇读书周报》的采访,讲到上世纪末美国出版业发生的集团化与购并之风的例子,实在是值得注意。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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