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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就这样过去了，《中国图书商报》也一点点成熟起来。可是，看一眼时下的书业，我却有些迷惘了。从当年李洪林先生在《读书》上一句如石破天惊的“读书无禁区”到如今《新周刊》上血红的大标题——“无书可读”，中国出版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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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只不过是杂志的一次炒作罢了。今天的文化人已经不像前辈们那样老实，那样崇高。严博非就批评《新周刊》是无稽之谈，“是不读书的人才说的话”。《出版经济》也说他们是“拿出版界开涮”，至于《新周刊》还将《万象》杂志评为当年的“年度新锐图书”，那是“拿出版界再次开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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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什么事情都发生着。不然，为什么李欧梵叹息“当代已经没有知识小说”？为什么李敬泽指出“报告文学在遗忘中老去并枯竭”？为什么林贤治宣称李慎之是“永不回来的娜拉”？为什么黄宗英亲耳听到毛泽东与罗稷南的对话，“吓得肚里娃娃险些蹦出来”？为什么余秋雨要闹着“封笔”？为什么“长江读书奖”遭到质疑？为什么《读书》出了个“中国公务员版”？为什么冯象希望“每三年将《神曲》重读一遍”？为什么葛兆光写完《中国思想史》，却说“无论别人怎样看，我已经是筋疲力尽”？为什么汤姆森学习集团如此重视辛广伟的Publishing in China？为什么沈昌文、吴彬说“办《读书》的经验是无能、无为、无我”？为什么“性”“心灵”和“死亡”成为当代出版的三大热门话题？为什么安波舜被称为“布老虎之父”？为什么陆灏又在抱怨“我为《万象》付出了多少青春”？为什么李慎之最大的遗愿是编一套《中国公民读本》？为什么说“80后的小孩见神灭神，遇佛杀佛，充满了弑父情结”？为什么“八卦文化”不可遏制？为什么沈浩波要写那么恶心的《心藏大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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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迷惘”又让我浮想联翩，夜不能寐——脑海中的问号一串一串地涌现出来。不必理我，一会儿就过去了。维特根施坦说：“一个人对于不能说的事情就应当沉默。”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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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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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它主要讲述热爱书籍这一主题，我们根据古罗马的时尚，充满深情地以希腊名词“Philobiblon”来作为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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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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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引用的《书之爱》的作者，名为理查德·德·伯利，是一位大主教。其实，还有一本《书之爱》，它的作者叫王强，就是“新东方”的那位才子。正是王强在自己的《书之爱》中，充满激情地介绍了伯利的《书之爱》，沈昌文先生才一路追踪，找到那本书，请来译者肖瑗，将它出版。于是，我们有了两本Philobib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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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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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1704852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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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文化与出版，是谁发出了S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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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出版改革的发展，我们这些“贩卖文化的人”一直被“企业化”“集团化”“商业化”“市场化”之类的主题词围困着，而文化本身却有些受到冷落。其集中的表现是，一些人将出版类比为一般的商业企业，将图书类比为一般的商业产品，单纯地用利润判断图书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从而导致出版行业中“极端商业化”思潮的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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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的出现并非无人警觉。早在2003年，刘杲同志就连续发表几篇文章，主题只有一个：“出版：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命题，恰恰是在刘杲同志为我的集子《人书情未了》所写的序言中。那篇只有1000多字的短文，几乎通篇都是在大声疾呼：“文化是出版的魂，是出版的命……如果背离了文化建设这个根本目的，经济手段对出版有什么意义呢？什么积极意义也没有。”沈昌文同志读到这些文字，也立即大声疾呼起来，他给刘杲发邮件说：“你的‘对出版来说，经济只是手段，文化才是目的’是名言，佩服佩服！现在正需要这样的黄钟大吕。”说实话，当时我很茫然，并没有真正理解他们“大声疾呼”的深意，虽然刘杲同志还称赞我“在骨子里却是个醉心于文化的文化人”。但是，我从直觉上感到，这种“疾呼”很有SOS的味道，而且是文化的求救！尤其是沈昌文同志已经用上“黄钟大吕”这样的顶级词汇，看来问题确实有些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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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在制定“十一五”规划的过程中，刘杲同志又对出版界的“跨越式发展”的口号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他说，出版业提出“跨越式发展”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并不能鼓舞士气，只能激发浮夸风气”。所以他建议，应该提倡“平稳较快发展”，这才符合科学出版观的原理。接着，巢峰同志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所谓“跨越式发展”就是要越过某个阶段跳跃式发展，与“大跃进”实为异曲同工。“精神产品生产，除了上述制约因素（原材料和市场）外，还要受思想性、学术性、艺术性的制约。文化产品的思想性、学术性、艺术性，潜移默化，传承创新，一般以渐进形式向前推进，而不是‘跨越式发展’。”于是，我们又回到了“文化”这个主题。显然，“跨越式发展”的冲动也是极端商业化思潮的产物。请问，文化怎么跨越？高雅与通俗、学术与普及、经典与流行、传承与创新，它们有机地交融在一起，既无法跨越，也无法剪裁。这大概是清醒的出版人又一次“黄钟大吕”，大概是文化的又一次S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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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我隐约地觉得，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呼救，似乎有一点“文化乞求”的感觉——好像文化拖了经济的后腿；好像出版企业的管理落后于其他企业；好像出版人都是书呆子，不懂MBA，不懂IMF；等等。应当看到，冲突的发生不是“经济”这把尺子的错，而是商业理解上的形而上学。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现象还说不得，否则动则就会批评你“思想陈旧”“你看人家西方如何如何”！西方究竟如何呢？近来我读到贺圣遂同志的几篇文章，其中许多观点让我有茅塞顿开的感觉。他的好文章《关于科学出版观的思考》就不用说了。前不久，他接受《文汇读书周报》的采访，讲到上世纪末美国出版业发生的集团化与购并之风的例子，实在是值得注意。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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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登书屋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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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登书屋被纽豪斯传媒集团收购后，银行家出身的维塔尔入主兰登。在“每一本书都必须盈利”的经营思路指导下，兰登出版了很多低俗无聊的作品；维塔尔还要求所属潘塞恩出版公司缩减2/3的图书和员工，只出版销量大的品种，被裁员工则大都为有文化理想和文化追求的出版业骨干人员，最终导致了员工的集体辞职，曾在美国出版界有较大影响的潘塞恩图书公司自此不复存在。而这并没有给它带来多少好处——1997年，兰登的利润率仅为0.1％，一年后，沮丧的纽豪斯把兰登卖给了贝塔斯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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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贺老师的结论是：“这恰恰说明，完全商业化的模式并不是出版业的济世良方，出版业的安身立命之本是文化，而且永远是文化。”这是多么清醒、冷静、准确的判断啊！他让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如果文化离开了出版的反哺，它还有很多的存活形式；反过来，如果出版离开了文化的正确轨道，那它肯定是要死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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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可能有人反驳说：“你的例子也有些绝对化。俗文化不也是文化么？它们商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少啊！”是的，不是不少，而是太多了。但是，它们一旦走向低俗，就是对人类文明和主流文化的挑战，也是对出版人良心的挑战。其实，多少年来，随着社会形态的演变，出版界高雅与低俗的斗争一直激烈地发生着。再以西方为例。著名的“企鹅丛书”出版人莱恩，就曾经为图书的低俗化问题，与他的继任者戈德温发生过激烈的争论。莱恩讽刺戈德温说：“你可能是一个市场奇才，但你却不知道一本书不是一听黄豆。”当戈德温出版一本充斥了有关残肢断体、耶稣受难、厕所茅坑和尼姑的漫画《谋杀》的时候，忍无可忍的莱恩深夜带着四名大汉，开着一辆农场大卡车驶向企鹅书库，运走了所有还没来得及走进书店的《谋杀》，在旷野中把它们化成灰烬，第二天便宣布此书绝版。这在出版史上也算一绝。结果，戈德温只好辞职，虽然他在任期间已经把企鹅的营业额翻了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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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点儿题外话。那些天看世界杯，有些神魂颠倒，不觉就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文化”挟着嘶哑的哭声一路奔走。我问：“怎么了？‘文化大革命’不是早就结束了么？”她说：“是啊。可这一次是一只无形的大手的追杀，迫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难道经济也要大革命了？”我笑笑说：“不会的，危言耸听。”怎么会呢？我们刚刚经历了那么严酷的“十年浩劫”，蒙难者大多还活着，他们怎么会那么快就忘记那段伤痛？可反过来一想，谁没活着呀？不同的时期，“大革命”也会冠着不同的名义出现。想到这里，心中不禁一凛，就醒了过来。噢！哪里是什么“文化”在哭泣，原来是健翔兄的那一阵乱吼，引起我梦中忧思的移情。真是杞人忧天，世界多么太平啊！于是，我又带着会意的微笑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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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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