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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国学热”兴盛起来。究其原因，有人说，这是对于80年代“全盘西化”思潮的反击；有人说，这是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化的再一次反思；也有人认为，这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人对于文化多样性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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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国学热”并不是90年代文化嬗变的唯一主题，人们所谓的“文化失语”也没有出现，一个更加商业、多元、俗化、冷静、中庸、现实的社会形态向我们走来。90年代中期，我们开始编辑“新世纪万有文库”，将之划分为三个子书系：“传统文化系列”，侧重于普及；“近世文化系列”，侧重于整理与重现；“外国文化系列”，侧重于拾遗补缺、推陈出新。这中间，有文化的自觉，有传统的延续，有商业的考量，有启蒙的内涵，有西化的因素，有调和的形式，有宽容的表现……总之，它是一个反极端的温和产物。它的主持者沈昌文先生说，“保存为名，启智为实”，其中自有一番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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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90年代的文化表现出一种宽容、多元抑或软弱的气质，不再咄咄逼人，不再充满理想主义的浪漫，它甚至为多种文化的交流预留了充分的空间。它还接受了中国学术通俗化的概念。从南怀瑾的喋喋不休，到蔡志忠的恣意画风，再到大陆通俗化、评书化学者的登堂入室，都得到严肃文化的包容或默认。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学热”虽然没有覆盖90年代整个的文化历程，却在所谓“和而不同”等妥协的状态下得以生存和延续，一直延续到新世纪，延续到当下。有趣的是，新时代又赋予了国学新的历史使命。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与全球化的形势，让我们喊出了“文化走出去”的口号。两年之内，《中国读本》被翻译成10余种文字。数年之中，孔子学院在全世界遍布开花，伴随着汉语教材的及时跟进，我们甚至在国际上找到了出版的盈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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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是在形而上的意义上，谈论30年文化流变。其实还有一条线索不容忽视，那就是流行文化、时尚文化的嬗变。《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畅销书是“道”还是“器”呢？说不清楚。我知道它有三个主要的支撑点：一是时尚，二是好看，三是流俗。上世纪80年代，流行文化的筋脉是琼瑶、亦舒、三毛、金庸、汪国真、舒婷……港台文化的新鲜气息，熏染了我们好长一段时间。那时中国的门户刚刚打开，田园风光与初露头角的小资情调交织起来，人们的心绪像电影中的慢动作一样，激情而笨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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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90年代，情况有些复杂。以《廊桥遗梦》为先导的西方畅销书进入中国，接着有《苏菲的世界》《英国病人》《失乐园》《格调》《学习的革命》；以刘晓庆《我的自白》为代表的名人传记开始流行，接着有赵忠祥、庄则栋、倪萍、杨澜、姜昆、宋世雄、吴士宏、王蒙等。还有余秋雨、王朔，还有《老照片》，还有比尔·盖兹，还有早逝的王小波。显然，90年代的这一张书单，已经加大了年代的文化变数，也加快了流行频率。王蒙先生是一位承上启下的人物，余秋雨带来10年以上的辉煌，其他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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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杂志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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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畅销书的出版情况，看上去更加符合现代流行与时尚的定义。人们的注意力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2000年，《第一次亲密接触》和《三重门》；2001年，《我为歌狂》《哈利·波特》；2002年，《幾米绘本》《谁动了我的奶酪》《菊花香》；2003年，《幻城》《我们仨》；2004年，《狼图腾》；2005年，《达·芬奇密码》；2006年，《品三国》；2007年，《于丹〈论语〉心得》。每年还会有一大串畅销书目，继之以数据、分析、评论——我们的操作，看上去越来越像美国以及《纽约时报》的书评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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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刊》封面（20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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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书，读书的行家止庵先生说得好：“什么书好卖就出什么书，无可非议；什么书好卖就读什么书，愚不可及。”此语听起来很有哲理。他把我们的思绪引向另一个重点问题：30年来，我们的阅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是否可以说，30年来，我们的阅读发生了三次重要的变化？第一次是1979年4月，《读书》杂志创刊。其中登载李洪林的一篇文章，原题为《打破读书禁区》，范用先生将它改为《读书无禁区》。这个口号是阅读界思想解放的先声，进步意义无须赘述，它带来的书业繁荣也在改革开放的前10年充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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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是1989年4月，《读书》杂志刊载柳苏的文章《你一定要读董桥》。此文引发的争议颇大，表面上是讨论董桥文体的问题，深层却是关于阅读目的性的反思。借用弗吉尼亚·伍尔芙《普通读者》中的一句话——“读书是为了消遣，而不是为了传授知识或纠正他人的看法”。这样的观点，在后来沈昌文先生编辑“读书文丛”“书趣文丛”时，被阐释得明明白白。应该说，这是在阅读的意义上的又一次思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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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是2003年11月，《新周刊》的封面上印着几个血红的大字——“无书可读”。刊中侯虹斌的主题文章《无书可读的三种说法》，从23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与其弟子们的一声喟叹说起，列出了一串旷世奇才的名字如达·芬奇、斯宾诺莎、戴震、段玉裁、王念孙、陈寅恪、钱书、顾准等，指出这些人都超越了前人的思想，但在所生的时代都有“无书可读”的困惑。遗憾的是，新世纪的“无书可读”却不是大师的体验，而是平民的实践。我们可以说，这是“分众”的结果，这是“速食”的结果，这是“功利”的结果。究竟是什么结果呢？这就是我们出版30年来追求的结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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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漫长而充实。即使忘却了许多东西，还是留下三条线索：文化、畅销书、阅读。我的记忆很有些凌乱而无边际，星星点点，像初春的一阵暴雨之后，林中的树木鲜绿了，空气湿潮而温婉。我仰起脸，阳光已经醒来，水珠依然滴落。孩子们一定会问：它们来自天上，还是来自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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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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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1704852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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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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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辽宁出版集团树帜。当时我正担任辽宁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领导让我去集团担任副总经理，但是不能再兼任辽宁教育出版社的工作。我不高兴，又抵不住升迁的诱惑，就提出条件，希望能让我先兼职一段时间，把一些未尽的事情做完之后，再彻底脱离出版社。领导勉强同意我的请求，所以我又兼任了3年社长。但是，在这3年时间里，我的心态完全变坏了，随时担心领导会找我谈话，告诉我“兼职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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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此留恋出版社的工作，大约有三个原因。一是从辽宁教育出版社挂牌始，我就在这里做工作，从助理编辑、编辑、编辑室主任、副总编辑，一直做到社长兼总编辑。用一句酸溜溜的话说，我为辽宁教育出版社付出了多少青春？现在说走就走，确实有些舍不得。二是许多同人对我说，集团的工作不适合你，况且你手上有那么多出版资源，放弃它们，去当官，不是很可惜么？三是不知为什么，离开出版社，升职到集团去，使我与书之间，似乎产生某种“生离死别”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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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逢此时，《中国图书商报》王一方、唐明霞约我开一个专栏。开题时，我由电影《人鬼情未了》想到“人书情未了”，就用它命名我的专栏，以此表述我当时的情绪。2003年，我出版自己的文集，也取名曰《人书情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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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2003年，我不再兼任辽宁教育出版社社长工作，结果，上面预感的许多事情，都如期发生了。集团的工作性质与出版社大不相同，它真的使我远离了书稿，远离了作者，远离了读者，也远离了那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但在此刻，我已经没有“重归书林”的退路。许多时候，我坐在静悄悄的办公室里，内心中经常会涌出极大的恐惧感和孤独感，眼前也会浮现出一些可怕的景象，一个孱弱的文化生命，在渐渐地衰竭、老去；一片贫瘠的心灵之田园，在默默地接受着沙漠化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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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没有办法。身为一介书生，我敌不过社会变迁的力量，也没有战胜世俗的勇气，只能寻找独善其身的路径。几经思索，我想起早年父亲经常的教诲。他说，人生在世，要“狡兔三窟”，这样当你遇到变故时，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多年来，我挖掘的“三窟”是出版、学术和写作。现在，出版出了问题，我只好遁入另外两个洞穴。为此，我围绕着“学术与写作”列出三条主线：第一条是中国古代哲学专题，即我喜爱的数术类研究；第二条是对我过去20年出版工作的整理、回忆与反思；第三条是接续我专栏创作的文字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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