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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价值观，人的教养，我看总是要守住一点东西的，一点原则都没有不太好。这就等于说，硬件很好，软件出问题。有些事情，比如香港政坛上一些人跟商家的来往，占小便宜啊，出去旅行要求商家招待什么的，像我这样受西洋教育的人，看在眼里就非常不舒服。你们需要点分寸好不好？我认为，一些老的价值观，老的教养是很重要的，这些东西不是硬邦邦地去写好还是不好。我要写的是，在我长大的过程中遇到的人和事情，那个时候，是旧派人旧派的事情。那种人和经历，对现在的人应该有所启示，至少让你知道比较旧一点的人是怎么样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我们不都是很有钱，不都是上流社会环境中长大，我们是在一个清白家风的环境中长大。那个时候的人，1950、1960年代，好多大陆文人都来到香港，我遇到很多。这些东西，现在回想起来，很温婉也很悲痛，那个时候的人和想法，小小的生活细节，都是我很怀念的。我故意写这些东西，故意不断地写，也算作是我的回忆录。断断续续、零零碎碎，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有些人根本就是一两面之缘，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有些地方值得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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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东西使得我时时刻刻警惕自己，做人要有分寸。因为西方人跟人交往非常讲究保持适当的距离，人与人之间，人与事情之间，这些东西是我受西方最大的影响。分寸使得人与人、人与事、人跟景物保持很舒服的距离，包括人跟权力之间，在台上的时候，他是他，下了台，他还是他。中国人就不行。这是很难的，这也是西方人很珍贵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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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要是当年不选择写作，可能还会做哪些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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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桥：如果年轻时候我不写东西，会做什么事情？我想过，也许我会在大酒店里弹钢琴，弹爵士乐或者轻松的音乐，赚这个钱也很舒服。这是一个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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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每年还买那么多古旧珍版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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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桥：现在也很难找到好的英文旧版书了，都要到国外去找。我现在不能随便去国外了，因为长途飞行太累了，所以都是通过写信和E-mail跟英美两地的旧书店联系。他们找到我要的书，就会帮我寄过来。我现在主要找皮装的、装帧漂亮的、可以玩的书。偶然遇到这类好的书，他们就会帮我寄过来。现在一个月能找到一两本合意的古旧书已经很好了，有些真的很贵，但这不在乎，只要自己喜欢！我买了很多很漂亮的《爱丽丝漫游仙境》，以后都留给我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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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有生活上的东西，都是老派的。我不愿意去ATM机上取钱，我要到银行排队。写信我要去邮局寄信。排队感觉很舒服。全部电脑化，很多人生乐趣就没有了。这种人生是很奢侈的，我就是不节省时间，我有大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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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剑峰 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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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于2012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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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是故书来 傅月庵谈台湾旧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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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月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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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是故书来 傅月庵，本名林皎宏，别号“蠹鱼头”，曾任台湾远流出版公司总编辑，今年初起担任茉莉二手书店执行总监。三十几年旧纸堆里快乐游走，吃进粉尘、吞下铅字，拼出一张台湾旧书店的活地图。地图坐标无数：从牯岭街到光华商场——台湾旧书业由盛而衰，直至今天东山再起；从台北到上海至北京，两岸旧书店风貌各存，是和谐声部抑或聒耳噪音？这也是一部对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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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曾经说过，旧书市场不是说有就有的，至少需要两代人的积累。从这个角度讲，台湾旧书业是不是主要依靠1949年以后大陆过去的文人培养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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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月庵：你看到了从大陆过来的这个系统，没有看到从日本过来的那个系统。台湾被日本统治五十年，留有很多日本印记。只不过这一批被日本人培养起来的文化人，1949年以后都被压制住了，因为后来变成宣扬中华文化，由日本人培养起来的台湾文化是殖民文化。1989年台湾解严之后，慢慢地慢慢地，本地思想又起来了，到最后形成一个台湾热。所以说，这个台湾热其实是直接衔接到日本文化那边去的，也跟“台独”思想有关——本土的东西被压太久了。大概在2002、2003年的时候，我到北京去，那时候中国书店刚好几个仓库大卖，那是一件大事，我觉得中国书店后来一定很后悔拿那么多东西出来卖，档案什么的全部拿出来，很多人去抢啊。只有两个架子没人看，什么“满洲国”巡回书库的，我一看，开玩笑！这东西拿回台湾去不得了！譬如《后滕新平传》，他是当过台湾民政长官的，日本人，在大陆这边是没有人看的，但是在台湾那边都是很重要的研究资料；还有台湾农林杂志什么的，“满洲国”都存有一笔啊，还有地图……所以我买回去，后来做“9·21”地震义卖的时候，一下子就被抢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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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一个系统，就是你说的，像梁实秋他们那一批南来文人，这些文化人过世以后，书都出来了，所以台湾民国书也很多。台湾旧书业市场的形成，来源大概就是这两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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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说自己十五六岁就开始逛旧书店，台湾旧书店的集中地先后有两个：从牯岭街到光华商场。您喜欢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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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月庵：逛光华商场。先讲一个笑话给你听，讲我为什么会逛旧书店。我小时候家里很穷，又超爱看书的，所以小学的时候，课本发下来，第一天我就已经全部看完了，顺便把姐姐的也拿来看一看，但是只看文史的，算术那种——唉唉唉那个就算了。念完国中以后要考高中再考大学啊，我是去念了一个叫做台北工专的专科学校。那，我为什么会去念那个？我明明理工科不行啊！都是因为虚荣心作祟！念国中的时候，我成绩很好，在一起玩的同学都很优秀，结果高中联考考下来，他们都考到了前三志愿，我一考考到第四个，因为算术考了46分（总分120分）。那他们都上前三了哎，我就……还好，考专科的时候，我数学是96分——为什么会考96？因为两边考试不一样，联考是手写，考专科是用电脑，只考选择题，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考到96分的！那我就想，台北工专是台湾最好的专科，也不会比那个什么前三差很多啊，就这样考去了！一进去就——完了！不得了！垮掉了！真是侯门一入深如海啊，一点办法都没有，而且这个工专要念五年，一、二、三年级还好，还有文史课，三年级以后工科逐渐加重，什么钢筋混凝土啦，什么土壤力学、结构力学啦，通通垮掉！上课听不懂，那我就剩两件事情啦：打球、逛旧书店。台北工专就在光华商场旁边，每天我连便当也不吃，早上光华开门了，就进去，买一本书，上午课看完；中午，再去买一本，下午课看完。就这样，五年里面大概看了三四年，而且我念了六年哎，还留了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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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就是，对光华商场我了如指掌，以至于好多年以后想起来，哪一本书在哪家店的哪一边的哪一层，全部清清楚楚。后来当了蠹鱼头，光华还是常常去。有人想要找什么书，我就跟他讲，光华商场下去以后，靠右边的摊子，往前数，第五家，往右转，右边那个书架的第几层，书就在那里。我本来以为人人都这个样子，后来才晓得，我才是这个样子。包括后来同学要找黄色书刊，都是我帮他们找的。还买字典，慢慢看，因为太便宜了啦。还买了一套《源氏物语》，日文的！我哪懂日文！就因为封面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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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刚才说到的黄色书刊是那时候禁书的一种吧，贩卖禁书是台湾旧书店的一景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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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月庵：禁书咧，牯岭街和光华商场都有卖。牯岭街的时代，主要的禁书是上世纪三○年代的，主要是“匪书”嘛，包括那些“附匪”文人的书啊——只要你留在大陆的、没过来的，当局不管你是自愿还是不自愿，就都是“附匪”文人啦，这些人的书就都是禁书。但如果你要研究中国文学，有些人的书不得不看哪，比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鲁迅是绝口不提的啦，但这本书不能不印啊，怎么办？那就写“本社编”，作者名字都删掉。像郑振铎的《白话文学史》，也是非用不可啊，郑振铎就变成“西谛”，掩耳盗铃就对啦。陈寅恪就更好玩啦，就直接干脆把人家的脚剁掉，叫“陈寅”！这些还算是学术书，还有一些涉及政治比较多的，就是国民党认为“靠！大陆丢掉都是因为你们！”的那些人的书，比如巴金啊茅盾啊这些新文学作家，通通不许看。艾思奇的什么辩证思想也不能看，因为当局觉得你看了会变“左”。牯岭街时代的禁书基本就是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