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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诗亮 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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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于2013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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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是故书来 无论聚散,都是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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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治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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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上数百册英文书,大多是2000年前后在美国游学时所购。这些图籍,每一本都曾经我手翻阅、装箱、上架。它们在我眼中的样子,除了书籍本身的形状:开本、色泽、图案之外,还包含某种无形之物:某个场景、某些人物、某种情绪、某次相遇,甚至,某种气味、声音和光线。人与书,有聚,有散。无论聚散,都是故事,都是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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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长一段时期,访求书籍,在我,可说是一个致命的诱惑。游学美国,这种诱惑不是被抑制和减弱了,而是被释放和增强了。因为那里好书更多,求取更易,甚至价格(至少相对价格)也更廉。在那段时间,往来于书店之间,流连于书架之下,是我生活中一项重要内容,也是生活的一大乐事。三册游学日记,几乎就是一部访书录,记下了每一次与书的相遇:时间、地点,自然,还有书和与书有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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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与书相遇的记录,是开始在纽约生活的第一天,1998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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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的安排照例琐碎繁杂:到不同地方,见不同的人,办理各种手续。但就是那天,抽空听了Waldron教授一节课,又在回寓所的路上进了法学院一间小书店,在那里买了三本书,一本探究美国人法律经验的法律史著作,一本以公民身份为主题的文集,还有一本人类学家E. Gellner的书。我进那间小店,原本是去找Waldron教授指定的课程用书,但那次我买的书,却没有一本与课程相关。也许,理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一种内心渴望要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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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几天,均有购书记录。隔了一日,周六,下楼购物,结果先进了邻街一家旧书店。书店上大书:THE LAST WORD,店名响亮而富寓意。进去浏览一遭,当时受时差之苦,头脑正昏,但是看到Paul Bohannan编的一册Law and Warfare(《法律与冲突》),还是眼前一亮。那次买的还有英国法社会学家Roger Cotterrell的The Sociology of Law(《法律社会学》)。同日晚间,“再出去购物,顺便逛另一家书店,买了G. Minda的Postmodern Legal Movements。还想买Holmes的The Common Law,可惜身上钱不够了,请店员留书至明日”。又数日,周二,“顺便到83街的Barnes &Noble,……仔细挑选之后,购书四种”,有L. M. Friedman的A History of American Law(《美国法律史》),R. Ballamy的Liberalism and Modern Society(《自由主义与现代社会》),R. Dworkin的Freedom’s Law(《自由的法》),D. Kennedy的A Critique of Adjudication(《司法裁判批判》)。当日的记录还包括这四种图书的价格:大约平均每册二十美元。在洋书里面,这样的价格不算贵,但在美国,还有价格更低的图书市场,那就是折价书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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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美不到一周,逛书店四家,购书十册,这场小小的书节狂欢,满足了我蓄积已久的异域购书欲望。自然,这种满足只是暂时的。游学的日子刚刚开始,这段故事也只是一个序幕。不过,以后访书,若非必要,通常只买折价书,毕竟,两者价格差别甚大,而在美国的折价书市场,从来不少机遇和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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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大都会,生活节奏快,比较中小城市,尤多变化。十年前旅居曼哈顿,曾遍访哥大周边书肆,如今,书店地图已经改变,而112街一家专营学术书刊的书店,一经发现,立刻成为我时常光顾之所,这家书店的店名:“迷宫”,也开始频频进入我的购书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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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营学术书的书店里,“迷宫”规模可观,单“法律研究”一项,就有两大书架。曼哈顿的书店,就我所见,除非列入教科书,法律类没有如此规模。书店分两层。大门进去,和左手的柜台相对,是一面新到折价书的书架。大堂正中,三面书架中间的大桌,平放的都是折价书。楼梯在大门右手、折价书柜后面,楼梯一侧,还有方形的楼梯拐角,也放置了折价图书。二楼是一排排的书架,像是图书馆,楼梯口和书架之间,有时也会摆上长长的条案,专售折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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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宫”不售二手书,折价书亦非二手书。因此,有时在门厅的折价书架上,可以买到三重意义的新书:新近出版且新上架的崭新的书。比如某日,书架上摆出一册J. Habermas 的Between Facts and Norms(《事实与规范之间》),这个有六百三十一页的英译本1996年出版,在英语学界引起不少关注。一年前,香港大学陈弘毅教授以此书赠我,所以我只能“遗憾地”放过这次捷足先登的机会。第二天再去,那本书已经不在。但见一个高大青年,牵了一条苏格兰牧羊犬,站在书架前询问店员何时可以再上此书。我对那青年充满同情,因为我知道,这种机会错过了,不大可能有下一次。我也有过类似经历。我曾在“迷宫”翻看过J. Clifford和G. Marcus合编的Writing Culture(《写文化》),还有M. R. Damaska的The Faces of Justice and State Authority(《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犹豫之间,书已落入他人袋中。还有一次,看到Aries和Duby主编的那套A History of Private Life(《私人生活史》),踌躇再三,终究没有下决心买回,后来颇有些后悔,好在以后有机会补救,但那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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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学美东,居住纽约时间最短,但在“迷宫”买书最多,即使后来搬去新泽西的普林斯顿,但凡有机会到纽约,一定要到“迷宫”转上一圈,而且每次都不会空手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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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的书店,值得一提的还有下城的Strand,纽约最大的旧书店。那家店真大,书真多,但要沙里披金,亦非易事。住纽约时去过两次,皆有所获。第二次去是在1999年2月27日。那天,与内子往14街一家影院观影,出来后就“顺便”进了旁边的Strand。当时在架上看到一部H. Hardy和R. Hausheer编的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文集,书名The Proper Study of Mankind(《人类研究》),厚厚一册,红底金字,硬面精装。这是一本新书,1997年2月英国出版,当年11月5日,伯林仙逝。眼前的这本是1998年的美国版。书不算太贵,美元标价三十五元。不过,Strand的价格,加上税,也接近三十美元。我有点犹豫。结果是内子买了送我,算是一份迟到的生日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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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纽约访书的经验,初到小镇普林斯顿,难免感到失望。这里没有诸如Barnes &Noble或者Strand 那样的巨型书店,也没有“迷宫”那样门类齐全的学术书专营店。大学商店规模不小,但售书部只占其中一角。街上有旧书店三两家,但不像Strand也经营新书,规模更不能与之相比。实际上,遍访镇上所有书店之后,我觉得这一年不会买多少书了。不过,既然在此居住生活,又戒不掉购书癖,只好入乡随俗,在那几家书店转进转出。慢慢地,我发现,这里的书店其实自有格局,在此地淘书也不乏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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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最大的旧书店St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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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得最多的,是大学商店内设的售书部。10月的一天,约了东京大学的Tatsuo教授在书店见面,我先到一步,发现那里有一角普大出版社廉价书专柜,其中不乏佳作,于是选书七种。那几种书里,最让我得意的是Albert O. Hirschman的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激情与利益》)。书初版于1977年,我手边的则是1997年的二十周年版。新版有Amartya Sen作的序,还有作者本人的新增序言。Hirschman的书通常篇幅不大,但思想清晰、深刻、有力,故每出一书,都能开创新局。我喜欢这样的书。更重要的是,就在几天之前,我刚同这位令人尊敬的前辈讲过话。实际上,我们几乎每天都能见面,因为我们现在是在同一间机构:高等研究院的社会科学部。我们的办公室在同一栋建筑的同一层,而他的居所,距离我在Olden Lane上的住处也只有几步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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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其书,闻其言,识其人,这种经验,对以学术为业的人原属平常,但在这里,却非有一种特殊因缘不可。高研院社会科学部有教授(faculty)四人,Hirschman 最年长,已退休。在职的三位,Clifford Geertz、Michael Walzer 和Joan W. Scott,俱为学界翘楚。此前,我的书橱里只有Geertz的几本英文原书。但从那天开始,这种情况改变了。不久,在Witherspoon街一家旧书店购得Walzer的正义理论代表作:Spheres of Justice(《正义诸领域》)。再往后,书架上有这几位学者署名的图书日渐增加,其中就有Hirschman篇幅短小的经典之作:Exit, Voice, and Loyalty(《退出,表达与忠诚》),和他的另两本小书:The Rhetoric of Reaction(《保守的修辞》),Rival Views of Market Society(《对市场社会的不同看法》);Geertz带有自传色彩的反思之作:After the Fact(《追寻事实》);Walzer早年另一本重要著作:Just and Unjust Wars(《正义的和非正义的战争》),和他的另外两本著作;还有Scott在1996年的新作:Only Paradoxes to Offer(《进退维谷》)。值得一提的是,这批书均购自哈佛,确切地说,其中除一种外,全部出自哈佛大学出版社书屋,每册两三美元不等。后来,在我的书房里,四学人书始终自成一类,集中放置在离我书案最近的一个小书架上。曾有过一个念头,想要据此整理出一小套丛书,藉以增进国人对高研院内这一小群学人的了解,但如今,“高等研究院”的名号已在国内高校的虚名角逐中被竞相滥用,变得俗不可耐,我的那点兴致最后也就消弭无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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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sau街上的Micawber Books是一家雅店,常有文化活动。在那里买的旧书,有R. Pound的The Spirit of the Common Law(《普通法的精神》),1931年版,还有G. W. Paton的Jurisprudence(《法理学》),1951年版,都是老派旧籍,布面精装,深灰色硬面上的烫金书名,迭经磨损,有些部分已经漫漶不清,但内里完好,纸质不改,墨迹浓重,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与Micawber相比,购物中心那家书店面向大众,也更加商业化。但也许因为是在普林斯顿,那里学术书数量也不少,细加拣选,也经常有所收获。不过,在那家店买的书,印象最深的,却是一本超大尺寸影册:Icons of the 20th Century(《二十世纪代表人物》),编者Barbara Cady。书中选收二十世纪历史人物两百名,无分肤色、性别、国籍和活动领域,一面文字,一面黑白人物摄影。中国人,毛泽东之外,有江青,却没有邓小平。出了西方,编者眼界的限制就突显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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