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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更斯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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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么一点激烈”，拿这话来概括斯宾塞毕生混迹的事业，也算恰如其分。斯宾塞的书店更像是一个隐藏在仓库里的沙龙，虽然总有体形臃肿的顾客抱怨拥挤逼仄的店堂里找不到一把合适的椅子、一格体面的楼梯，但他们下一次经过新牛津街时还是会忍不住进来转转，因为在这里，交易的客体一半是书籍一半是传奇（狄更斯的头发，史蒂文森的头发，甚至，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头发），晤谈的对象一半是富豪一半是作家（包括他们的亲朋好友），而老板的个人魅力一半在精明的算计，一半在扎实的学养。自从靠《董贝父子》的杂志连载版本攒到第一桶金（尽管售价只有四十五先令）以后，斯宾塞先生就知道自己离不开这一行了，他打算永远在新牛津街上“安营扎寨，风雨不改”（Pitch an unmoved 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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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本书商的生命线是人脉网，斯宾塞就是那种不怕头绪繁多，生来懂得左右逢源的人。对下游，他善于揣度客户的潜在需求，结交并培养那些看起来与文化圈关系不大的读者——其中既有印刷机发明家，也有泡菜企业老板（据说他买回去的几百本古旧书，大部分都搁在厂房里给女工在午饭时间陶冶情操）、澳大利亚牧羊场主和美国蔬果零售商，后者据称是斯宾塞毕生所见的最狂热的“狄粉”之一，为了用私房钱买几帧《匹克威克外传》的插图铅版，不知在老婆眼皮底下演过多少出暗度陈仓的轻喜剧。对于上游，那些曾经活着或者将要死去的作者及家属，斯宾塞则经年累月地与之通信、为之服务（他们中的很多人本身也是藏书家），从而取得对方的长期信任。比方说，斯宾塞曾收购到一捆旧书，上面写着萨克雷之女里奇夫人的名字，于是斯宾塞一方面到处放消息，声称他据此猜测萨克雷家曾遭窃，另一方面却并不急着将这些旧书出手。果然，里奇夫人闻讯即来信质询，斯宾塞回复说很乐意原物奉还、分文不赚，只收取购进时的低价。此举厚道公平、不卑不亢，果然赢得里奇夫人好感，将斯宾塞引见给以前出版萨克雷作品的出版商，一系列新合作就此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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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塞上过几次罗伯特•白朗宁的门，送几本贵重得不敢差别人跑腿的书，他对白朗宁的一脸憔悴印象深刻，并且顺理成章地将之归结为痛失爱妻的后遗症；为了筹备慈善活动的拍品，斯宾塞也曾寄初版书给哈代索要签名，哈代的回信很认真，慨然应允的同时也希望“此事不要形成惯例”，因为“头几版往往未经我及时校订，难免错讹更多”。对于某个古书版本、某件作家遗物在数十年中的上涨幅度，斯宾塞向来习以为常、如数家珍，然而，当他偶然买下济慈的授权书时，还是握着这张薄薄的羊皮纸微微颤抖：当年书商估计济慈远赴意大利之后未必能活着回来，便游说他在出发前将自己几乎所有的作品版权倾囊售出，打包价不过区区一百英镑，而不到百年之后，单单这张羊皮纸本身就卖出了二百二十五英镑。在斯宾塞看来，这白纸黑字上的世态炎凉要比很多阐述经济与文化、商品与作品之间的荒诞关系的长篇大论，更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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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对于向来内敛的斯宾塞而言，“微微颤抖”已经是其文艺情结爆发的最高形式。类似的情形还出现过一次：大英博物馆印刷品保管员、许多当代作家的密友西德尼•考尔文（Sidney Colvin）在退休前烧掉了几百封作家来信，因为他认为其中涉及太多不宜被公众阅读的隐私。可想而知，在那段时间经常造访考尔文宅邸的斯宾塞需要经受多大的精神折磨，他必须眼睁睁地看着主人身边堆满作者手迹——它们正在或即将被主人喂进炉膛，火苗悠然吞咽着作者的记忆、读者的好奇，以及那些可以被斯宾塞当场换算出的英镑。考尔文一边烧，一边聊，间或喝一口苏打水，湿润被烟火熏干的嘴唇和喉咙，斯宾塞则只能“微微颤抖”着伺机进言，打捞起其中的幸存者——据说梅瑞迪斯和白朗宁的一部分信件，就是他救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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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考尔文关系最铁的作家是史蒂文森，而后者本人也是斯宾塞店里的常客。1885年，史蒂文森从爱丁堡前往伯恩茅斯，顺道在伦敦逗留。“那天很潮湿，他无聊地坐在我店里的椅子上……刚才他看到我书架上堆满了他的《新天方夜谭》初版，六十多本，全都是我在图书馆清库存时用一先令一本的价钱收购的。看起来这幅景象让他很沮丧。”斯宾塞在回忆录中的描写很符合人们对这位喜欢四处冶游的梦想家的印象。梦想家梦游般地说自己的鞋子漏了，斯宾塞镇定地指出他应该脱掉鞋子晾干，同时给他弄来一点可以御寒的东西：白兰地加水，以及一本在售书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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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文森在书目上找到了《新天方夜谭》，标价八先令，脸上的表情略微松弛了一些。“不过，斯宾塞先生，”他随即又锁起眉头，“不会有人来问价的吧，是吗？”九年以后，这一幕回忆在斯宾塞眼前愈见清晰，也让他一时不知该怎样面对这批书的单价已经飙升到一百多镑的事实。飙升的原因通常很残忍，这一次是因为史蒂文森刚刚病逝于太平洋南部的西萨摩亚，葬在当地一座能俯瞰太平洋的高山上，时年四十四岁。又过了很多年，斯宾塞购进了一本纪念册，编写者是那些陪伴史蒂文森临终的朋友，他们见证了梦想家在那段病入膏肓的日子里仍然每天上午都在写作，见证了他在近乎谵妄的状态下焕发的最后的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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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塞与王尔德的有限交集，完全拜王尔德之母所赐，后者常常向斯宾塞订购旧书，并请他上门送货收钱。王尔德太太从不讨价还价，“年老色衰却富有同情心”，可是王尔德少爷截然不同。斯宾塞几次撞见他从门外进来，“纽扣上别着一朵向日葵，颈上飞舞着一条炫目的五彩领带”。苍白、松垮、阴柔之类的词儿一股脑儿从斯宾塞笔下涌出来，他显然对这位红透英伦的当代唐璜不以为然。王尔德也不见得喜欢他，因为他总是跟母亲闲聊了好一会以后才跟斯宾塞搭一两句——即便如此，“他似乎仍然觉得说话是桩莫大的麻烦事，而且不光是说话，就连呼吸，连活着本身都很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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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样的邂逅，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谈论王尔德落难之后的遭际时，斯宾塞的态度显得颇为冷漠，甚至不乏揶揄。作为经手转卖过大量王尔德狱中信件的书商，斯宾塞当然对他当时混乱潦倒的状态颇有感性认识。那些信时而流露出改过自新的念头，时而又任由情绪一落千丈。尤其是王尔德写给自己的出版商莱昂纳多•史密泽斯（Leonard Smithers）的信，就更是将绝望、嘲讽和苦涩释放得淋漓尽致。那段时间史密泽斯的日子也很不好过，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被迫卖一点东西给斯宾塞，这其中就包括王尔德的信——也就是说，骄傲的王尔德，不得不间接依靠出售自己的书信来养活自己。斯宾塞在这些信上看到了直接的、没有一丁点王尔德式装饰音的哀告，看到了一个彻底失控的诗人。“看在上帝的分上，至少给我送五英镑来，”其中一封呐喊道，“我直面着饥饿和死亡。”发出这封信之后不久，王尔德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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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之后，王尔德当然还彪炳史册，但斯宾塞其人生平已越来越模糊，我只能在网上查到他的生卒年约为1860—1952年—也就是说，在他的回忆录《四十年贩书偶记》（Forty Years in My Bookshop）出版之后（1923），他的书店应该还开了好长一段时间。据说，如今的新牛津街27号早已人去楼空，原址开着一家退伍军人职业介绍所。以如今的眼光看，这本回忆录树立了旧书业黄金时代的标杆，却基本上绕开它常常遭人诟病的阴影：赝品。只在该书临近尾声时，斯宾塞才小心翼翼地提到了一则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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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上门，送来一本威廉•霍恩《每日之书》的“原稿”，空白处写满查尔斯•兰姆的眉批，要斯宾塞估个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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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呃，考虑到兰姆1834年就去世了，而这本书直到1839年才出版，敢问您怎么给个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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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我不知道呢，”对方还是那么理直气壮，“没准儿那是另一个兰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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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贩书偶记》，[英]沃尔特·T.斯宾塞著，Houghton Mifflin 1923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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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于2012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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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是故书来 [:1704855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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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是故书来 在阅读中谱写出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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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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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读，读。谁（Leslie Stephen?）说过吉本是在阅读中谱写出他一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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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fred Kazin，Journals，December 4，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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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场冷雨过后，窗外虫鸣竟水洗了似的如缀满夜空的星星那样清晰分明了。入夜，忽然有心情从书架取出《托尔金的袍子》的作者里克•杰寇斯基（Rick Gekoski）“书忆体”回忆录《在狗之外》（Outside of a Dog: A Bibliomemoir）。翻过扉页，目光落在给了杰氏书名灵感的美国喜剧大家Groucho Marx幽默温馨的两句话上：“Outside of a dog，a book is man’s best friend. / Inside of a dog，it’s too dark to read”（在狗之外，书是人的挚友；在狗之内，暗得无法展读），这才意识到在寂寞的角落里它等了我两年。愧疚不该如此怠慢这册难得的作者签名本，尽管那字迹优雅、一语双关的“Another one，of me …”是2009年8月25日题赠给一个名叫Byron的人，与我丝毫无关。这又何妨？我在乎的只是“又一个杰寇斯基”，还有他呼吸一般鲜活的暗蓝色笔迹。也许，甚至从根本上说，秋天才是该真正捧起一本“回忆录”的季节，因为只有秋天才会令夏多布里昂从中读出“同我们的命运有神秘的关联”这样的含义：“它如同我们的落叶般的岁月，它如同我们的落花般逐渐枯萎的年华，它如同我们的云彩般飞逝的幻想，它如同我们的逐渐变得暗淡的智慧，它如同我们的阳光般逐渐变得冷漠的爱情，它如同我们的河流般冻结的生命。”（《墓畔回忆录》，东方出版社，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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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季节适宜可眼下自己的行为未必对得起“时代精神”。 在“现代科学”终被“技术即科学”（techno-science）所取代的“后现代”，人类挟互联网投下的“信息炸弹”（la bombe informatique，哲学家Paul Virilio语）唱起“古腾堡”挽歌之时；在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直面荧屏当道（电视、电影、电脑）无奈发出的“视觉的文化将要终结想象的文学”（a visual culture will end imaginative literature）这一断言一天天逼近真实之时；为什么我偏偏还要在乎无籍籍声名的杰寇斯基和他这本同样无籍籍声名且装填在渐渐老去的纸张里的“回忆录”？是恋恋不舍纸质书这一思想存在的亲切熟悉的形式？是想在“回忆”凝结的“历史”中寻到某种可靠的、不再令我目眩的心灵寄托？哪怕是暂时的？似乎不是。纪德说：回忆录向来只有一半是可信的。它从不为心灵提供“可靠性”的港湾。当然我也没带着一厢情愿的野心期待普普通通的它会像圣西门、卡萨诺瓦、夏多布里昂、丘吉尔长河般“回忆录”那样描绘出令世人惊叹的“历史”长卷。在海德格尔看来：“历史”只有在“此在”死亡时才成为可能。杰寇斯基还硬朗地活着，连期待都不应该期待。我更缺乏“理论书评者”（a theoretical reviewer）的高度：把社会当成戏剧，以种种花哨的角度在相关不相关的文字里萃取所谓“社会形成之时文本所起的作用”或“在社会戏剧里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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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此，我还能为我放不下杰寇斯基找出一个恰当的理由吗？葡萄牙诗人佩索阿（Fernando Pessoa）因为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少个灵魂，“于是恰如一个陌生人，我读我的存在仿佛它是书页。/ 不知何之将至，/ 忘了什么已然消逝，/ 在阅读书页的边上记下 / 我的所感我的所思 / 再读它时，我诧异：‘那竟然是我？’”（《歌集•1930/8/24》）对，我想看看《在狗之外》的杰寇斯基的灵魂如何不同于《托尔金的袍子》的杰寇斯基的灵魂。我想走进“又一个杰寇斯基”，暗自期许也能诧异地悄悄对他说：“那竟然是你？”窸窣作响的书页背后能否撞上这样的运气，由不得我，得靠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