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娴熟的故事技巧之外，真诚、决不做作的坦率令《托尔金的袍子》叫人放心、感觉可靠。这是一部书价值构成的重要基因，如同真人格之于人。关键是，这真诚和坦率不是基于“诗意”的而是基于“学术”的，且是成色十足的“牛津学术”，与平庸写手们无根基的“俏皮”、“犀利”毫无干系。“它（《尤利西斯》）是举世公认的二十世纪文学经典，但它也恰恰提醒我们，‘经典’一类书籍又会何等令人难说‘满意’二字呀。”（75页）“尽管乔伊斯本人认为《尤利西斯》是明智正常的，充满生机与活力，但它决不是那样的经典之作，不是让人不读就觉得有点儿羞愧的那类书。”（83页）“这本书（《智慧七柱》）可谓是无人不知，可在我认识的人中只有两位曾实实在在地读过它，之所以这样并非因为该书太晦涩难懂，而是因为它乏味得难以卒读。”（116页）“那么J. K. 罗琳又该被摆放在什么位置呢？我不认为，人们在做出这类评判时可以单单凭借个人的口味嗜好。如果你喜欢伊妮德•布莱顿胜过托尔金，我不会奇怪；但是如果你认为她是比托尔金更卓越的作家，那么，你要么是个涉世未深的孩子，要么是个白痴。”（267页）何等令人世和学术的虚伪无地自容的畅快淋漓呵！如果真像作者理解的那样，“书是人生阅历的注解”（序第5页），我敢放言，对二十世纪英美文学史来讲，《托尔金的袍子》必将是不可或缺的有力补充，因为它所给出的是让凝固的文学史枯燥刻板的文字在时间中得以重生的真血液。仔细读读67页和68页作者行云流水般评点美国五十年代到垮掉的一代几十年文学变迁壮景的那三段文字会泄露我放言的底气：区区五百个字都舍不得用完，而且字字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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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金的袍子》的作者对按照自己的意愿彻底俘获读者的耐心颇有些自负，虽然他谦逊地表白“心里没底”（序第7页），可那暗暗的期许白纸黑字摆在那儿，尽管绕了个一点都不大的弯：“如果有人能从中读出某种章法秩序，那我只能佩服。”（同上）其实，要依了让作者“佩服”的指点，仅仅把它当作短篇小说集或诗集来读，反倒封住了它通向其他交叉小径的可能——为什么不是历史？不是收藏心理学？不是阅读和写作的哲学呢？比如走向这样的小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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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过《托尔金的袍子》流的是真血液。真血液就抑制不住蒸腾的血性。稍不留意，本来意在射向他人的无情之箭会突然掉转箭身射向作者本人。“我不相信，他们能够闲庭信步地骑着骆驼驰骋沙漠，或胸有成竹地指挥二次世界大战。相反，他们的自我感觉一定都受到他们把自己和某个英雄人物相互关联的想象的激励，以使得自己形象高大。”（124页）显而易见，作者对T. E. 劳伦斯和丘吉尔的痴心收藏者难掩鄙夷和厌恶。为灭那些人自以为是的气焰，他甚至搬来荣格为他撑腰，虽然让荣大人屈尊在括号里。这种诉诸外在权威的“不自信”在他通篇游刃有余的娓娓讲述里竟显得那样RARE（“珍稀的”）。不幸的是，荣格的“心理膨胀”说没灭得了对手的“自我身份”认同，反点燃起我诘问作者的烈火。再向下深究，说不定能彻底颠覆掉“没了书，我还会是谁?”这一作者“自我身份”认同的凌然霸气：如果那袍子不属于托尔金；如果那不是纳博科夫签赠给格林的《洛丽塔》；如果那通从美国打来的怒不可遏的电话涉及的不是塞林格；如果待售图书目录第3号第124条不是乔治•奥威尔的亲笔信；《托尔金的袍子》找到读者的概率会有多大？《托尔金的袍子》用汉语讲述一遍的必要性又有多大？减去GREAT（“伟大的”），减去RARE（“珍稀的”），《托尔金的袍子》还剩下什么？毕竟芸芸众生匮乏的永远是“伟大”和“珍稀”，那么，收藏“伟大”收藏“珍稀”难道不是变相企及人生“伟大”、“珍稀”的唯一捷径吗？如此解构之后，除了《三故事与十首诗》一章里作者姑妈把“收藏”和初夜的性快感联系在一起外，我们竟意外得到了又一个关于隐秘收藏心理的精辟完美的脚注。这个大收获怎么就轻而易举逃过了作者处心积虑的安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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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俗世的人生快要向人类积累起的真正智慧不屑地关闭起它本该谦卑倾听的两耳时，我们幸运地捕捉到了一个微弱却令人猛然警醒的声音：“Who am I， with no books？”这声音既不来自讲神秘希伯来语的上帝，也不来自讲优雅高贵拉丁语、法语的笛卡儿或讲精准深刻德语的康德。它来自一个我们昨天、今天或者明天在渥威克或伦敦的一条街道上随时可能与之擦肩而过的凡人旧书商。要命的是，他嘴里流出的是充满年轻活力却偏偏与神启向不搭界的美式英语。他曾是美国人，2008年六十三岁时入了英国籍。2009年，他还写了本同样引人入胜的谈书小著《在狗之外》（Outside of a Dog-A Bibliomemoir of Radio 4’s Lost, Stolen or Shredded），开创了今日已归在他名下以书之漫忆起兴串起人生回忆的“书忆体”（bibliomemoir）。他叫里克•杰寇斯基（Rick Geko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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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有一时之书；有一世之书；有万世之书。不错，《托尔金的袍子》是作为“一时之书”降生的，但只要书和书的收藏不会濒危到灭种，只要人类还时不时惦记着尤利西斯、惦记着洛丽塔，它走向未来成为一本“一世之书”还是极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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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金的袍子——大作家与珍本书的故事》，[美]里克·杰寇斯基著，王青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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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于2011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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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是故书来 《这是为什么》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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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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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书的朋友以陈晓维《好书之徒》一册相赠，说：“你会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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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喜欢。先是单篇挑着看，结果是每一篇都看了。写得真好，文笔好，见识也好。每一题写作的起因，都是因为自己的淘书所获，但是绝少点明，多半只是暗线絮在行文中，当然更不矜夸，更不言价，不论贱价抑或善价。因为买下的是物，收获的是史——去人不远的史，却偏偏最容易为人忽视——价格在这里似乎没有多大意义。至于它的内容与体裁，该怎么说呢：与传统的藏书题跋不同，与新兴的“书话”也不同，是自成一家的藏书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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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几篇，仿佛在哪里读过的，如《南星和王辛笛的交往》，如《聂崇岐与翦伯赞》，且都留下印象。谈南星的一篇，是因为文中言及“南星为人低调，朋友不多，除姜德明之外，似乎只有张中行和金克木写过谈他的文章”，不免想到小文《诗人南星》曾刊发于一九九一年的《文汇读书周报》，被作者忽略了，不过这里以“似乎”遣词，算是留有余地。《聂崇岐与翦伯赞》一文，则是因为劈面一句“聂崇岐这个名字，不研究历史的大概都没听说过”，也颇不以为然。然而此处用了“大概”，与“似乎”是同样的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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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番全书读下来，却是牵动起另外的情感，乃至不时掩卷沉思。忆昔尝从林夕兄游，留心于目录版本之学，然而愧无林夕兄洽闻强记之天分，能够触目洞中机要，因此感兴趣者，不过系于书里书外的故事而已。二十多年过去，在这方面学无寸进，读新一代藏书家的著述，关注的也还是故事。当然此书的兴趣点本来不在目录版本之学，而是以对所藏之书（包括往来书信和档案）的透彻了解以及对书之前主人的悉心体贴，深入于一代人的遭际。只是因为这里的故事太近，且多是伤心之题，貌似轻松的行文，读来总觉沉重。人的被捉弄，捉弄人的人和被捉弄的人同在一个悲剧中不断转换脚色，颠倒岁月中真实的荒诞，在作者不动声色的叙述中更呈现出悲剧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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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时代都有它的悲剧，但未必每个人都是悲剧中的人物，似乎惟有“文革”，干净彻底，使得每一个人都无可幸免成为悲剧中的脚色，是真正的史无前例。其实对于“文化”的“革命”，“文革”前的十来年已经揭开序幕，锣鼓声动，渐次上演，这一时期，实在可以称作“前文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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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善必来中国》、《失去的微笑》、《可堪白头张公子》、《祭祀天神者走向天神》，谈高善必与金克木，谈聂鲁达与《聂鲁达诗文集》、张伯驹与《春游琐谈》、路翎与《平原》，都是读来令人痛切的叙事，虽然作者是一以贯之的“冷面”。《李平心之死》，系据华东师范大学“李平心专案组”档案勾稽而成，以作者用笔的分外冷静、节制，而更觉惊心动魄，结末的几句尤其意味深长——“一个冗长的故事在肃穆的骨灰安放仪式上结束了。哀乐，花圈，挽联。如果李平心在这个仪式上突然复活，站在自己巨大的遗像面前面对生者，他还能认出自己的儿子、前妻、同事、领导、学生吗？他会不会对所有人深深鞠上一躬，然后用手扶一扶眼镜，说上一句：‘谢谢。我在那边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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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曾读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平心史论集》（吴泽主编），关于“李平心之死”，此集编者所作《前言》有如下几句：“平心教授是一位治学严谨、坚持真理的学者。一九六五年十一月，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后，他极为愤慨，立即写文章与姚文元之流进行了针锋相对、寸步不让的斗争……戳穿了姚氏父子一贯反党反人民的反革命老底。在‘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平心教授于1996年6月20日含愤去世。”“在‘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含愤或含冤去世，是一句程式化的语言，概用于叙述颠倒岁月中横死的知识分子。不妨设想，若干年后，待“文化大革命”的身历者从这个世界全部消失的时候，人们在不同的人的生平中反复读到这一句相同的叙述，是否会觉得不可思议：“四人帮”者，何方妖魔也，有如许之大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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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篇题作“红旗广场”，似乎是“代后记”的性质，文字则颇有画笔之魅，随着它，便进入一个现代派画作的展厅，一幅一幅看过去，也如同把全书的大部篇章重新检阅一过。“‘文革’很快过去了。红旗广场上的群雕需要作出改变。李玉和手里高举的红灯被去掉了。戴柳条帽的工人手里拿着的报纸变成了一张白纸，原来印着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不见了。那个警惕的红小兵右手的板刷和左手提着的糨糊桶不见了。雷锋、王杰身后的三面红旗也不见了。好几个人紧紧攥着的《毛主席语录》消失了，他们的手里空空如也，他们刚毅的目光空空如也，一代人的十年空空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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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作者笔下也有令人快乐的书，比如张充和的《桃花鱼》（《薄英，充和，桃花鱼》）。“张充和与薄英，一老一少，一中一西。通过《桃花鱼》，通过这本回归之书、安静之书，他们交换各自对世界的触感。”这是写书人和做书人相与相得的最佳境界。喧哗的世界里，本来应该有很多如此谐美与宁静的一角。不过彼此之间有龃龉、生误会，也很常见，在正常的社会里，不会构成大风大浪，因此可作逸闻佚事读。读《商务印书馆旧档漫谈之一——涵芬楼影印〈正统道藏〉二三事》、《商务印书馆旧档漫谈之二——〈郘亭书画经眼录〉的第五种版本》，方见出藏书家的本色。博稽幽讨，而举重若轻，指画从容，一部书与围绕着书的一圈人，于是尽皆“水落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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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之于藏书，也许并无“载道”之志，然而系于其中的人文关怀，却每每情不自禁。《〈谢辰生先生往来书札〉杂记》一则，末尾写道：“下次再去东方广场购物，我准备干一件大事。我要站在长安街南侧，对着这排把王府井和东单串联起来的大保险柜，狠狠地骂上一句”——以下是一句粗口，然后作者说：“没什么用是吗？但以此向谢辰生先生致敬。”为了这样的心愿，我也在此向小我二十岁的作者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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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之徒》，陈晓维著，中华书局2012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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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于2012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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