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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番全书读下来，却是牵动起另外的情感，乃至不时掩卷沉思。忆昔尝从林夕兄游，留心于目录版本之学，然而愧无林夕兄洽闻强记之天分，能够触目洞中机要，因此感兴趣者，不过系于书里书外的故事而已。二十多年过去，在这方面学无寸进，读新一代藏书家的著述，关注的也还是故事。当然此书的兴趣点本来不在目录版本之学，而是以对所藏之书（包括往来书信和档案）的透彻了解以及对书之前主人的悉心体贴，深入于一代人的遭际。只是因为这里的故事太近，且多是伤心之题，貌似轻松的行文，读来总觉沉重。人的被捉弄，捉弄人的人和被捉弄的人同在一个悲剧中不断转换脚色，颠倒岁月中真实的荒诞，在作者不动声色的叙述中更呈现出悲剧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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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时代都有它的悲剧，但未必每个人都是悲剧中的人物，似乎惟有“文革”，干净彻底，使得每一个人都无可幸免成为悲剧中的脚色，是真正的史无前例。其实对于“文化”的“革命”，“文革”前的十来年已经揭开序幕，锣鼓声动，渐次上演，这一时期，实在可以称作“前文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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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善必来中国》、《失去的微笑》、《可堪白头张公子》、《祭祀天神者走向天神》，谈高善必与金克木，谈聂鲁达与《聂鲁达诗文集》、张伯驹与《春游琐谈》、路翎与《平原》，都是读来令人痛切的叙事，虽然作者是一以贯之的“冷面”。《李平心之死》，系据华东师范大学“李平心专案组”档案勾稽而成，以作者用笔的分外冷静、节制，而更觉惊心动魄，结末的几句尤其意味深长——“一个冗长的故事在肃穆的骨灰安放仪式上结束了。哀乐，花圈，挽联。如果李平心在这个仪式上突然复活，站在自己巨大的遗像面前面对生者，他还能认出自己的儿子、前妻、同事、领导、学生吗？他会不会对所有人深深鞠上一躬，然后用手扶一扶眼镜，说上一句：‘谢谢。我在那边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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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曾读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平心史论集》（吴泽主编），关于“李平心之死”，此集编者所作《前言》有如下几句：“平心教授是一位治学严谨、坚持真理的学者。一九六五年十一月，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后，他极为愤慨，立即写文章与姚文元之流进行了针锋相对、寸步不让的斗争……戳穿了姚氏父子一贯反党反人民的反革命老底。在‘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平心教授于1996年6月20日含愤去世。”“在‘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含愤或含冤去世，是一句程式化的语言，概用于叙述颠倒岁月中横死的知识分子。不妨设想，若干年后，待“文化大革命”的身历者从这个世界全部消失的时候，人们在不同的人的生平中反复读到这一句相同的叙述，是否会觉得不可思议：“四人帮”者，何方妖魔也，有如许之大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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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篇题作“红旗广场”，似乎是“代后记”的性质，文字则颇有画笔之魅，随着它，便进入一个现代派画作的展厅，一幅一幅看过去，也如同把全书的大部篇章重新检阅一过。“‘文革’很快过去了。红旗广场上的群雕需要作出改变。李玉和手里高举的红灯被去掉了。戴柳条帽的工人手里拿着的报纸变成了一张白纸，原来印着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不见了。那个警惕的红小兵右手的板刷和左手提着的糨糊桶不见了。雷锋、王杰身后的三面红旗也不见了。好几个人紧紧攥着的《毛主席语录》消失了，他们的手里空空如也，他们刚毅的目光空空如也，一代人的十年空空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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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作者笔下也有令人快乐的书，比如张充和的《桃花鱼》（《薄英，充和，桃花鱼》）。“张充和与薄英，一老一少，一中一西。通过《桃花鱼》，通过这本回归之书、安静之书，他们交换各自对世界的触感。”这是写书人和做书人相与相得的最佳境界。喧哗的世界里，本来应该有很多如此谐美与宁静的一角。不过彼此之间有龃龉、生误会，也很常见，在正常的社会里，不会构成大风大浪，因此可作逸闻佚事读。读《商务印书馆旧档漫谈之一——涵芬楼影印〈正统道藏〉二三事》、《商务印书馆旧档漫谈之二——〈郘亭书画经眼录〉的第五种版本》，方见出藏书家的本色。博稽幽讨，而举重若轻，指画从容，一部书与围绕着书的一圈人，于是尽皆“水落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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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之于藏书，也许并无“载道”之志，然而系于其中的人文关怀，却每每情不自禁。《〈谢辰生先生往来书札〉杂记》一则，末尾写道：“下次再去东方广场购物，我准备干一件大事。我要站在长安街南侧，对着这排把王府井和东单串联起来的大保险柜，狠狠地骂上一句”——以下是一句粗口，然后作者说：“没什么用是吗？但以此向谢辰生先生致敬。”为了这样的心愿，我也在此向小我二十岁的作者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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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之徒》，陈晓维著，中华书局2012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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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于2012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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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是故书来 [:1704855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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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是故书来 新文学旧书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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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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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旧书”，至今尚无公认的确切的定义。线装古籍（含民国时期的线装书），当然可包含在广义的旧书之中，但现今讨论旧书，线装古籍另行单列，是并不纳入其中的，就像大学和大型公共图书馆大都设有古籍部，却无旧书部一样。又或谓可以“近代文献”名之，可是1949年以后的出版物也早已进入旧书流通领域，有些藏家已经以收藏1949年以后某个专题的旧书为己任。可见要界定“旧书”，还真不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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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限于篇幅，本文所讨论的就以民国时期印行的新文学“旧书”为主，兼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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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公私合营后，个体旧书业不复存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上海仅有一家国营的“上海旧书店”，除了福州路总店，就笔者记忆所及，尚在四川北路、提篮桥、南京西路、静安寺、淮海中路等处设有门市部，负责收购和出售各类旧书。但民国时期旧书是严格控制的。福州路总店内又有内部书刊门市部，所谓店中之店是也。内部书刊门市部门禁森严，必须凭单位介绍信才能进入，介绍信又讲级别，来头越大，进入的范围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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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民国时期旧书标价甚廉，大多数都是几角钱一本，只要你有资格进入内部书刊门市部，眼光独到，再加上运气好，就一定能觅到宝贝，这在姜德明、倪墨炎等新文学书刊收藏家的著述中有大量的记载，令人神往。余生也晚，因研究兴趣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对新文学旧书也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总算及时赶上末班车，有幸买到一些。例如沈从文代表作《边城》1933年10月生活书店初版本，且有作者毛笔题签，价0.60元；巴金著散文集《忆》1936年8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本，有作者钢笔题签，价0.70元；杨绛译《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1948年9月商务印书馆初版本，也有译者毛笔题签并钤印，价仅0.20元；唐弢著杂文集《识小录》1947年12月上海出版公司初版本，系作者题赠傅雷者，价0.60元，等等，而今视之，简直恍如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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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笔者购买民国时期新文学旧书其实不是从上海始，而是起自北京。1970年代末在北京参加《鲁迅全集》注释定稿工作，星期天无事到离人民文学出版社不远的中国书店灯市口门市部浏览，一次见到一大批鲁迅研究著作，从台静农编《关于鲁迅及其著作》1926年7月未名社初版本到荆有麟著《回忆鲁迅》1947年4月上海杂志公司复兴一版，总共有三十余册，欣喜若狂，全数购下，记得花去十七八元，占去我半个月的工资，当时算是豪举了。直到数年前，我才发现这批书全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先行者、唐弢称之为给过他不少帮助的赵燕声的旧藏。北京的旧书店当然以琉璃厂和隆福寺最为有名，下面还将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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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中期，上海旧书店举办过几次大型旧书展销会，文史哲一应俱全，一种书十几几十本复本也不在少数，记得王独清译但丁《新生》和辛笛新诗集《手掌集》都有一摞。展销会上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姜德明先生还专程从北京飞来淘书，当然是满载而归。但是书价已在悄悄提升了，虽然幅度不是很大。且从这一时期笔者所购书中举几个例子。谢六逸著散文集《茶话集》1931年10月新中国书局初版本，系作者题赠本，价1.50元；赵景深著散文集《文人剪影》1936年9月北新书局再版本，也系作者题赠本，价1.80元；韩侍桁评论集《参差集》1935年3月良友图书公司精装初版本，作者签名编号本，价3.00元，等等，就可说明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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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兴起，旧书业一统天下的局面迟早会被打破。约从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起，北京潘家园旧书市场和上海文庙旧书集市均应运而生，而且不断发展，尤其是前者形成了闻名海内外的规模效应，李辉、谢其章、赵国忠、方继孝等学者和藏家都在潘家园旧书摊上有重大的发现。笔者人在沪上，到潘家园的次数屈指可数，理所当然成了文庙旧书集市的常客，一连七八年每到周末必起早赶去文庙搜书，在乱书堆中拣宝是一乐，与卖主讨价还价，斗智斗勇也是一乐，确也时有斩获。书价当然也水涨船高，起初购一本傅雷译《幸福之路》（罗素著）1947年4月南国出版社再版题赠本，缺一页封底，价仅2.00元，到购梁宗岱题赠林语堂的《诗与真》一集1935年2月商务印书馆初版本，就已是数百元了。值得欣慰的是林语堂旧藏中的许多稀见旧书，胡适题赠林语堂的《神会和尚遗集》初版本、周作人题赠林语堂的《陀螺》初版本，以及丰子恺、杨骚、刘大杰、章衣萍、谢冰莹、黄嘉德等等的签名本，还有有名的《晦庵书话》中提到的宋春舫独幕趣剧《原来是梦》，褐木庐1936年5月初版自印本，非卖品，只印五十册，“印数奇少，遂入‘罕见书’之列”，均收入笔者囊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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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国营的旧书店，也开始了各种经营。记得九十年代初陪同台湾学者秦贤次、吴兴文兄等到京选购新文学旧书，就在琉璃厂“海王村”流连忘返。这“海王村”到底什么性质笔者至今弄不清，大概是个人承包的。拿出来的旧书真多，令人眼花缭乱，又可从容地挑选，大宗的为秦兄所得，现在都已捐赠给台湾“中央研究院”了，只要读一读十六开本两大厚册的《秦贤次先生赠书目录》（2008年7月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编印）就可明了。笔者当然也搜集了不少，如胡适著《尝试集》1920年9月亚东图书馆再版本，系作者题赠北京大学图书馆者，价25.00元；卞之琳第一部新诗集《三秋草》1933年5月5日初版，沈从文发行，价16.00元；废名短篇小说集《桃园》1928年2月古城书社初版本，价35.00元；更有俞平伯毛笔题请“玄同师诲政”的《杂拌儿之二》1933年2月开明书店初版本，当时为吴兄所得，前几年友情让于笔者，等等。价格比前一阶段又明显高出了不少，只比旧书集市的买卖交易稍低了。而在上海，名噪一时的“福德广场”个体旧书店群和现仍存在的新文化书店，则又是别种经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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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书市场的再次重大变革就是拍卖的介入了。犹记九十年代后期北京中国书店主办古籍和旧书流通研讨会，笔者应邀出席，会后紧接着举行中国书店首届旧书拍卖会，笔者仍然参与，首次举牌争夺，拍下施蛰存毛笔题赠“从文我兄”的第一本散文集《灯下集》1937年1月开明书店初版本、林庚毛笔题赠“子龙兄”（陈世骧）的新诗集《春野与窗》北京文学评论社1934年初版本等书，前者1300.00元，后者800.00元，所费不菲。当时还健在的施蛰存先生得知笔者拍得《灯下集》后，还批评道：你花那么多钱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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