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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找出许多这样的人物，这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英国批评家詹姆斯·伍德的《不负责任的自我》一书中，就有一篇文章《V.S.普里切特与英国喜剧》，重点分析了普里切特的三篇小说——《幽默感》、《摔倒》和《我家姑娘回家时》。伍德说，普里切特是典型的英国作家，内心膨胀的人物常常见于普里切特的小说中，他的喜剧就产生于人物的内心幻想和客观现实之间奇怪的冲突，并且这些内心膨胀的人物可以解读为，英国扩张投射在国内民众身上的廉价镜像，詹姆斯·伍德认为这是一种英国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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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我们今天已经无法想象普里切特写作《幽默感》的一九三八年，英国处于怎样扩张的境地，并且这种扩张究竟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民众的心态。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就难以清晰地理解詹姆斯·伍德的解读和判断。《幽默感》写了一对情侣，开着灵车将一具尸体送回死者母亲家，沿途经过英国小镇，人们纷纷脱帽致意。女朋友突然大笑道：“这感觉是国王和王后的待遇。”伍德从中辨认出了英国文学的喜剧传统，并猜想普里切特创作这段情景时，应该想到了狄更斯《远大前程》里葛吉瑞夫人的葬礼，本该肃穆庄严，最后变成了闹剧。对着詹姆斯·伍德的解读，再看看普里切特的小说，这让人束手无策，显而易见的阅读障碍就横在眼前。到底从何去感知这种喜剧呢？或者说，还有必要拂去历史的灰尘，去寻找普里切特当时的喜剧吗？如果忽略小说的创作年代，我们能有什么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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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姑娘，在镇上一家旅店做服务员，当地修车行老板的儿子喜欢她。姑娘不乐意，嫌他没有幽默感，一心想要离开小镇。这个时候，“我”出现在了旅馆中，两人迅速就好上了。老板儿子常常开着摩托车跟踪盯梢。“我”带着姑娘去看父母，老板儿子跟踪而来，路上出车祸死了。“我”家里是开殡仪馆的，于是用灵车将尸体送回老家。姑娘坚持要一起回，“我”父亲说，这不妥，一个姑娘坐在灵车上，待在棺材旁边，看上去就像是搭便车的，这没有尊严。姑娘坚持要坐灵车，还突然将嗓门拉到最高，吼道：“况且，我还没坐过灵车呢。”于是灵车载着两个人和一具尸体，路过小镇时遇到别人礼节性的脱帽敬礼。这个姑娘就像看笑话一样，看着人们脱帽致意，并说出了“这感觉是国王和王后的待遇”这样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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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重新讲述一下小说的故事梗概，是想说今天阅读普里切特，按照詹姆斯·伍德的提示，我们会遭遇一些理解上的障碍，并因此错失一些内容。按伍德分析的那样，小说本该悲伤的结局变成了闹剧，属于典型的英国式喜剧。除此之外，这个故事还有其他的妙趣吗？比如在那些分散的细节里，是否隐藏着一些有趣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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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姑娘坚持要坐灵车的最终理由，居然是她从来没坐过，并不是因为棺材里的男人曾经爱过她。更巧妙的是，这家人还真的接受了她这个理由，让她坐进了灵车，哪怕这样看上去，她真的像是一个搭便车的。这个细节能起作用，源于我们的现实世界所建立的日常规范，没有人会真的搭一辆灵车的便车，也没有人会因为没坐过灵车就想去坐一次，但是在普里切特的小说里，这一切都发生了。这三个人的关系设置也有机巧，缠绕又戏谑。试想当时的场景，一对情侣，驾驶着灵车，女的还蹦蹦跳跳，大呼小叫，开心得不行，灵车后面装着一口棺材，里头躺着才死两天不到的爱过她的男人，见灵车驶过，人们脱帽致意，女人照单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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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营造的氛围真够诡异的，悲伤早就不存在了。这就是普里切特的小说细节，嬉闹之间，正经和戏谑的对照，荒唐和无序，身份的错位和内心的膨胀，外在社会和人物内在的冲突与失调，幻化为英式幽默，在对话中得以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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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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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集《我家姑娘回家时》，有十四篇短篇小说，选自兰登书屋出版的《普里切特的世纪：小说、评论、散文精选集》。原书的平装本厚达七百三十六页，正如书名所显示的那样，基本反映了普里切特一个世纪的写作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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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一九八九年的《影像行业》，时年八十九岁的普里切特真是宝刀未老，写一个摄影家给作家拍照，一番搬弄和交流。图片展出后，作家看见镜头中的自己，像一只令人忧郁的青蛙，秃着脑袋，漂浮在养鱼缸里，而他的书房被拍得像一个阴冷的鬼屋。人的尴尬，交流的无效，嘲讽从中滋生，人们大多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想象、虚构和表达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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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一九八〇年的《无花果树》，说的是一个开花圃的家伙，爱上了一位有夫之妇，被她先生发现了。经过谈判，两位男士达成了协议，她先生撤退，成全两人。婚后，这个女人将对付前夫的所有办法，全部移植到了新老公身上。生活流年似水，只是角色发生了互换，她的前夫，曾经被她修理的男人，现在倒像个情人一样被她温和地对待了。曾经的情人，现在的老公，接过了前任被修理的命运。这篇小说的现代意义，在于小说家从日常生活中捕捉到了现代社会的某种精神，即人的表现视其所在的位置而定，同一个女人，作为情人是美妙而温婉的，成为妻子后，却原形毕露。婚姻制度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是爱的挡雨板，还是人性的发令枪？角色的反转，生活轨道的重调，滑稽和戏谑的出现，足见普里切特眼光的毒辣。然而，这样带着反讽的喜剧，依然来自英国文学传统，比如莎士比亚的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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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里切特清醒地意识到了英国喜剧的某种局限性，他期望通过创作反抗这种英国性，根深蒂固的影响岂是说反抗就能反成的。不管怎么说，普里切特企图拓展英国喜剧的边界。伍德提醒说，即便如今人们已经不怎么读他的作品了，但因为普里切特温柔的文学奋斗——将英国喜剧扩大化、俄罗斯化、国际化，其写作风格依然堪当典范。普里切特的作品受了狄更斯和契诃夫的双重影响，他试图努力融合这两者的特点。这显然并不容易，甚至也不太可能，也就意味着普里切特小说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和未完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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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普里切特超过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来看，称得上杰作的小说作品的确不算多。一个试图融合俄罗斯喜剧和英国喜剧的写作者，他在创作中遭遇的困难，大概和这两个国家文化的差距一样大。普里切特的小说创作才华，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么杰出。客观地讲，至少他的小说创作，就没有他的评论那么强而有力，讲究文体和见识不凡。作家乔伊斯·卡罗尔·奥茨，在《纽约书评》的一篇书评中，称赞普里切特的文学评论就是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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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过一篇普里切特评论《小人物日记》的文章，题为“The Nobodies”（《小人物们》），文章就提出一个观点，所有真正的喜剧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innocent（天真或无辜），由此他把《小人物日记》的主角普特尔，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和狄更斯的匹克威克等喜剧人物相提并论。用钱锺书的话说，此文影响相当显著，英国由此知道《小人物日记》的人就多了起来。从这篇文章，我们能体味到普里切特谈论文学作品的独特方法。至少关于短篇小说的本质性问题，普里切特的认识和发现，譬如“眼角顺带一瞥”的定义，就极为精妙，但是用具体作品表达这种精妙，他显然没有卡佛干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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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点，詹姆斯·伍德说得更鸡贼，他借用普里切特评论别人的话表达了这个意思，一个伟大的小说家，除了天赋之外，首要条件是，心中要有宽广而专一的目标。伍德认为，普里切特就没有专一的目标，他缺乏专一性，所以普里切特是一个伟大的小作家。这句判断，同样显示出詹姆斯·伍德的准确和狡猾，他找到了如此妥帖又不缺敬意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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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前的短篇小说，今天还读得进去吗？要知道，在普里切特自己的国家英国，都没什么人再去读他的作品了。不过，这也没什么，绝大多数写作者早晚都会被遗忘，再说不是还有我们中国读者吗？从全世界范围内，去打捞那些被遗忘的写作者，我们干得真不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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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被摧毁的生活 出生入死的桑塔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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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来，桑塔格一直被视为一个睿智、深刻的女性知识分子，散发着偶像般的光芒，犹如好莱坞影星一般，以至于有她的粉丝朝她屈膝，然后吻她的手，以示敬仰。但是按《铸就偶像——苏珊·桑塔格传》一书的说法，桑塔格的成功，绝非天才的爆破式，而是用心良苦、步步为营的结果。作者举了桑塔格自己的话为证：“我的文章比我的人高明。知道为什么吧？那是因为我一改再改，慢慢地、慢慢地重写。我把它们轻轻推上山，从我平平的资质推到更聪明的高一级的层面。”这番话除了表明桑塔格对自己文章的苛求，从而勤于不断修改提高之外，也点出了她“平平的资质”。试问一句，这可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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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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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傲的桑塔格说自己“平平的资质”，怕也不能太当回事，不然就上当了。成功人士自谦天资平平，只是上苍眷顾，鼓励群众只要加油就可以，显然是一种善意的解释。残酷的现实就是，没有那百分之一的天赋，付出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也无济于事。很多人高估的不仅仅是自己努力的程度，还包括误以为自己有那百分之一，甚至更多。必须承认一点，桑塔格是知道自己有的，所以她一生才那么努力，竭尽全力让那百分之一释放光芒，即便罹患癌症后，她也依然热爱生活，或者说依旧热爱命运，渴望哪怕多活一天。不然，无法解释坚强如苏珊·桑塔格，也会如此害怕死亡的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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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文化圈，文化事件风起云涌，强人辈出，像桑塔格这样刚出道的雏儿，要变成金凤凰，进而成为文坛偶像、文化明星，难度之大，超出想象。再说，天资聪颖的人很多，勤于修改文章的人也不少，为何单单钟情于一个桑塔格？她到底是怎样被轻轻推上山的？还有哪些被忽略的因素值得我们记起？答案是肯定的，比如她的外貌、性格、出版伙伴，搭上各路文坛名流，还有始终积极参与文化公共事件，有意识地进行自我偶像化，等等。《铸就偶像》围绕这个角度，做了一番别致的解剖，或许有些不甚恰当之处，但作为解读桑塔格的一个角度，也值得我们注意。毕竟，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回望一颗杰出心灵所走过的来路，都不可能看清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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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没有获得桑塔格本人合作的传记，即她对本书持有异议。但并不意味着这本传记就必然地存在多大偏颇。作为读者，应该感谢她的异议。倘若她十分满意，有些内容你就未必看得到。毕竟传记不是光写给传主看的，而是要呈现给读者一个真实、完整的桑塔格。既然是真实、完整的，总有一些事情是传主不愿意再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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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众的外貌，迷人的气质，是桑塔格得天独厚的首要资本。“她一头乌黑的披肩发，勾勒出漂亮的椭圆形脸蛋，轻盈优雅，一副神秘的样子，举止不凡，看上去既高贵，又迷人，十分引人注目。”任何时代，我们都得承认，一个女作家，有才华，还长得漂亮，所谓“既性感，又有头脑”，都是极容易被人注意的，这是桑塔格日后能够成为偶像的先决条件。谁让她才貌双全呢！用《铸就偶像》的观点来说，桑塔格本人很清楚，她的外貌对她而言意味着什么，尤其通过《论摄影》一书阐释了照片的功能后，她总是有意识地给杂志提供一些别具一格的照片。如何评判这样的说法，是否有失公允和显得轻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评述一位知识分子，与其女性身份能否脱开关系。从二十世纪的文化历程来看，性别身份依旧是一个障碍，当然，幸运的桑塔格越过了这个障碍。还有很多人没有这么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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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名利场》杂志用了桑塔格头像作为封面人物时，一位评论家看到了这一点：“桑塔格对打造偶像可是有过一番研究的，她拿定主意，提供的照片就是这张铁板的脸，这是一九八三年她的最佳自我展示。”漂亮是爹妈给的，如何利用好它是一个人的本事，在这一点上，桑塔格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值得注意。打开一点讲，相对于桑塔格对自我形象的要求和有意识的塑造，现在很多的中国作家是太不重视了，太没有自我意识了，几乎不重视到了藐视的地步。看看书店里文学作品的作者图像，真是一处接一处的灾难，更别说评论家的照片，要么是不修边幅的书房照，要么就是所谓漫步祖国大好河山的旅游照，基本都是一个模样。形象需要经营和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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