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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被摧毁的生活 以赛亚·伯林的普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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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无论大名鼎鼎，抑或寂寂无名，就是一个名字的故事。有的名字，故事很长，长篇累牍，就是一部长篇。有的乏善可陈，两三句就可说完，可算是一个短篇。漫长的故事与短暂的故事，区别不在于篇幅，而在于一生变化中的饱满和复杂度。没有人的生活可以一字不差地被记录，可以不偏不倚地被阅读。没有完美的传记，只有合适的传记，而误读又不可避免地存在。我能想到的关于普通人最好的传记，是约翰·威廉斯的长篇小说《斯通纳》，也是穆旦的一句诗——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生活。这种题材的错位征用，是对普通人和普通生活的最大想象。至于那些不普通的灵魂，与历史时间捆绑在一起的人物，从更长的时间河流去观看，同样可以被视为过着普通生活，比如以赛亚·伯林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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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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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俄国思想家》起，我喜欢了以赛亚·伯林很多年。关于他的故事，听来的、看来的累积了不少。读叶礼庭的《伯林传》，一路心驰神醉，读完时竟隐隐不舍，似有年少时读武侠小说时的快感。传记之力不在于陈列一个人的终身成就，而在照亮传主成为这个人的挣扎过程。迷人的正是这过程，一个灵魂陷入困境、跃出困厄、重新升腾的过程，也是发现自己、超越自己的过程。《伯林传》在这一点上，做出了清晰而又跃迁的榜样，直面一个流亡孩子以赛亚·伯林成为学者以赛亚·伯林的全部过程。质言之，这也是一个名字被时代、家人、朋友还有自己一起点亮的非凡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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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关注人的现实生活的实践哲学家。”这是《伯林传》对以赛亚·伯林的第一认知。中国读者喜欢以赛亚·伯林，因为他们关心现实生活，特别是对日常政治生活有着非比寻常的迷热。给他们话筒，每个人都可以振振有词，当然也有人会选择不抛头露面，蹲在暗处摇唇鼓舌，鼓动其他人。政治生活是现实的，而现实生活常是暂时的，统治和被统治就永远是此时此刻。正如作者叶礼庭说的，“人的存在是观念性的存在，人不可能压制所有的观念”。关于观念的思索、陈述和辩论，都指向现实生活和在生活的人，更是关于何谓良好生活的指认与想象。要完成这份工作，还包括对坏生活的辨认和遗弃。伯林所谈论的都有现实生活的对象，他有时会与人辨认，但更多的是对迷乱生活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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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亚·伯林在伦敦的广受欢迎，他被想象为牛津知识分子的声音帮了大忙。“被英国前后两代广播收听者们认为是牛津知识分子的声音的，实际上却是一个里加犹太人对与他同时代的英国人的无意模仿。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所模仿的这种声音逐渐变成了他自己的一部分。”声音的迷人之处在于腔调，有着神奇的塑造性，听众会自发地将他们听到的声音与发声者的身份联系起来。在伦敦，伯林是一个外来者，一个犹太人，一个流亡者，以及牛津教授，他学习和模仿的声音，是同时代的牛津英国人，这恰恰符合听众对牛津知识分子的想象。如果没有牛津大学知识分子的身份，伯林会被想象成一个怎样的人？一个人的声音起初与他本人是分离的，久而久之，在日复一日的言说中，时间弥合了这种分离。声音会内化为发声者的一部分。伯林爱说话，胜于热爱在纸上推演。热爱表达的伯林悄然改变了一种认识，即人们总觉得拙于言辞的知识分子可能更为深刻，更值得信任。风趣活跃的伯林不只深刻，还可抵达现实生活中的现实问题。这份方向感和实践性，可以被理解为指点迷津。“每当人们追问他的思想纲领时，伯林至多会说：‘在学术上，我就像是一辆出租车。人们打个手势，我就停；人们给我一个指定的目的地，我就走。’”这是伯林的可爱之处，也是解嘲之语。这话多妙，既放松，又骄傲。做思想的出租车，看似一句自嘲的玩笑话，仔细想来，有没有能力送人到任何人想去的地方，取决于他对思想地图的熟悉程度，以及他送人的念头。我们众人，别说没能力做出租车，连成为理想的乘客都未必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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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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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礼庭用了相当一部分篇幅，讲述伯林未被摧毁的少年生活，尤其是伯林的父亲，一个看似胆怯懦弱的木材生意人，他在伯林成长道路上扮演了关键角色。叶礼庭的深思熟虑，不仅体现在叙述策略上，还有对童年叙事所能抵达的效果充满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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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给家人创造好生活的愿望，伯林父亲老以赛亚一直在想着逃离俄国。客观情况是，在当时经济困顿、缺吃少穿的俄国，伯林一家却从未被贫穷所困扰。这是伯林父亲给他创造的物质条件和生活基础。一个童年没有经受创伤的人，成年后多半不会对社交充满躲避乃至恐惧。这是一个悖论，穷出身的年轻人内心多少交杂着自负与自卑，出身良好的青年似乎更能平和地面对良好条件。当然，富人容易浪费条件，穷人常常没有条件。能够有效利用这条件的人，到底还是向上的人。要说伯林和这种人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是他支配着他的父母，即伯林父母所做的事情大多数就是为了孩子。正如传记中说的，“我们也得承认，他确实做了一些事情；如果换作别的人，则很可能会白白浪费这些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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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饱有保障的少年生活，并不意味着都是美好。伯林讲述了一件事，在二月革命的风潮中，一个效忠于旧制度的市政警察，被群众发现随即被拽到了街上，被人押走，等待他的名誉可想而知。“一个七岁孩子来得及看见的仅仅是一个脸色煞白、面容扭曲的人，在被抓走的时候挣扎着。以赛亚不知道这个人会被带到哪儿去，但即便如此，他也马上就明白了，这人是没法逃命的。虽然那一幕转瞬即逝，却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在称赞作者高超叙述技巧的同时，我们会注意到，在一个孩子的心里，没有革命这两个字，新制度和旧制度与他们无关，他们记得的是糖果，就像伯林自己后来讲述的，有一种巧克力棒会牢牢抓住他的注意力，他从来没有忘记过这种形状像是一堆树枝的名叫“赫沃洛斯特”的巧克力。一个人从孩子面前被抓走，不管这个人是有罪还是无辜，作为孩子的伯林看到的就是一个面容扭曲的人被暴力带走，是一个人被一群人抓走，为什么被抓走，孩子理解不了。这个生活细节给伯林留下的影响是普遍而深远的，即暴力革命是对人不加分辨的摧毁。一颗思想种子就此种在了小伯林年幼的心中，日后发芽长成了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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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犹太人的苦难，叶礼庭讲述了一段伯林儿时的宗教学习经历，一个老拉比教孩子们认希伯来字母表，曾经停下来对他们说：“亲爱的孩子们，你们长大以后就会明白，这些字母中的每一个都浸透了犹太民族的血和泪。”这段话和这个场景在伯林心中埋藏了很多年，以至在八十年以后，年老的伯林依然能够准确地讲述这件事。叶礼庭在《伯林传》中以抒情的笔触写到了这个场景，“八十年后，伯林在牛津海丁顿家中的一楼客厅里给我讲了这个故事。有短短的一瞬间，他失去了一贯的镇静表情，目光穿过花园，望着远处。然后，他又收回视线，重新看着我，恢复了平静，说道：‘那就是犹太人的历史。’”老拉比的讲述和伯林的重述，这两段表述同等迷人。叶礼庭展现出了高超的叙述技巧，将处于叙述中的历史时间，与八十年后的访问叙述直接相连，张力由此产生。对伯林陷入回忆刹那间的出神捕捉，尤为令人惊叹。我们可以相信，在那一刻，年老的以赛亚·伯林，肯定回到了儿时的那一刻，想起了老拉比的话，历史和现实生活都证明了这一点，伯林对此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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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伯林父亲决定举家逃离彼得格勒时，具体去哪儿，他左思右想，久久举棋不定。伯林父亲想过去巴勒斯坦，但路途太远，犹太人太少，生活不便。想过去德国首都和法国巴黎，又害怕反犹情绪。经过一番权衡，决定逃向独立共和国拉脱维亚的首都里加。关于这趟旅行的叙述相当漂亮，有着虚构作品一样的举重若轻。一路上，伯林一家几次被官员刁难，父亲贿赂了他们，才得以脱身，抵达里加时钱包已经空空如也，一家人狼狈不堪，心情沮丧。读到这里时，我想起了《日瓦戈医生》中的逃离旅行，在火车上熬过漫长的时间，好不容易到了目的地，发现也不是藏身之所。没过多久，伯林父亲发觉里加不是久留之地，下定决心要去英国。在伯林父亲的心中，英国化就是文明的定义，是文明生活的所在地，在那里不仅可以继续木材生意，还可以给小伯林提供不列颠教育。伯林父亲的这次决定，在日后看来，无疑是改变他们一家未来生活的关键一步。历经周折，终于办好了去英国的证件，伯林一家人出发去了伦敦。在伦敦城南，伯林一家才算走出了阴霾。伯林还能清晰地记得，在伦敦吃的第一顿早餐，是一盘火腿加鸡蛋。我完全能够理解作者赋予伯林父亲的重要意义，这个木材生意人的心思、赚来的钱，以及他为全家生活的考虑，一定意义上成就了伯林无后顾之忧的未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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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后来感慨说，“在这么多的恐怖当中，我居然如此平静而幸福地活过来了，这一点是最让我吃惊的”。回望伯林嘴里平静而幸福的一生，不能忽略他那富有生意头脑而又似乎怯懦的父亲，是他想方设法将一家人带到了伦敦，并把伯林送进了很好的学校，不必为生活忧虑，不必为职业而心生烦恼，想学什么就学什么。直到年纪稍长，伯林渐渐意识到了父亲的重要，忍不住为他感到难过，“他从来没有真正地生活过……”。很难说父亲逃离故国的选择是完全出于害怕，这也是为了他的孩子和家庭。在伯林父亲的心里，家庭生活（包括生意）比政治生活更为重要。这个父亲形象就像塞尚的父亲，当意识到儿子无心生意一心想画画时，做出了一个决定，成为小银行家，为孩子好好赚钱，让他未来不用被生存打败，不会落魄而死，事实上他做到了。伯林的父亲也做到了。作为父亲，他们都做出了一个父亲能做的，这便是好父亲。他们似乎从来没有想过，他们的孩子会如此伟大。叶礼庭对此心知肚明，才不吝笔墨写下了这些篇章。幸亏是门德尔缺少放手一搏的勇气，并对政治生活缺少抱负，对阅读精神生活提不起兴趣，不然他们一家人可能还在苏联艰难地维持生活，而不是背井离乡逃离到伦敦住上三层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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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伯林母亲的影响，这个时常与父亲意见不一致的女人，表达了对婚姻生活的厌恶。在伯林母亲看来，父亲呆板乏味，生活无趣，不爱阅读，不喜欢讨论，而伯林母亲更渴望智力上的刺激，阅读最新的小说，比如D.H.劳伦斯的作品，她想被爱，想要得到提升，可她自己觉得什么也没有得到。母亲要的是行动、兴趣、生命和活力，她身上充满着爱的力量、强烈的挫折感和完胜的生命力，这让伯林感到敬畏。母亲的影子在伯林身上有着更为明显的影响，尤其是智力和心灵方面的启示。伯林的母亲后来果然如愿，在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协会里担任主席，占据了统治地位。叶礼庭对伯林的母亲，给予了同样的关注，叶礼庭克制着抒情的冲动，没有对此做出更多的评价，只是谨慎而客观地引用伯林的讲述。即便如此，我们隐然可以从中感受到母亲对伯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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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温和的父亲，一位强势的母亲，两人婚姻关系的不和谐，日常生活的阴冷僵持，不可能不对敏感的柏林产生影响。缺乏安全感，与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左不右的立场，在以后与女性相处的岁月中，伯林表现出来的犹豫、不自信，显然与此有着难以忽略的关系。难怪伯林会说：“曾经梦想做一个凡尔纳小说中的科学家，通过舷窗观察海底世界。这是一个既无所不知又保持距离的幻想——探索着世界的深处，同时又远离危险、毫发无伤。”起到保护作用的舷窗，在伯林的学术生活、情感生活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旦危险来临，或者感觉到不安全，伯林便会退缩，这一点在与阿赫玛托娃的情感经历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当伯林来到苏联，见到心中的偶像阿赫玛托娃时，面对她再明显不过的暗示，伯林没能向前一步，而是选择了退缩，近乎落荒而逃。多年后，两人伦敦再见时，伯林陪在她身边——“当她站在谢尔顿剧院里听别人用拉丁文向她喝彩，称她为‘过去的化身，安慰现在并给未来以希望’的时候，他就在她的身旁。后来，当她在伦道夫旅馆招待那些从世界各地赶来向她献殷勤的俄国客人们的时候，他也在场。当她朗读自己的诗歌，对着录音机吟咏那些深沉而响亮的节律时，他仍然在那儿。她离开了伦敦，经巴黎回俄国，以赛亚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她。她第二年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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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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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赛亚的一生中，流亡的痕迹虽然模糊，但还是可以看得出来。在抽象的层面上，这种痕迹表现为他对于归属的需要的尊重；在政治上表现为他的犹太复国主义；在道德上则表现为他对十九世纪历史上那些处于边缘、受人排斥，或是被激怒的人物形象的着迷；就个性而言，这种痕迹又表现为轻微的暴躁易怒，以及对于细枝末节、对于任何一种将他视为外人的姿态的过分敏感。”叶礼庭这样总结。只有同样深邃的心灵，才能更准确地感受另一颗卓越而幽深的灵魂。叶礼庭生于一九四七年，俄裔加拿大人，写《伯林传》时四十一岁，是国际公认的政治家、学者，与伯林不同的是，叶礼庭有过丰富的政治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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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传记作家必须画出传主的精神地图，并找到地图渐渐形成的原因。伯林的犹太复国主义、身份归属的需求、对边缘人物的着迷、被视为外人的敏感，这些都可以从童年找到原因，幸亏没有经受多少贫乏穷困的生活，故而少有怨气。与帕斯捷尔纳克、肖斯塔科维奇和阿赫玛托娃的交往，便来自他对这些边缘人的着迷。与其说伯林着迷的是这些人物，不若说伯林真正迷恋的是十九世纪的文化遗产，而这些被边缘化的人物就是遗产。这种种精神地图的边缘，能最终合适地镶嵌在一起，与伯林值得赞叹的对身份的适应能力密不可分。身份危机在流亡者中普遍存在，就像帕斯捷尔纳克不渡过身份危机，他就无法写出《日瓦戈医生》。而适应环境，势必与放弃部分自我有关，取悦他人是一种最显眼同时也是最有效的方式，由此带来的自我厌倦也无法消除。这是伯林的矛盾之所在。当然，一方面可以说是伯林的适应能力，还有不能否认的是英国文化本身的容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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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别人得体的尊重和对反对意见的容忍要优于骄傲自得和民族使命感；自由与效率二者或许是不可调和的，而且前者优于后者；对那些重视自由的人而言，多元性和非整齐划一总是优于那些无所不包的系统用强硬的手腕迫使人们服从的做法（无论这样的系统是多么理性和无私），也优于多数人对那无告的少数的专政。”伯林认为，所有这些观念都带有“深厚而独特的英国特性”。必须说明的是，英国文化至今影响着许多人，对别人得体的尊重和对反对意见的容忍，是自由生活或曰良好生活的基本条件，倒不是说英国的体制完美无瑕，而是一种表达反对态度的结果，不会被清算和碾压。叶礼庭选择了一个词——体面——来塑造伯林。伯林想做个体面的人。何为体面呢？不仅仅是面料良好的西服，而是对人得体的尊重和对不同意见的容忍，否则何来体面？体面是一种政治风向，也是生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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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把伯林引向哲学的是他年轻的朋友。这个人就是拉什米利耶维奇。如今我们不必追问他是如何引导伯林的，更可能是一种无意识。就像在我们的生活中，年轻时的朋友会影响你终生，他们的兴趣、热情，尤其是那些活蹦乱跳、求知欲强盛的灵魂，会引导你往哪儿去，如果他们热爱赌博和喝酒，那么你也很大可能会沾上这些活泼的习惯。在哪儿才能遇见更有活力的灵魂？在更好的学校，更好的社区里。传记作者保持了可观而必要的距离感，在提炼赞赏时给出独立的判断，这才是优质的传记，不是为了树立一个标杆，而是接近观察一颗灵魂，通过打量、观察和分析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路程，接近和感受灵魂之光泽。阅读传记为了什么，是要自我学习得以提高吗？回到最单纯的目的吧，看一个人的生活，无论他杰出非凡，抑或默默无闻，甚至粗鄙邋遢，都有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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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四日，对伯林来说是个大日子。这天他在街上，他的朋友，上一年就当上了教授的葛伦威·里斯走到他面前，告诉以赛亚·伯林他已经被选中了，留在牛津大学当老师。这样的叙事很有趣，就像武侠小说一样，侠客的成长总有意外而又激动人心的收获，为什么会被选中？为何会留在牛津当教员，他才二十三岁，还是一个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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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还有，伯林在牛津做了一场讲座，眼见着一个哲学大牛带着助手进来，坐下听他讲话，这个人就是维特根斯坦。讲座当中，维特根斯坦不同意伯林的观点，同他讨论了起来。面对这样一位哲学巨人，以赛亚尽可能巧妙地避而不答，那些助手们则洗耳恭听着每一个字，不敢插话。一个小时以后，维特根斯坦站了起来，他的助手们也跟着站起来，他隔着桌子伸过手来与以赛亚握了握，说：“非常有意思的讨论。谢谢。”在叶礼庭的讲述下，这是高手之间的过招，就像我们读过的许多武侠小说一样，一个后起之秀和一位名满天下的高手在过招。多好的叙事场面和情节，维特根斯坦出场时的穿着，以及他离场的样子，他的助手留下的话就是体面的反馈。当然，伯林输了，这次输让他意识到了自己的缺失和弱项。输给维特根斯坦没什么丢脸的，何况维特根斯坦给了他体面的台阶，他带着助手来听就是一种礼遇。从此伯林放弃了分析哲学，转向观念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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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伯林在BBC的讲座获得大名时，很多朋友祝贺他，纷纷发来贺信，有一句话堪称经典：讲台上的帕格尼尼。我瞬间记住了这句赞叹，语法结构的错落效果、语言的跨界征用绝妙至极，世人皆知帕格尼尼的炫技，挪用在讲台上竟如此贴合。以后评价一个人，这语法结构可资借鉴。诸如，评论家中的乔丹，准确又优雅；小说家中的赫本，比美女作家的说法高级许多；编辑部里的温格教练，慧眼识英雄……伯林迎来了他的盛名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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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的开阔性正在于通过传主的交往网络，触及更为广泛的社会层面和时代氛围，伯林接触到的牛津大学全灵学院、二战氛围、丘吉尔、维特根斯坦、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等，都被牵连了进来，他开始看出纠缠在刚刚过去的那个时代所有幸存者身上的羞耻之情。第一次见帕斯捷尔纳克时，伯林就发现，他对西方的理想化实在让人觉得窘迫，他似乎相信，西方曾经有过俄罗斯人难以企及的“一次艺术和文学的惊人繁荣”，当然不是这么一回事。西方没有超越俄罗斯，也没有忘却他，还有阿赫玛托娃。理想化时刻出现，至今阴魂不散。只有像伯林、纳博科夫这样有流亡背景的人，对西方文化和自己的文化，有着较为理性的认识，而不是想象一种理想的状态。帕斯捷尔纳克尚且如此，国内的许多半吊子学者和写作者更是如此，总以为自己说出了人类的秘密，殊不知是鹦鹉学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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