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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爱书的人 2010年9月14日，著名出版家、三联书店原总经理、《读书》创始人范用先生逝世。而在之前的2004年，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读书》首任主编陈原先生作古。老一辈的出版人虽逐渐凋零，但是他们的风范依然值得后来的从业者记取。作为范用先生的继任者，沈昌文先生曾担任三联书店总经理、《读书》主编多年，与范用、陈原等前辈都有密切的来往，他对这些往事的追忆，或多或少能让我们感受到中国出版业的艰难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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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还记得第一次见到范用先生是哪一年，在什么场合？当时他给您的印象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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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昌文：我1951年3月从上海到北京进入人民出版社，大概在4月份就见到了范公。因为我在他的部门工作，我被分配到人民出版社期刊出版部的校对科做校对员。范公是期刊出版部主任，他是我的领导的领导。所以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51年4月初，在人民出版社所在的东总布胡同。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很威严的领导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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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眼中的范用先生是一个怎样的出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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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昌文：他的一生都是为了书籍尽心尽力，付出了很大的力量。我现在还是这个看法，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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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知道，《读书》杂志是由范用、陈原、陈翰伯等老同志联合创办的，当年他们之间是如何配合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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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昌文：创办《读书》时，我没有参与。一年后，我才进编辑部。进去后我发现，范公虽在名义上不是最主要的，实际上他出力极多。这是他多年做事的特色，就是不愿出名，而是幕后组织和操控。例如创刊号李洪林的文章，标题“读书无禁区”是编辑部改的。我后来对媒体说是史枚先生改的。我有根据。因为我手里有当年留下的手稿，上面是史枚的笔迹。但后来范公对传媒说是他改的。我起初以为他弄错了，后来一想他是对的。他办事的特点就是幕后操纵。他一定对史说标题要改，史就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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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两位陈老那时也是对《读书》尽心竭力的。他们管大局。我手里有陈翰伯在创刊期间的批示，已在我的书里发表过了，大家看，老人家对这刊物多尽心。更不要说在创刊两周年时他主动亲自写的那篇《两周年告读者》了。陈原老人家单给我写的有关信件就有几十封。总之，要是把当年三位的合作比喻为一个公司的话，陈翰伯是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原是总工程师，范用是办公厅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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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用先生担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的时候，三联还只是人民出版社的一个副牌。据说三联能独立，他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到1986年，三联书店从人民出版社分离出来后，第一任总经理却是您，而不是范用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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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昌文：这我也很奇怪。我那时位卑职低，上层的事说不清。三联独立确实是范公大力办成的。他是独立的筹备小组组长。但到正式独立，1985年底，上面宣布他离休。可实际上他那时六十三岁，还不到六十五岁。也许那时政策规定六十岁以上不能新任命为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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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那时下面也有一个传闻，说范公有一次去上面开会，居然同一位高层领导顶撞了起来，他公然说对方的水平只能搞总务工作，管不了文墨之事。这传闻自然不可信。至于提名我当总经理，范公对我说过，是他和倪子明同志一起提的。那是他多年后为了某事写信痛骂我时提到的，认为他后悔那时的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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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曾经说过，您一辈子受到范用先生的关照和提携，能具体说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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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昌文：在这里举一些印象深刻的例子。第一件是1951年我做校对员之后不久，犯了一个大错误。当时正在抗美援朝，我校对的《新华月报》校样中把“抗美援朝”排成了“援美抗朝”，我没有校出来。当时我还是初校。无论如何，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错误，他教育了我但并没有处分我，这是对我的关照。这是我参加革命出版工作之后犯的第一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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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错误，1957年反右的时候，该年的上半年，人民出版社也因为内部的一些问题，群众意见纷纷。当时我也是群众，尽管我还没入党，但已经被提拔为社长秘书。我出于正义感，觉得应该对党内的问题发言，结果发表了一点意见，也在别人的有鼓动性的大字报上签了名。我对几位当年很积极的先生比较钦佩，其中一位是戴文葆。某天晚上，范公和我谈话，他告诉我第二天要开始反右，戴文葆要被点名批判，我应该及早表明态度。听了之后我知道情况有变化了，当天晚上就写了大字报和戴文葆划清界限，第二天早晨贴出来。那时范公是反右办公室主任，他把这个信息告诉我，让我首先揭发了戴。所以之后在讨论我的问题的时候，大家觉得沈昌文虽然有重大错误，但是在戴文葆的问题上是立了大功的，因此我的错误可以不划成右派。所以1957年组织上给我的结论是“中右”，不是“右派”，避免了以后去劳动改造。这两件事是给我印象比较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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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底1954年初的时候，我离开了他的部门，做了总编辑的秘书。这有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当时翻译了一些俄文的资料。那时年轻人中懂俄文并且能够翻译资料的并不多。我从他的部门调出来，当然他也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但具体的情况我并不太清楚。我在之后被评为“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概他在其中出了不少力，但我本人并不太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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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办《读书》杂志之前，因为种种原因我正在考虑离开人民出版社，去商务印书馆。当时我是跟陈原提的。但是后来范公找到我说：“你不要去了，我和陈原商量了，你留下来成立一个三联书店编辑部，你来主持，并且负责《读书》杂志。”当时他起了什么作用我不太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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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后来可能他觉得我不成材，否认有这事。但是我记得很真切。我1960年入党，当时在党支部讨论时遭到很大的反对。我被认为走白专道路，在阶级斗争中表现不佳，可是他尤其是还有一位社领导王子野都很支持我，做我的入党介绍人，这我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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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范用先生跟您交恶，甚至绝交。您能谈谈是什么原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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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昌文：这个原因很复杂了。我想有三个原因。他尽管已经在1985年底离休了，由我来主持独立后三联的工作，但是他还是经常对我们的工作提意见、出主意、想办法。其中有很多意见很好，我也都执行了，可是有三方面的事情我没有做到，这可能引起了他很大的反感。第一个是他提出来要做的我不敢做。原因很简单，我必须考虑到我们的宣传方针、整个的大方向。举个例子来说，他不主张对作家的稿件进行删改，但我很喜欢删改，对这点他很反感。但当时我还不是主要的负责人，不便发表过多的意见。等到我成为主要负责人之后，我并没有按照他的方法进行，让他很反感。这个是我不敢按照他的办法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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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是我不善于按照他的路子走，特别是关于艺术、关于美、关于封面。他懂得书、懂得艺术，特别是关于书的装帧，在这方面不断地发表意见，而且一定要照改。到我主持工作之后，在这件事上经常阻止他，而他则认为我不懂美、不懂艺术。我的基本立场是站在美术家这一边，觉得他们怎么设计就怎么做；他喜欢干预，而且讲的话是比较凶的，如说“你不懂”、“你们怎么这么庸俗”等等。这个我也跟不上。我到现在对书的装帧，最能接受的是后来我在别的地方组织出版的《新世纪万有文库》。这样的水平，他当然绝对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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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是我完全不想按照他的路子走。他在离休后还是经常跟作家约稿，而且把稿费等问题都谈定了，价钱都比较高。这个事情我讲实话是比较反感的。因此他代表三联书店约的稿件我退了一些。三联书店初创时期，经济非常困难。他的特点是完全不管经济。三联书店和人民出版社分家的时候，他只要了三十万块钱、一百来部稿子，以三联名义出版的翻译稿他一部都不要。其实已经出版的书都已有纸型，重印不需要多少本钱，而且当时翻译书的原著是不付版税的。但是他完全不管这些。他的理由也很难驳倒，就是说邹韬奋先生当年就是艰苦奋斗，你们要学习他。我主持工作时，没钱、没房子，经济非常困难。说实话，是靠别的三联书店的老前辈帮我借到钱的，那些老前辈有的是反对他的，跟他有矛盾，现在来支持我们。所以我的三个“不”——不敢、不会、不想——是和他有很大矛盾的，以至于他认为我是一个完全不够格的搞出版的人，所以和我绝交。后来有大量的言论骂我不成材，他也给我写信当面骂我，在信中也直说要把信抄送给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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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有受范公启发完成了他的理想，但是改变了他的方法。举个例子，他那时候很想恢复《生活》杂志，亲自编了《生活》杂志的试刊，打了报告要求出版。但是最后没有被批准，因为他要办的刊物的言论太激进了。等到我临退休以前想起这件事，觉得还是一件好事，又打了报告，最后办了《三联生活周刊》（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当时“生活”两个字已经被哈尔滨的某个杂志用去了）。这本《三联生活周刊》一直办到了今天，我很高兴。这个启发应该是从范公那里来的，可是必须改变范公的思路。他听了这话也许会生气。其实现在的《三联生活周刊》确实是从他那个路子来的，但是加以改变，适合需要。他是老前辈了，以往我向他汇报工作都很难，比如我告诉他：“这样不行啊，上面不赞成。”他就会说：“上面的谁啊？你让他来找我。我做出版的时候他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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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举一个小例子。《读书》办了一些时候，他和一些老革命提倡要搞读书会。这自然是好事。他上世纪五十年代时在人民出版社就搞过读书会。我是那时在那些读书会上才知道《围城》的，借来读了大感兴趣。但是，我们搞了一阵读书会后，我发觉有些大学的党团组织对这种活动很警惕。那时，从电视上看到牡丹电视搞顾客服务活动，我受到了启发。我灵机一动，把我们的活动更名为“读书服务日”，对上面报告说我们搞的是产销合一，于是皆大欢喜。范公觉得他提出的活动在不断举办，也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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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两全其美的好事不多，大多数都是让他烦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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