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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昌文：现在也不必解释了。本就没有公开的言论，但在给朋友的信中写了很多，我也不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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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曾跟随陈翰伯、陈原、范公等老一辈出版家多年，他们的工作方式各异，或者异中也有同，您能介绍一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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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昌文：我跟陈原的关系特别熟，跟范公的矛盾可能一部分也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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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俩上世纪五十年代是住在楼上楼下的。他们两位领导之间可能有些隔阂，我也不太清楚。可是我一直跟着陈原，跟得很紧，一直到他去世。我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得一直很愉快。我有兴趣的正是陈原的专长，他是外语专家，我特别喜欢外语。我在“三联”主持工作的时候，也是因为范公的关系，我著作稿很少管，主要负责翻译的书。比如范公和巴老关系挺好，要出巴老的书，我就只管出巴老翻译的书，巴老的著作我一点不插手，巴老翻译的书我出了很多。这个都跟陈原有很大的关系。在回忆录里我也提过，我们在一起经常讲三种语言：俄语、德语、世界语，他很喜欢用这三种语言，我也勉强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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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陈翰伯、陈原、范公在出版路线上的主张是一致的，都是改革派。可是范公是主张顶着干，我没这个能力。陈原主张利用外国书来讲中国的事情，这个我配合得比较好，也很乐意做，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效果。比如从巴金那里发现了房龙的著作《宽容》，第一版就印了十五万册，影响挺大。还有像《情爱论》是从俄语翻译过来的，我本身比较内行。这和陈翰伯有密切的关系，他主张改革开放，他告诉我的办法就是从马恩和毛主席著作中去找题材。陈翰伯过去是《新华日报》的人，所以他非常了解毛主席对自由民主的发挥。我跟随他读了很多马列著作，也知道了马恩比如说在爱情问题上的观点，这些都促使我组织翻译了《情爱论》，一下子印了一百二十万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所以陈翰伯、陈原、范公是一个路子，可是方法不同。范公的路子我学不上，他要顶着干，我没有这个能耐。我只能够学习陈翰伯、陈原比较曲里拐弯的办法。可是三位的改革的思想，我都欣赏、佩服，而且认为是一个路子。所谓的异跟同就是这样，“同”都是改革派，“异”是方法截然不一样。陈翰伯，特别是陈原的办法我都欣赏。1954年我是陈原的秘书，这以后我不断和他来往，一直到他去世，我什么问题都向他请教。他或者用中国话和我说，或者用外国话和我说，让我获得了很大的启发，让我知道怎么做好工作。所以我也因此离范公更远了。范公我当然很尊敬，按组织系统的话说，我是属于他的。但是说实话，他的方法我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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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那一辈老出版家身上，有哪些可贵的遗产应该好好继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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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昌文：就是我刚才说的改革开放观念。他们的改革思路非常明确，有见解、有办法。他们的确是经过了深入的思考。我没有贬低三位中任何一位的企图，我说范公只是说我学不到。对于陈原，也没有特别抬高他的意思，仅仅只是我们两个的思路比较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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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年轻一代出版人，您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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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昌文：我没什么话，大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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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晓峰 陆静 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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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于2010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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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爱书的人 钱伯城谈八十年代的出版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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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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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爱书的人 “文革”结束后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上兴起了一股读书热，几乎任何一本新书出版，都会引起抢购的热潮。据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说岳全传》时，第一次印刷定了一个当时觉得很保守的数字——九十万册！这种我们现在看起来近乎神话般的现象，当然不是出版业的常态。八十年代曾担任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的钱伯城先生，正是那个出版热潮的参与者。如今他虽已年近九十高龄，可不仅耳聪目明，广泛阅读书报，关心出版信息学术动态，而且《阿凡达》、《盗梦空间》等电影大片一部不落，甚至在今年世界杯期间依然凌晨两点起来为西班牙队加油。钱先生一直说编辑是杂家，什么都要感兴趣。也许对他来说，如今充实的生活正是数十年的编辑生涯带来的额外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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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国内曾出现书荒，这和“文革”时期出版的停滞有关，那么“文革”前的出版情况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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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伯城：“文革”前也有这样那样的运动。我在“反右”的时候被打成右派，现在解嘲的说法叫“错划”。当时全社有六个右派，正好占全社员工的十分之一，符合当时划右派比例的上限。当时各单位都是按比例的上限抓右派。我们社里还打出一个“反革命”小集团，我是主帅，何满子先生是军师，当时的小青年陈文坚是先锋。如今军师、先锋先后逝去，只剩下我这个主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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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结束后，出版业曾有过一个短暂的春天。1962年出版社（当时的名称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创办《中华文史论丛》，我作为刚摘帽的右派，负责编辑这本学术刊物，还配备一位助手。可是到1966年，“文革”开始了，《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本来已经排好，但是不敢出了，因为里面有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李平心先生的文章。“文革”刚开始，当时的上海市委在文化广场开动员大会，抛出了周谷城、周予同等八个反革命学术权威，李平心是其中之一。姚文元在批判文章中称他是“自己跳出来的反革命小丑”，他义不受辱，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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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结束后，很快出现了读书热和出版热，您能谈谈当时的具体表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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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伯城：“文革”后的读书热，是由书荒和知识荒造成的。你看我们1979年出版的《中华文史论丛》，最高的印数达到四万五千册（因为登了胡适的文章），最低也有两万五千册。我们把新书预告发出去，新华书店反馈回来的订数就是我们的印数。当时读者买《红楼梦》、《水浒》都要通宵排队。那时木材很值钱，有人拿了《水浒》、《红楼梦》可以直接到乡下去买木材。我们出了一本汪辟疆先生的《唐人小说》，因为书名有“小说”两个字，也卖得很好，很多人其实不知道这是文言小说。当时社里员工内部买书还是有特权的，但是这种热门书也只能每人限购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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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中华文史论丛》增刊的名义，出版了不少论文集，比如语言文字、太平天国等学术会议的论文集，还整理出版了上海图书馆藏的日记、书信，其中《忘山庐日记》、《汪康年师友书札》、《艺风堂友朋书札》等都是与近代史研究相关的资料。当时不大容易见到这些资料，后来在近代史研究中，有很多人引用。这些都是我们编辑业余自己标点的，主要是为了大家能有更多工作做，当然也有点稿费收入。我做责任编辑把关，主要为大家改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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