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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昌文：就是我刚才说的改革开放观念。他们的改革思路非常明确，有见解、有办法。他们的确是经过了深入的思考。我没有贬低三位中任何一位的企图，我说范公只是说我学不到。对于陈原，也没有特别抬高他的意思，仅仅只是我们两个的思路比较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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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年轻一代出版人，您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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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昌文：我没什么话，大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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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晓峰 陆静 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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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于2010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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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爱书的人 钱伯城谈八十年代的出版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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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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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爱书的人 “文革”结束后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上兴起了一股读书热，几乎任何一本新书出版，都会引起抢购的热潮。据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说岳全传》时，第一次印刷定了一个当时觉得很保守的数字——九十万册！这种我们现在看起来近乎神话般的现象，当然不是出版业的常态。八十年代曾担任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的钱伯城先生，正是那个出版热潮的参与者。如今他虽已年近九十高龄，可不仅耳聪目明，广泛阅读书报，关心出版信息学术动态，而且《阿凡达》、《盗梦空间》等电影大片一部不落，甚至在今年世界杯期间依然凌晨两点起来为西班牙队加油。钱先生一直说编辑是杂家，什么都要感兴趣。也许对他来说，如今充实的生活正是数十年的编辑生涯带来的额外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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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国内曾出现书荒，这和“文革”时期出版的停滞有关，那么“文革”前的出版情况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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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伯城：“文革”前也有这样那样的运动。我在“反右”的时候被打成右派，现在解嘲的说法叫“错划”。当时全社有六个右派，正好占全社员工的十分之一，符合当时划右派比例的上限。当时各单位都是按比例的上限抓右派。我们社里还打出一个“反革命”小集团，我是主帅，何满子先生是军师，当时的小青年陈文坚是先锋。如今军师、先锋先后逝去，只剩下我这个主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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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结束后，出版业曾有过一个短暂的春天。1962年出版社（当时的名称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创办《中华文史论丛》，我作为刚摘帽的右派，负责编辑这本学术刊物，还配备一位助手。可是到1966年，“文革”开始了，《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本来已经排好，但是不敢出了，因为里面有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李平心先生的文章。“文革”刚开始，当时的上海市委在文化广场开动员大会，抛出了周谷城、周予同等八个反革命学术权威，李平心是其中之一。姚文元在批判文章中称他是“自己跳出来的反革命小丑”，他义不受辱，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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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结束后，很快出现了读书热和出版热，您能谈谈当时的具体表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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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伯城：“文革”后的读书热，是由书荒和知识荒造成的。你看我们1979年出版的《中华文史论丛》，最高的印数达到四万五千册（因为登了胡适的文章），最低也有两万五千册。我们把新书预告发出去，新华书店反馈回来的订数就是我们的印数。当时读者买《红楼梦》、《水浒》都要通宵排队。那时木材很值钱，有人拿了《水浒》、《红楼梦》可以直接到乡下去买木材。我们出了一本汪辟疆先生的《唐人小说》，因为书名有“小说”两个字，也卖得很好，很多人其实不知道这是文言小说。当时社里员工内部买书还是有特权的，但是这种热门书也只能每人限购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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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中华文史论丛》增刊的名义，出版了不少论文集，比如语言文字、太平天国等学术会议的论文集，还整理出版了上海图书馆藏的日记、书信，其中《忘山庐日记》、《汪康年师友书札》、《艺风堂友朋书札》等都是与近代史研究相关的资料。当时不大容易见到这些资料，后来在近代史研究中，有很多人引用。这些都是我们编辑业余自己标点的，主要是为了大家能有更多工作做，当然也有点稿费收入。我做责任编辑把关，主要为大家改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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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很多学者都没有平反或恢复名誉，出版他们的著作有阻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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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伯城：阻力还是有的，不过主要体现在出版社自己身上。那时上级并没有具体的什么通知，就看出版社自己有没有勇气和眼力。那时没有一级一级的评审小组，图书也不需要送审。八十年代出版主要靠自律，大家都觉得守土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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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78年从工厂“战高温”回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到文史论丛编辑室。复刊号有一篇《致读者》，原稿是我写的。复刊号发了李平心先生的文章，就是“文革”前编好的那篇文章，只不过这次加上了“遗稿”两个字，还有陈寅恪先生的《论再生缘》，这篇文章之前在大陆没有发表，章士钊先生奉命到香港前，到中山大学拜会陈寅恪先生的时候，陈给了他油印稿，香港方面就流传了。我们后来在1979年就根据油印稿发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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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的文章在引文后的按语另起一段，“寅恪按”是顶格写的。当时编辑室里有一位编辑是报社出来的，按照报纸的规矩，坚持“寅恪按”不能顶格。我和他争起来，一直告到罗竹风那里（罗那时刚落实政策，下放到出版社待命，请他担任《中华文史论丛》主编之一）。他不太留意这些细节，也没有给出具体意见。最后在我的坚持下，终于按照陈寅恪先生行文的格式排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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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不是随便什么书都能出。没有平反的学者，都不能发文章或出版著作，要发表，需要上面批准。我们发表胡适的遗稿《〈水经注〉校本研究》，就是有压力的。我们拿着报告去市委宣传部，当面请分管的副部长批示，方才发表。此外，也有自己的办法，比如在出版说明中都会提到“英明领袖华国锋”，并谴责“四人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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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的工作也得到很多学者的帮助，您印象比较深的有哪几位？